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聊聊历代王朝的定都选择问题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明永乐十九年,朱棣正式将都城迁往北京,此举不仅利于统治中原,也方便朱棣继续对蒙古展开攻势,进而控制东北地区。然而,朱棣显然没有考虑到皇位继承者的才能问题。仅28年后,瓦剌人就在北京城外活跃了。他们甚至俘虏了明朝的太上皇朱祁镇。虽然瓦剌人随后被骗离开,但鞑靼和满洲等族也相继来犯。最终,明朝在李自成的攻击下灭亡,朱由检上吊身亡。然而,明朝的倔强精神却一直延续。

今天,明朝的铁粉们仍在网络上广传一段似乎很硬气实则无稽之谈的“大明宣言”:“不和亲,不赔款,不议和,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事实上,从朱元璋到朱由检,并未留下类似的遗训。朱高炽并不想守国门而亡,朱由检也不想死社稷。明朝选择北京为国都,与历代并无二致,皇帝只是选择了一个舒适的老巢。定都问题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难题。早在西周,周武王姬发灭商后就迅速返回老家镐京(今西安)建都。此举让西周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共主,姬发可谓一统天下。

然而,自周幽王起,姬发的子孙被迫迁都至洛阳,西周变东周,天子只是虚名,真正掌权的是诸侯。后世王朝都借鉴周朝教训,选择自家地盘作为国都。秦朝统一六国后,将国都定在偏远的咸阳,此举有违消化新地的需要,但始皇帝执意不肯更换,因为咸阳天时地利人和,有四塞之固和金城千里之险,是秦人根据地,最安全之处。始皇帝采取巡游的方式来管理新领土,除遭张良阻挠外,其余地区均对秦廷毕恭毕敬。 国都的选择,历来与正统和军事地理因素密切相关。自西周定都镐京(今陕西渭南)开始,长安和洛阳就成为中原王朝争夺正统的焦点和必争之地。

秦汉以来,哪个政权占领长安或洛阳,就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是正统,其他政权都是叛贼。 长安与洛阳地理位置互补, either可守可攻,是历代帝王心目中最佳国都拍档。长安背靠秦岭, 函谷关可防东方敌人,但西北族侵扰令人头疼。洛阳虽西北不虞,但东面威胁难挡。两地距离适中,皇帝可以在两都间迁徙,总有一地安稳。其次,长安周边盛产优质兵员,尤其以秦兵为最。百万秦兵可横扫六国,汉朝的强盛也来自六郡子弟的武勇。 然而,唐五代后,长安与洛阳却不复为王朝所重。

这是为何原因在于:第一,五代后中原分裂,各地豪强割据,实力雄厚者皆称帝,国都选址不再受正统限制。比如后梁 chooser 洛阳,后唐选邺城,后晋定都大同,后汉定都开封,北宋选开封和东京。第二,五代后中原战乱频繁,地方势力强大,皇权难以对全国实施有效控制,国都选在中原中心已无实际意义。各政权只需选一策略要地为都,以固本自保。第三,五代后中原经济重心东移,黄河流域逐渐衰落。开封、东京等地渐超长安、洛阳,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更适宜为国都。综上,自西周至唐,长安与洛阳之所以屡屡成为王朝国都,完全在于正统与地缘的制约。

五代后中原大乱,局势并不再适宜沿袭。各政权视实际需求选址,不再受两都的历史惯性影响,长安与洛阳遂逐渐退出国都的舞台。 刚刚过去的两千年,即便是对王国维这样的文人来说,也让人向往不已。“六郡良家最少年,戎装骏马照山川。闲抛金弹落飞鸢。何处高楼无可醉,谁家红袖不相怜人间那信有华颠。”然而,在初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在全国设立了634个折冲府,其中261个位于关中,再加上陇右诸府占唐军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军队不仅战斗力强、受信任,而且征召出战最频繁,战绩最出色。

等到开元年间,府兵制崩溃,唐朝被迫用“不良人”取代最耐苦战的关陇农夫作为主要兵源,唐军的战斗力立即下降,一直到唐亡都是挨打的货色。正是有了彪悍善战的西北汉子,才有了汉唐的荣耀与威名。当然,还有经济因素。当年的关中不像现在遍地黄土,而是森林密布、良田遍野,气候宜人,还有便利的水运优势。有了便宜又廉价的水路交通,尽管汉唐等朝代不断向关中迁入人口,长安早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关中成了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但仍是天下最富庶繁华的地方。

唐贞观年间,长安米价长期在3~5钱/斗的低价徘徊,116年后也不过13钱/斗,这是中国古代粮价最低的时代。米价的变化最能体现一个王朝的兴衰。关中发生饥荒也无所畏惧,因为离长安不足400公里的洛阳可以源源不断补给,大不了还可以迁都。从秦汉到隋唐千年间,大多数王朝的开国之君在长安和洛阳有很强的军政势力,所以建都在原基地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为何自两宋以后,长安和洛阳再未被选为都城原因有:士族门阀覆灭和南方开发,东西矛盾变为南北之争;关陇军事贵族衰弱,南方庶族地主利益的士大夫集团崛起,政治中心东移,西北没落;海上丝绸之路开发,东部沿海取代关中贸易中心地位;中晚唐到五代的战争,长安和洛阳多次毁于战火,无法担负国都重任。现代人难以想象,像大象、犀牛这样的热带大型动物曾在关中繁衍。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出人意料的原因是环保。关陕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发源地,4000年前就达到很高的文明程度。

此后两千年,这里是天下中枢,最繁华富庶,吸引无数人口迁移,建起无数关隘、城池、屋舍和良田,累积了无法计量的财富。两千年来生生不息,累计生于斯又葬于斯的人不可计数。所以难免出现开发过度问题。举例来说,从夏商到隋唐,人们要填饱肚子,除了粮食外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是燃料。当时人们烧饭取暖不可能用天然气、煤气,甚至煤炭大规模使用要到宋代,所以只有柴火可选择。不管吃一日三餐还是两餐,王侯将相或流民乞丐,要吃热食物,寒冬里要温暖,离不开柴薪。得到燃料只能砍伐树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炼钢铁短短十年,四川森林覆盖率从20%降到9%。古人当然没有这工业能力,但放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呢炉灶里燃烧了几千年的柴火,彻底毁掉了关中的生态。我们看到的就是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自然灾害频发,关中从天府之国变成今天的黄土高坡。“天府之国”这个称号最早形容关中:“(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即便在开发两千年的西汉,关中还是森林湖泊密布,大象、虎狼满地,奇花异草遍地,像个天然大型野生动植物园。

汉代340平方公里的皇家园林上林苑,就是这样:“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镐涝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然而,随着西汉衰弱和自然环境遭破坏,上林苑从汉成帝年间开始开放伐采。王莽篡汉后,战火连绵,上林苑遭彻底破坏。 大运河的开通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长安和洛阳这两个古老的国都,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和自然环境的破坏,逐渐丧失了其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长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然而到了隋唐时期,长安已经无法仅凭自身的产出来养活如此庞大的政治中心。

因此,杨广和武则天相继将国都迁往洛阳。即便是贞观之治的李世民,也频频率大臣出巡洛阳,实则是因为长安粮食供应不足。武则天下台后,虽然国都又迁回长安,然而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并未解决。最后,李隆基采取了一个极为“天才”的方法,那就是设置缘边节度使,将原本驻守长安的军队打发到边疆,以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这才使得长安出现了开元盛世的景象。然而,这个做法也埋下了安史之乱的祸根。长安和洛阳都曾被战火摧毁,但这并不是迁都的主要原因,重建并不难,运来物资也行。

真正的障碍在于,在当时交通不便的年代,失去水运便利条件的地区,其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将难以维持。为了保证长安的物资供应,汉朝时就开凿了槽渠,可随着国力衰落和战乱不断,这些人工水道全部淤塞。无论是宋太祖赵匡胤,还是明太祖朱元璋,想要在长安建都,都必须投入大量资金重新疏浚这些水道,这无疑是得不偿失的。与长安相比,洛阳的地位实际上也早已岌岌可危,这全因大运河的开通。大运河以洛阳为起点,以通济渠和永济渠为两臂连接南北,通济渠起着连接两都和保障物资供应的作用。然而,通济渠利用的正是汴河,而汴河恰恰流经汴州城。

虽然从地理条件上,洛阳作为国都实在优越,然而汴州的存在却成为了最大的障碍。汴州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军事优势,历史上多次遭遇战火,然而,一旦敌人占据汴州和大运河,洛阳将立刻陷入绝境。相比之下,以汴州为都,虽然没有山河险阻,但依托大运河的便利,可以无限扩充兵源,这也是北宋之所以能够爆兵的原因。综上,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长安和洛阳的衰落,以及汴州的兴起,都与此密切相关。水运的便利,成为中世纪政治经济中心选址的关键因素。大运河使得以往只具有军事价值的汴州,一跃成为中国最富裕的都城。 迁都之争,中国古代王朝的必修课。

北宋选在汴京,南宋只好跑去杭州。元朝和清朝都定都北京,是为了进可攻退可守。而明朝迁都北京,原因却并非天子守国门,而是朱棣对北平青春岁月的深情难割。朱棣出生在南京,但真正的家在北平。22年的北平生活,让他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靖难之役后,朱棣虽然登基为帝,却始终无法适应南京的生活。南京曾是他父亲和大哥的都城,孝陵里埋葬着朱棣的先人,这使得他在南京如履薄冰。更重要的是,南京的士大夫难以接受朱棣篡位的事实,时常给他制造麻烦。相比之下,北平的百姓对朱棣则是崇拜备至。朱棣迁都北京,无疑是情怀使然。

然而,这一决定也埋下了明王朝衰落的伏笔。首先,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南方士大夫愈发不满朱棣的统治,北方则沉醉在永乐盛世的繁荣之中。其次,北京地处北方,粮食供应成问题。为解决军粮,朱棣不得不大搞修建京杭大运河,造成民众疾苦。最后,远离南方的朱棣,对那里的状况了解不深,难以有效管治,为王朝的分崩离析埋下隐患。迁都之争,历来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朱棣选择北京,满足了自己的私情,却也带来不少麻烦。当时虽无人能预见,这一决定最终将成为推动明王朝衰落的重要因素。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只能事后诸葛亮,追悔莫及。

大明王朝的财政体制存在着严重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大明的衰亡。大明的君主与大臣之间关系紧张,内耗严重,这消耗了大明的国力。迁都北京后,北方脆弱的经济无法负担大量官员和军队的开销,只能依靠从南方运来的粮食,运输成本高昂,使大明财政状况一直很困难。到最后,大明连给军队的饷银都发放不出,明军士气低落。一遇到敌人,官兵就溃败,是因为连饭都吃不饱,谁还为大明卖命大明亡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是财政崩溃。

如果国都仍在南京,省下了运输费用,朱由检还会因为穷得向大臣借钱吗朱棣将国都迁北京,不停从南方抽血供养北方,进一步激化了南北矛盾。南明仅十余年就亡了,很大原因是南方士大夫对收复北方失地没热情。朱棣将国都迁北京,利于出兵打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但他没想到,他死后仅25年,瓦剌人的骑兵就踏上北京城外,还抓走了朱棣的重孙朱祁镇。接下来200年,北京城内外无论是外敌还是内贼,都快成家常便饭。历代中,哪怕像晋宋那样弱小,也没这么丢人。

如果大明国都还在南京,有2000里战略纵深和强大财政,又怎会如此所以,无论是“天子守国门”,还是“天子蹲老窝”,朱棣的举动都可以称得上是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