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下亭千年史话

作者：周长风

　　大明湖是济南风景绝美之地。如果说大明湖是济南秋波盈盈的眼睛，那么位于水中央的历下亭就是明亮的眸子。或者套用著名作家老舍赞美趵突泉之于济南的句式来说：“设若没有这亭，大明湖就会丢失了一半的美。”历下亭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呢？

　　清代何绍基书”海右此亭古“联（苏健摄）

北魏与唐宋时的演变

　　唐天宝四载（745）夏天，杜甫漫游来到济南。当时的文坛泰斗、北海郡（郡治位于今山东青州）太守李邕也来到济南。由正在济南任司马的李之芳安排，大家欢宴畅叙。杜甫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

　　东藩驻皂盖，北渚凌青荷。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

　　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

　　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

　　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因为山东位于大海之西，故称“海右”。济南城南有历山，对这座城市来说，得名“历下”“历城”比“济南”早得多。杜甫说的“历下亭”是此亭的专名，还是“历下”仅为地名，意即“历下的亭”？应该是后者。至今从未发现在这首诗之前，有“历下亭”一名的记载。

　　杜甫说“海右此亭古”，后人因之将“历下亭”的历史，由此上溯到其前200多年的《水经注》所记载的历城“客亭”。如清乾隆《历城县志》即说：杜甫诗中的历下亭，“疑即《水经注》所谓‘池上客亭’也”。《水经注》为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成书于北魏孝昌二年（526）左右，其中写道：趵突泉发源的泺水“北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东北两侧面湖，此水便为净池也。池上有客亭”。据此，后人一般认为北魏时的客亭应位于历城古城西北，即今五龙潭一带。这里所说的“客亭”并非园林中仅供游赏的亭子，而是以提供食宿为主要功能，接待外地客人的馆舍。

　　历下亭欢聚21年后的大历元年（766），杜甫流寓夔州（今重庆奉节），作《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此时李邕被冤杀已近20年。诗里回忆了刻骨铭心的济南相聚，写道：“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

　　“临淄亭”即历下亭，济南于唐天宝元年（742）由齐州改称临淄郡，五年（746）又改称济南郡，杜甫来济南正是在改称临淄郡期间。著名学者仇兆鳌于清康熙年间作《杜少陵集详注》即言：杜甫与李邕“再遇于临淄亭，有陪宴历下亭诗。”这也说明当时的历下亭非专名，此亭应亦是客亭。

　　历下亭岛。约摄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历下亭作为专名，最早见于宋代著名文学家晁补之，绍圣元年（1094）任齐州知州时所作《北渚亭赋并序》：知州居所其旁“圃多大木，历下亭又其最高处也”。明代山东按察使李裕作《济南游大明湖记》，说当年曾巩重建历下亭。曾巩知齐州早于晁补之23年，但是传世宋代文献中并没有此种记载，甚至没有能证明曾巩在任时历下亭存在与否的诗文。

　　虽然自宋代始，济南才真正有了名为“历下”的亭子，但是这一专名无可置疑地缘于杜甫其人其诗巨大的历史影响力，因之历下亭明清也被称作“海右亭”“古历亭”“海右古亭”。

金元明时的存废

　　金代诗人马定国约于天会九年（1131）作《登历下亭有感》诗，写眼前景物道：“烟横北渚芰荷晚，木落南山鸿雁秋。”

　　金元时期著名文学家元好问，于蒙古太宗七年（1235）在《济南行记》里写道：“至济南，辅之与同官权国器置酒历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后，自周齐以来有之。”“周齐”指北齐与北周，即北魏之后、隋唐之前的时代。即使不把历下亭的历史追溯到郦道元所说的“客亭”，“周齐”时代有之亦大可称“此亭古”了。

　　元代著名文学家王恽作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的《游华不注记》写道：“自历下亭登舟，乱大明湖，经会波楼下，出水门。”乱，横渡。其后三四十年，元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钦在《齐乘》中写道：“历下亭，府城驿邸内历山台上，面山背湖，实为胜绝。”

　　明洪武十一年（1378）腊月，先前任翰林院修撰的朱善来游，作《历下亭记》写道：“余登历下之亭，顾瞻久之，叹曰：‘济南之胜在历下一亭，而斯亭之胜又在大明一湖。’”

　　明正统四年（1439），时任山东提学佥事薛暄作《历亭送别序》，写道：“泉之北渚，有古亭遗址，岿然尚存，即杜少陵与李北海宴集处，所谓历下亭也。”此时历下亭已残破，“岿然尚存”之“遗址”应指历下亭建于其上的高大的历山台。然其同时期所作《送王秀才省兄归京师》云：“海右传闻此亭古，亭中送客豪英聚。清风入座华筵开，流霞满眼金杯举。”《送王秀才》云：“历下山川秀，高亭古制存。朱栏环碧沼，绮席拥金樽。”薛诗中的“此亭”“高亭”，实则是代指包括历下亭遗址在内的宾馆，即于钦《齐乘》所说的“驿邸”。此种作诗的方法下面会大量述及。今人不察，难免疑惑“遗址”如何“华筵”“绮席”。

　　由以上文献可知，宋金元至明初，历下亭毁而建，建而毁，但是其位置一直在可称作“北渚”的大明湖南岸，宋代齐州署衙故址旁边、金代府宅之后、元代府城驿邸内。清康熙二十年（1681），布衣诗人杨炤作《历下亭》一诗，有题记写道：元代驿邸、历山台如今“俱废，父老相传，亭址在今贡院后”。以上皆指今大明湖路山东省政府北门一带。若按元好问所言“自周齐以来有之”，唐代历下亭亦应在此地。

　　明成化五年（1469），时任山东按察使李裕《济南游大明湖记》写道：“遂循南岸，至历下、环波、水香三亭。亭瞰湖滨”，“今湮圮基存”。

　　明嘉靖十二年（1533）刊刻《山东通志》载：“历下亭，在大明湖，今居民所侵。”

　　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任历城知县的张鹤鸣在《同刘五云游湖》诗中写道：“海内名亭都不见，令人却忆少陵诗。”

　　明崇祯六年（1633）刘敕编纂印行的《历乘》记载：历下亭“今废”。

　　但是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山东盐运使李兴祖作《重葺古历亭碑记》，却写道：“济南之历下亭，故在大明湖之滨”，自李邕、杜甫之后，“迄今千数百年，未有继响者，唯李沧溟曾一修葺”。沧溟，明代济南名士李攀龙号。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山东盐运使罗正，以及其后的雍正年间巡盐御史鄂礼、咸丰年间山东盐运使陈景亮，也分别作过重修历下亭碑记，皆说李攀龙曾经修亭，应是照抄前辈盐官李兴祖的碑文罢了。

　　清乾隆十三年（1748）《春暮游历下亭（三首）》诗御碑拓片。此碑毁失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2022年复制重立。

　　李攀龙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考中进士后在外做官，嘉靖三十七年（1558）从陕西按察副使任上称病还乡，隆庆元年（1567）又出任浙江按察副使。他的传世诗文里没有写到修葺、游赏历下亭。

　　李攀龙从陕西返乡后，曾在端午节与儿时好友许邦才同游，作《五日和许傅湖亭宴集》五律二首。许邦才于嘉靖三十五年至四十二年（15561563）任济南德王府右长史，随后为官开封。李攀龙这两首诗即作于两人同在济南的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二年（1558-1563）的某端午节。若宴集于历下亭，定不会在诗题将其称“湖亭”的，若是其时他已修葺了历下亭，为什么宴集于名字不值一提的“湖亭”呢？虽然尚不能据此下什么结论，但这也可说是李攀龙曾修葺历下亭的一个反证。

　　李攀龙的好友，济南府章丘县人袭勖《首夏校书历下亭》诗曰：“独抱遗经两鬓星，半生踪迹等浮萍。晴川皛皛青莲渚，夜雨潇潇历下亭。”由诗可知，“历下亭”应是其济南临时住所的诗意之称。再者，考之李攀龙生平，居乡时应无财力、精力，更无权力建造可供食宿的亭馆。

　　至明万历年间，福建人黄克缵于二十六年至四十年（1598-1612）在济南先后任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所作《历下亭送麻陈二方伯一之河南一之淮扬》有句：“清歌缓舞对离觞，二妙风流共一堂。”作《酬邢子愿少卿》诗，题记有句：“访余历下，余邀三司同宴海右亭。”另外还有在历下亭宴请宾客的诗四首。黄克缵笔下的历下亭、海右亭实为一亭，皆非正式名称，而是泛指湖畔可供歌舞宴饮的饭馆酒楼。如此讲说可举其同代人王象春的诗文为佐证。

　　明代客居济南的济南府新城（今桓台县）人王象春，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作《齐音》（一名《济南百咏》），全书收诗107首，有《天心水面亭》《北渚亭》《濯锦亭》《水香亭》《遂闲亭》《问山亭》，而无诗吟咏高居至尊地位的历下亭。

　　王象春《天心水面亭》写道：“海右此亭诚古矣，远思魏晋下隋唐。天心水面经题后，道学先生字满墙。”诗后跋语云：“亭即古历下亭，李北海同杜老所游憩者也。为元人李泂所得，读书其中”，后由学士虞集更以今名，“自更名后，古来名篇铲削始尽，所存皆腐滥恶诗，信此亭之一劫云”。

　　王象春认为，现存的天心水面亭即古历下亭，元代更名。实际上，天心水面亭为元代李泂于至大三年（1310）左右新建，其时历下亭仍在。宋金元时的历下亭位于今大明湖南岸牌坊以西，而元明清时的天心水面亭（亦称水面亭）则一直在牌坊以东，具体位置各代略有不同。据《齐音》，明万历年间有天心水面亭而无历下亭，则是无可置疑的。

　　前面讲到明崇祯六年（1633）刘敕编纂印行的《历乘》写到历下亭“今废”，而他又在此书中收入自己的《历下亭》诗：“满目芦花一径幽，风光不让洞庭秋。今来名士知是谁，山自青青水自流。”此诗作得如亲临其境，哪像“今废”？可见作诗与写史还是大不同的。

　　再举一证，明代济南人叶承宗编纂、崇祯十三年（1640）刊行的《历城县志·建置志》记有33个（组）亭，包括明嘉靖、天启、崇祯年修建的，并明确写到已废毁的4个（组）亭子，还记有明代嘉靖初年以后12位建亭、修亭、为亭子改名的人物，其中就有黄克缵，他在五龙潭旁建霖雨亭，但是通篇却无名气更大的历下亭和李攀龙。若李攀龙曾重修历下亭，会如此吗？

　　综上，明嘉靖《山东通志》、崇祯《历城县志》和《齐音》《历乘》的记载更可靠、更明确，自正统初年至明朝终了的200多年间，历下亭并未重建。

清代的移址重建及修缮

　　进入清代，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之前，诗人们还是会写到历下亭，诗里的历下亭究竟何指，仍是需要具体辨析的。

　　叶承宗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编纂《历城县志》时，没有列举历下亭。几年后的清顺治三年至五年（1646-1648），叶承宗在江西临川知县任上作诗《饯朱彤廷父母》却写道：“杨柳何青青，春光历下亭。”“历下亭”乃代指济南，并非实有。

　　清顺治十五年（1658），时任山东学政的著名学者施闰章作《寻历下亭旧址》诗，有句“荒亭更百战，往迹皆逝波”。

　　清代文坛领袖王士禛在《菜根堂诗集序》中说：“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时正秋赋，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在《秋柳诗四首》序中说：“丁酉秋日北渚亭书。”在《阮亭诗选》卷四《丁酉诗》自序说：此次“宴北渚之亭”。丁酉年乃顺治十四年（1657），王士禛作《秋柳诗四首》之时，杨圣企、杨圣美兄弟在座，王士禛作《社集明湖，即席赋送圣企、圣美还济宁，兼寄圣宜》，有句曰：“海右亭中人似昨，水西桥畔晚多烟。”“海右亭”与“北渚亭”“北渚之亭”皆指水面亭。

　　康熙三年（1664）王士禛在扬州作《忆明湖》诗，有句曰：“历下亭中坐怀古，水西桥畔卧吹笙。”元代《齐乘》卷五记载：“环湖有七桥，曰芙蓉、曰水西、曰湖西、曰北池之类是也……今皆废矣。”后亦无重建的记载。可知王士禛两首诗中的“水西桥”并不存在，诗中的“历下亭”也是指水面亭之类。只是王士禛作诗时考虑“水西桥”与“海右亭”“历下亭”方位词词性相对，选来代表明湖景色的。

　　康熙四十四年（1705）王士禛作《泛明湖登水面、历下诸亭》诗，同时作《泛明湖记》，其中写道：水面亭“西北古历下亭，即李北海、杜子美赋诗处，近颇修葺。亭中额曰‘历下此亭古’。”此历下亭便是李兴祖重修之亭了。

　　康熙元年（1662）湖南湘潭诗人王岱作《历下亭》三首，题后有注：“下有李北海、杜工部唱和诗。”其一曰：“五月闲吟客，栖迟历下亭。敝裘经岁雪，衰鬓带晨星。沙暗天难白，春深草不青。主人无北海，何物足居停。”“五月”乃指五个月，此诗写于“春深”之日，王岱上一年冬即在济南“居停”，这有王岱的许多诗文可证，从“敝裘经岁雪”亦可得知。王岱将所滞留的旅馆称作“历下亭”，与“主人无北海”皆是化用杜诗典故。

　　康熙四年（1665）诗人徐夜作《乙巳春游历下亭子》诗，有句：“济南春好杏花时，湖上条风扬酒旗”，“谁分李公亭子好，堂中重刻杜陵诗”。在这前后徐夜还作《饮明湖馆和孙孟滋、仲孺》三首，其一：“济南春色落明湖，水绿波光始泛凫。为上旗亭还命酒，昔年风景未全无。”另有与之同题的《饮明湖馆和孙孟滋、仲孺》一首：“柳下人家湖上亭，花枝红映酒帘青。春光着眼皆能醉，好借东风为解酲。”

　　徐夜诗中的“历下亭子”与“明湖馆”应为一处，或性质相同，乃是高挂“酒旗”“酒帘”的“旗亭”，即酒楼。“堂中重刻杜陵诗”的“历下亭子”，与王岱所言“亭下有李北海、杜工部唱和诗”的“历下亭”似也是一处。

　　徐夜还有诗《喜遇孙仲孺于历下，枉顾谈诗，示以名公新刻，感赠二首，兼怀其兄孟滋》，其二有句：“历亭春欲半，湖草绿初分。”此“历亭”更是明显代指济南。

　　清康熙九年（1670），著名文学家朱彝尊作《题历下亭》一文，写道：“登历下亭，与客纵饮。”又作《饮历下亭泛舟莲子湖作二首》诗，其中有“海右亭仍在”句。而同在济南的他的儿子朱昆田，同年作《钟圣舆招诸同人泛舟大明湖八首》，其六却写道：“李杜遗踪半有无，唯余历下一亭孤。怪他后辈轻前辈，又作天心水面呼。”

　　康熙二十一年（1682），文华殿大学士冯溥作《过济南，施抚军邀饮水面亭，感旧有作》，诗中有注：“亭有旧对云：‘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少陵句也。”

　　康熙二十六年（1687），山东按察使宋荦作《济南杂诗九首》，其五曰：“历亭风物妙清秋，湖水湖烟极望浮。多少新诗容疥壁，杜陵碑版不曾留。”

　　将朱昆田、冯溥、宋荦的诗，与前面抄录的明代王象春《齐音》的记述相对照，便知他们所言跨越70年而前后一致，历下亭明代不复存在后，诗人们是常将水面亭当作历下亭的。其实人们大都明白历史上两者之区别，只不过历下亭名气太大，不愿舍弃，将李代桃而已。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李兴祖拟重修历下亭，而他所认定的李攀龙修葺后“至今几二百年，又为荒墟”（《重葺古历亭碑记》）的历下亭遗址，此时属于已故艾姓乡绅留下的私产，其后代闻知此事遂慷慨捐献。这就是从那至今300多年来历下亭所在的位置，不过周围的地貌、水域还是大有变化的。

　　待李兴祖重建历下亭后，文人就不再张冠李戴，而是普遍地说之前历下亭很久不曾存在了。如济南人任弘远《登古历亭》：“此亭海内久茫然，赖有银城胜事传。”银城，地名，李兴祖祖籍，在今辽宁省。

　　山东安丘人，著名文士张贞《重建历下亭记》写道：“贞当童羁，有事济南，往莲子湖”，“及归，披阅图志，知其地旧有历下、北渚、岚漪、水香诸亭”，“是后行役必过湖上，见有洲渚孤峙中央，则历下亭故基也”。张贞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作《夜泛莲子湖记》写道：“言念初游，忽忽余四十年。”这两篇文章可说明，在张贞心目中，重建之前的清初几十年间，历下亭是不存在的。

　　李兴祖《重葺古历亭碑记》还写道：“观风问俗，起废举坠，固良司牧之责也。夫以北海之后千余年而有沧溟，沧溟之后几二百年而有予，又皆为统宗，岂水木根源相感触而使然欤？抑精灵所萃，俟其人而后发欤？”意思是，李北海千余年后有李攀龙，近二百年后又有他，皆李姓，这是因血脉相通而感触、后人完成先祖留给的使命吧？

　　李兴祖之所以说“李沧溟曾一修葺”历下亭，或与三人都姓李有点关系。李邕居官北海郡，而李兴祖碑记中则不乏想象地说，李邕对历下亭“爱其幽旷，常登眺赋诗其上”。如此写来，增添了文章的史味和诗情，但事实究竟如何，历代读者几人深究？

　　著名学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写道：“但文人赋咏本非史家纪述，故有意无意间逐渐附会修饰。”著名学者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也写道：“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

　　诗词未尝不可以作为史料，然其表述结果主要是按照创作时的主观意愿来建构的，修辞性必具，实事性或有，其真事的成分与程度需要仔细研判，不可轻易地一概采信。相比诗词，方志以及笔记、碑记、序文、注解、日记等文体客观性、纪实性更强。

　　李兴祖重修历下亭，置匾额曰“古历亭”，文人多据此称之。乾隆十三年（1748）弘历帝来游，题额“历下亭”，此后“古历亭”就几乎不讲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山东盐运使罗正，雍正十年（1732）山东盐运使杨宏俊，乾隆年间曾任历城知县、济南知府、济东道道员的李燕，道光二十一年（1841）山东布政使杨庆琛、咸丰九年（1859）山东盐运使陈景亮，相继重修过。

　　李兴祖在碑记中言，所建历下亭“周回凡六楹”，如今周回却是八楹。李兴祖还作有《重葺古历亭纪事三十韵》诗，其中有“窗含四面若浮舟”“偶憩北窗安枕簟”等句。时任山东按察使喻成龙等官员的诗作中也有如此描述，可知新建的亭子是有门有窗的。乾隆帝来时曾作《春暮游历下亭》五律三首，地方官员制御碑置其中，或从此时始，历下亭即去除门窗，开敞空间了。

　　根据现存碑记，李兴祖重建用了两个半月左右，康熙五十五年（1716）用了不到两个月，雍正十年（1732）用了不到一个月，而咸丰九年（1859）重修历时最长，用了四个月。据此判断，咸丰年提高建筑规格、改六楹为八楹的可能性最大。如今历下亭的面貌大致是咸丰年重修后的样子。至于历下亭周围的附属建筑，历代皆有变化，自1965年进行较大改建后，其格局与规制再没有改动。

　　薛暄《历亭送别序》写道：“济南得岱麓山水之胜，而是亭又得济南山水之胜。”陈景亮《重修历下亭记》写道：“元遗山谓‘济南楼观甲天下’，历下亭尤称胜赏”。在济南建筑史、园林史乃至地域文学史上，历下亭拥有极其崇高的文化地位。愿当代济南人继往开来，踵事增华，担当历史责任，书写历下亭新的灿烂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