天下长河真难治，从限制权力到逼人犯错，清朝财政制度逼官员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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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部备受欢迎的电视剧《天下长河》以治理黄河为主线，生动展现了河道治理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以及朝堂各方势力的博弈过程。然而，回顾清朝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河道的治理一直是贪腐的重灾区。历代帝王纵使费尽心思，也无法铲除这一顽疾。那么，为什么治河工程总伴随着贪腐？是人性的必然，还是君主专制体制的固有缺陷？这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即清代僵化的财政体系迫使官员不得不玩弄虚作假。

在清朝时期，财政的主要来源主要是：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然而，关税收入有限，而海关官员大多属于皇帝的“奴隶”，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搜刮钱财，致使关税收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杂赋的收取也充满混乱，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对于各类杂赋征收标准不统一，征收过程充满各级官员的贪婪，将这些收入主要用于自身的私利。因此，朝廷的主要财政来源只剩下田赋。

种田交税是古代的惯例，然而，康熙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宣布将人口与赋税挂钩，将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口设为固定标准，之后不再增加赋税。康熙朝的物价相对稳定，但社会不断发展，出现了人口增加、环境恶化、物价上涨、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败，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国家治理的难度。然而，康熙的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却成为了不可更改的铁律，导致国家财政体系僵化，难以采取大规模的河道治理措施。

治理河道因此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河道问题逐渐加剧，未加以治理会导致国家大乱，但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用于治理，因此不得不采取虚报数据的手段来完成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又是如何保障河工的正常运转的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手段。

首先，当官员参与治理河道时，可能面临风险，可能需要赔钱。清廷对于治河是有一定的预算安排的，每年会拨付重资用于修缮河堤。然而，并非每年都会发生河道危机，有些官员选择赌明天会更好，因此可能不会全力以赴地进行修缮，而在修缮过程中偷工减料，以便中饱私囊。康熙采取了赔修制度，规定如果河堤在三年内发生损坏，负责官员必须自行承担费用并将河堤修好。这一制度引发了一些官员的创新，但也导致了滥用权力和贪污。

私加赋税也是一种手段，政府可以直接要求赋税，而且官员可以在其中寻找机会，实际上横征暴敛。政府通常以白银的方式进行大型工程，付钱就干活，买材料也要付钱。河道治理所需的原材料都是由朝廷购买，但随着清朝财政压力的增加，工程造价并没有上涨，相反，往往降低，这使得各种物资的价格上涨，经费下降。因此，各地的百姓被要求分摊所需的物资，并将其运输到工地。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征派制度，因为治理河道受益于沿河的百姓，所以他们应该承担部分成本。然而，分摊的数量巨大，给当地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最后，官员可以采取虚报数额的方式，制造假账，以逃脱责任。他们明知道河道治理存在问题，但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体制有问题，因为君主专制时代不允许批评。因此，官员之间相互合作，试图掩盖问题，让体制继续运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通常在数据上搞虚作假，比如用2000名工人的实际费用报销5000名工人，或者报告修理了100里的河堤，而实际只修了50里。这种虚报成了一种常态，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嘉庆时期。

这一改革计划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官员迅速反应，要求涨工程款50%。嘉庆大怒，指责官员贪婪，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于是，官员继续虚报数据，治理河道的问题持续下去。清朝从开国到灭亡，尽管治理河道一直是头等大事，但僵化的体制和腐败的系统使得官员陷入贪腐的循环，导致河道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综而言之，治理河道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工程，但古代中国的政府体制和财政体系都无法支持大规模的河道治理。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即使是明君和忠臣，也难以摆脱体制的束缚，因此，河道治理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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