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留在大陆的军统特务，曾受尽折磨，为何仍对党组织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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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凡女子，生于乱世，命途多舛。她叫王庆莲，1928年的一个清明日出生在浙江江山。家境贫寒，父母都是勤劳的农民，她的人生似乎注定了与悲苦为伴。幼年时，丧父的王庆莲被母亲送到外婆家，母亲辛苦打拼，四处工作谋生，只为了给女儿一个吃饱饭的机会。

随着抗战的爆发，国家动荡，家庭贫困愈发明显，饥一顿饱一顿，甚至断炊成为生活的常态。王庆莲的命运在1943年出现了一个转机，抗战进入新的阶段，军统开始招募新人。王庆莲的母亲看到了这个机会，希望能够让女儿找到一个相对安稳的去处，她没有多想，就为女儿报了名。小有文化的王庆莲因此被特批进入了军统，一个以男兵为主的组织。她迅速踏上了离家的军车，前往一个秘密的训练基地，开始了系统的特工培训。

她的角色是译电员，她的任务是破译电码，工作虽然单调，需要不断学习各种技能和知识，但相较于以前的苦日子，这里的生活如同天堂。她的着装体面，有闲暇时光，可以观影、跳舞，尽情享受娱乐活动。译电科是军统的核心，大多数成员都是她的乡亲，使用方言进行日常交流，这使她倍感亲切。尽管她只是一个小小的译电员，但她的地位让她与一些高层特工如戴笠、毛人凤、姜毅英有了接触。

姜毅英是她的顶头上司，虽然经常刁难她，却未能将她逐出译电科。相比之下，毛人凤对她还算友好，总是批准她预支薪水的请求。然而，在1946年的一个春日，戴笠的突然离世让王庆莲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变数。这个消息深深触动了她，让她开始考虑着是否应该离开军统。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国家局势仍然不太稳定。姜毅英，一直对王庆莲存有微词，以一些无端理由阻止她前往南京，王庆莲决定不再受制于人，她与其他6名同事组队，秘密前往南京。旅途充满困难，他们必须隐姓埋名，但最终他们成功抵达了南京。

然而，姜毅英却大发雷霆，威胁要将她们拘留。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敢为王庆莲说一句公道话。这一事件让她不断感到担惊受怕，始终担心被人“整惨”。在这种情况下，她渐渐萌生了离开军统的念头。但军统有着特殊的规定，一旦加入，只有两种结局，要么死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要么老死在这个组织中。

然而，王庆莲找到了一条出路：请长期休假。她以母亲身体欠佳为由，请求毛人凤批准长期休假。让她意外的是，毛人凤居然同意了她的请求。1946年8月，她离开了军统，这个决定最终被她的上司姜毅英所赞成。

1949年，国共内战以国民党的失败告终，蒋介石败退台湾。在国家动荡的大背景下，王庆莲的离去似乎已经无人关心。她留在了中国大陆。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她曾是军统的一员，她受到了举报。

王庆莲心知自己并没有犯下什么罪行，主动前往公安局自首，坦然交代了自己的经历。组织展开了一番调查，认为她并未犯下什么罪行，最终宽大处理。她被分配到杭州的白肉市场工作，随后又调到了粮食局，度过了整整8年。

然而，在1958年，国内形势再次发生巨变。王庆莲因为曾是军统特工而受到牵连，被下放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开始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这个时期对她来说是特别艰难的，她的身心备受摧残，甚至一度想投湖自尽。幸好，她得到了及时的救援，才保住了性命。

王庆莲慢慢明白了生活中的艰辛，她开始积极接受改造。直到1979年，她的丈夫首先被平反，紧随着在1981年，经历了23年农村生活的王庆莲也得以平反。从那时起，她开始享受平凡老百姓的生活。之前的巨大精神压力让她养成了吸烟的习惯，从每天一支烟开始，到后来平反后需要吸半包烟。

晚年的王庆莲在接受采访时坦然地说：“我还是感谢共产党和党组织，在乡下的23年也给我算了工龄，到现在我退休31年，共产党养了我31年，晚年生活能平平安安过，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回顾她的一生，她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一开始因为生计选择了加入军统，但与反动特务无关。她没有犯下恶行，生活中秉持不作恶、平常心和感恩之心，使她能够善终，度过晚年，过上幸福而安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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