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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米尔纳在向开普殖民地总督沃尔特·赫利-哈钦森爵士解释自己的计划时说，他“绝对相信……有必要从内部进行干预，让开普殖民地回归正轨，防止它拖累南非所有的进步大业”。

他说，该倡议必须来自忠诚的殖民者，“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得到民众的支持”。1902年5月，在《弗里尼欣条约》签署后不久，一份由42名议员签署的请愿书正式提交给了赫利-哈钦森，后者又将请愿书递交给了米尔纳。米尔纳的正式答复是，作为高级专员，他无法对请愿书发表评论。但他附上了一封以私人身份写给请愿者的非正式信件，并授权该信在开普殖民地的报纸上发表。

作为对老朋友的非正式发言，我可以说，我完全赞同这样一种愿望，即在战争引起的激烈情绪尚未平息之前，避免使殖民地受到因议会和政党重新爆发冲突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影响……开普殖民地无党派政府的过渡期，暂缓实行宪政制度反而可能会推进其正常运作。我认为这样的制度更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促进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缓和种族仇恨，而不是立即恢复到旧的状况。

但米尔纳的计划失败了。他对终止宪法的支持在开普敦引起了一阵骚动。在伦敦，张伯伦因米尔纳没有事先征求他的意见而大发雷霆，他告诉米尔纳，他感到“沮丧”“非常尴尬”，以及“深受伤害”。米尔纳试图以直白的语言为自己辩护：我认为这是很不幸的，在英国为南非霸权而进行的斗争结束的短短6个月之后，英国的公众舆论竟然会认为那些在开普殖民地为这一霸权而战的人应当心甘情愿地落在凶恶和奸诈的敌人的控制之下……

进步党战胜南非党

我不仅应当，而且也有责任告诉他们，除非他们能够通过正常渠道把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需要告诉英国政府和人民，否则审判可能会对他们不利。米尔纳对政变努力的失败深感失望，但1904年2月的开普选举结果却给了他些许安慰。先前，在开普殖民地有1万名阿非利卡人选民被剥夺公民权，以惩罚他们参与叛乱，借由这个优势，进步党战胜了南非党，后者是阿非利卡人帮和其他组织组成的联盟。

进步党的胜利也标志着罗德斯的老朋友詹森的命运迎来了新的曙光。在罗德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詹森一直在努力为自己洗刷恶名。他被罗德斯任命为戴比尔斯集团的董事，1900年，他作为进步党人在金伯利选区参加议会竞选，结果无一人支持他。根据《开普时报》的报道，7月詹森第一次在议会露面时，面临了“死一般的沉默”。詹森的传记作者、记者伊恩·科尔文记录了此次事件如何演变成人身攻击：

在一次可怕的会议中，詹森坐在后排的一条长椅上，一副孤苦伶仃的样子，没有人招呼他，也没有人注意他，就在这时，（阿非利卡人）帮派从会议室的另一边向他投去毒箭般的言语和笑声。他在这里感到浑身不自在，无法施展抱负。尽管如此，詹森还是坚持了下来。罗德斯死后，他想继承罗德斯的衣钵，他认为完成罗德斯中断的工作是他的“职责”，他还搬进了“大谷仓”别墅。

1903年，他成为进步党的领袖，一年后成为总理。鲁德亚德·吉卜林在创作著名诗歌《如果》时想到的就是詹森：如果你能赌出你赢得的一切冒着孤注一掷的风险，即使失败，也要东山再起。如果你能面对胜利和灾难对这两个骗子一视同仁。

米尔纳爵士于1905年离开南非，除了在这片土地上安插了几千名英国移民，以及使得阿非利卡人的敌意超过了战前的任何时候之外，他对阿非利卡人进行英国化的努力毫无成果。1904年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德兰士瓦的白人总人口为30万；约翰内斯堡的人口仅从战前的7．65万增加到8．3万；威特沃特斯兰德现在的人口为11．7万；但是，在农村人口中阿非利卡人占了绝大多数。

在比勒陀利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米尔纳抱怨了对手对他进行的阻挠，这种阻挠不是来自阿非利卡人，而是来自英国公民。他说，德兰士瓦的“那些最大的利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持续不断的指责、没完没了的挖苦中逐渐产生，并在偶尔爆发的歇斯底里的谩骂中变得多样”。米尔纳的努力很快就失败了。在英国，随着金戈主义浪潮的消退，盎格鲁布尔战争更多地被看作是一次代价高昂又不光彩的事件，而不是帝国的胜利。

史末资将军新首相见面

在议会中，自由党反对派批评在金矿使用低薪中国劳工的行为，声称这无异于“对中国人搞奴隶制”。更糟糕的是，米尔纳授权在一系列暴力和暴虐案件中鞭打中国劳工，置地方法官的权威于不顾。米尔纳告诉他的继任者塞尔本勋爵：“当时，这种事在我看来并无大碍，我真的很少去考虑它。”

1906年1月，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上台，他们倾向于让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实行自治。史末资将军赶赴伦敦，与新首相见面。史末资写道：“我在唐宁街10号向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你想要朋友还是敌人？’”在英国征服布尔共和国5年后，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又被归还给阿非利卡的领导人，而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

1907年2月，人民党以明显多数击败了菲茨帕特里克领导的进步党，并在路易斯·博塔的领导下组建了政府，博塔出任总理。1907年11月，除8个未能获得的席位外，奥兰治联合党在议会中赢得了剩余所有席位，亚伯拉罕·菲舍尔成为首相。对史末资来说，这是“信任和宽宏大量的奇迹”，但对米尔纳来说，这是“巨大的背叛”。

“起来，班图人！”

当白人热火朝天地忙着政治活动时，黑人却被排挤到一边。黑人希望英国的统治会为他们带来政治权利和地位的改善，但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1900年，当英国军队到达威特沃特斯兰德时，成群的黑人工人兴高采烈地烧掉他们的通行证，因为他们以为开明的英国政府不需要这些。但事实是，通行证法的实施力度变得更大了。

非洲土著领导人，如佩迪人的酋长塞库库尼二世和卡特拉酋长伦特什韦，在战争期间为英国军队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他们帮助英军将布尔突击队赶出他们的周边地区，却没有得到什么回报。德兰士瓦的非洲土著搬到了荒废的布尔农场，希望这些在19世纪被殖民的土地能够重新回到他们手中，但却很快被英国军队和警察驱逐了。一位非洲撰稿人在《南非展望》杂志中表达了对农村地区的幻灭感：

战争后期，促使新殖民地的原住民听从国王陛下的军队调遣的一个强有力的原因是，英国政府将在众所周知的正义感和公平感的驱使下，将在全面解决问题的行动中，充分考虑黑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地位，并且在战争结束时，把整片土地归还给他们，他们认为，这时正是英国人对他们这些被剥夺土地和自由的人表示同情的时候。唉！但事实并非如此。今天，这些殖民地的黑人觉得走了一条狼又来了一只虎。

黑人精英中弥漫着一种深深的震惊情绪，因为英国政府同意在引入自治政府之前，推迟考虑黑人的政治权利，这实际上是把决定权交给了白人选民。德兰士瓦土著代表大会向伦敦下议院抱怨说，“与国王和英国原则为敌”的阿非利卡人受到优待，但以“心灵和行为”表示忠诚的非洲人的利益却受到忽视。奥兰治河殖民地原住民大会向爱德华七世递交的请愿书也提出了类似的抗议。

“（在我们这些请愿者）看来，令人痛惜的是，在流血事件停止之前，战争所标榜的正义、自由和平等权利竟会如此轻易地被放弃。请愿者们认为，如果不能在这个殖民地的立法机构中有一些代表为他们发声，他们的利益将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在之后的岁月里，非洲所有四个殖民地的土著发言人都谴责《弗里尼欣条约》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公。

参考资料：

布尔性质辩异[J]. 张隆文.世界历史,1985(11)

英帝国与英联邦[J]. 张天.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4(05)

论英布战争对20世纪初英国社会改革的影响[J]. 李衡.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