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城陵矶港

——城陵矶港史话之十三

行驶在洞庭湖上的船舶。（资料图片）

□ 李望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民国政府交通部决定恢复长沙航政办事处，10月15日，湖南省水上临时运输管理处成立。12月22日，长沙航政办事处主任刘运中决定，在湖南水运总枢纽之城陵矶设置一座船办公，管制船舶进出办理航政事宜，用以取代原来海关理船厅职能。

可是，在刘运中筹划要在城陵矶设置船办之前，岳阳县政府抢先成立了岳阳县船舶管理所，并派员前往城陵矶，设立城陵矶办事处，办理登记船只事宜。明令：“轮船抵埠，应于两小时内前来本处报到登记，木船抵埠，应及时向各码头管理员登记。”10月14日，岳阳县船舶管理所明文通告：“凡属各埠来往船舶，除持有岳阳船舶管理所证件及以前城厢证件外，概作无效。”换证时，须将以前城厢登记证收回，以此管制船舶出入。12月，管理所改成船舶大队，城陵矶办事处亦改为城陵矶船舶队，业务照旧。

1946年1月1日，为“筹备复员”“裕库收值”，财政部湖南区货物税局岳阳分局成立。同日，鉴于岳阳城陵矶地当要冲，为湘省出入货运必经之所，来往港口的船舶日益增多，适应办理货物税稽征事宜，湖南区货物税局岳阳分局当即决定成立城陵矶税务员办事处，负责征收统矿、烟，酒各项税收。

1945年8月至1946年5月，湖南各轮船公司先后打捞修复轮船46艘，湖南航业又呈重新抬头之势。与此同时，取消封江，扫除航道障碍工作亦在进行。1946年3月13日，湖南省建设厅电令扫除城陵矶封江时布下的碍航沉船，封江障碍物全部撤除，湘北大门又开。

航道刚开，湘北长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就开始经营汉湘航线，并在岳阳设立办事处。湖南新记楚利公司也以长汉线为主要航线，投入“新鸿发”“新鸿运”等轮经营长汉线。继之，湘西轮船公司、宏兴商轮局、长沙三江航业公司、长沙顺记长津轮船公司等湖南境内的水运公司，都纷纷以城陵矶为通道，进入长江航运。同时，外省外埠的船舶也纷纷从城陵矶开进湖南。

岳阳本埠商轮亦开始抬头。1946年11月，岳阳商运拖轮股份有限公司复业。岳阳邮局亦有岳阳至监利日班轮船接送邮件，岳阳至城陵矶开有邮差班小划接送邮件。

1947年3月1日，原长湘轮船公司经理彭六安、股东高少斌与湘西航轮联合局经理王毓麟合作，各以自置的“建华”“都匀”“复华”三轮，拖带木驳，行驶长汉、长宜航线。获利后，报经长江航政局批准，成立复华轮驳拖运股份有限公司，专营外江航线，在城陵矶租用原海关房屋，设点派人照料业务和供给过往船只的生活用品。

鉴于城陵矶过往航线又开，港口亦有复兴的苗头，1946年4月11日，邑人李荣华受湘西航轮联合局（后来之复华公司一部分）、楚利轮船公司的委托，要求长江区航政局长沙办事处主任刘运中，成立岳阳城陵矶建辉轮票代售所。4月21日，被批“暂准试办”。

建辉轮票代售所“系四股组织，内设经理一，票务员一，营业员一，划夫六”。因“城陵矶埠系滩水，无法设置夏船”，而 “建大板划二只”，拨渡客货上下。同年6月，岳阳又成立建航轮票代售所，并附设钰记煤庄，供应往来船只燃煤。原城陵矶港口供应燃煤业务，因汉冶萍公司煤栈和民生公司煤栈毁于日军而转入岳阳。

抗战虽胜利，城陵矶海关关房却绝大部分遭到破坏，已是面目全非。战后航线恢复，航道疏通乃是前锋，海关巡江事务段在战火稍息便受命迁回城陵矶，对城陵矶航道进行测绘工作，并与原属海关、后属水利工程总局的城陵矶水文站一道，报道水汛，管理航道。1948年4月30日，在长江右岸城陵矶海关码头，设立水位揭示牌一个，嗣后岳阳水位，每天上午八时读记后，即在牌上揭示，以便行船。

湖南航业的复兴，使城陵矶港地位日显重要。1946年6月，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使战后本来就千疮百孔的湖南经济日益恶化，航业再次出现业务清淡、多数航商公司亏损严重，濒临破产，刚开通的各航线时开时停，朝不保夕。

城陵矶提驳挑运业工会成立

城陵矶码头工人分为两类：一为挑运业（即搬运工人），一为提驳业（即原划子帮）。码头工人分此两类，主要原因是各家公司只设点建站招揽业务和照顾过往船只，根本不从事码头建设。因而，城陵矶一直没有趸船和修建固定的码头供过往轮船、木驳靠泊用，加之靠近城陵矶镇全系滩水，轮船和吃水较深的海盐船无法泊岸，只有靠当地木划子过档起坡。两类码头工人分工明确，提驳业，主要是将货物从泊于江心的大轮或大船上出舱过档于木划，木划运至岸边后，再由挑运业工人，将货物挑上河坡，送往货主处。下河，即反之。

城陵矶提驳业，起源于清朝末年的划子帮。1946年4月，抗战时散落各地的划子帮回到城陵矶，为再次结社，申请县政府组织成立提驳业职业工会，专用担任江心船舶的货物装船、出舱、过档等装卸工作，实乃码头工人之一部。

城陵矶的挑运工人，大多为农村来的穷苦农民。这些农民来到城陵矶码头，必须先认业主，请铺保，每月向业主交一定数量的银圆，一般每月4至5元，或每季向业主交纳银洋10元、20元不等，方许下河挑运货物。工人还要自备扁担、箩筐。生产以肩挑为主，所以，挑运业工人又被人称为“箩脚子”。工人劳动所得自己不知，一律由箩头到时发给，七折八扣，到手的又是朝金暮水的纸币，“现金生意淡薄，收入无多，而公应差遣，私纳租金，以致（工人）生活困苦”。挑运业工人连理发也得凑份子轮流。

1947年4月，城陵矶码头工人强烈要求废除业主制，多次上书国民党岳阳县政府和岳阳县总工会。当局鉴于提驳业与挑运业同属码头一类，指令共同成立工会。9月26日，城陵矶提驳挑运业联合工会成立，县政府派员来城陵矶“指导监选”理事会，产生了以冯和清为理事长的城陵矶提驳挑运业联合工会理事会。联合工会有会员61人，其中25人为挑运业工人，36人为提驳工人。

工会成立后，国民党县工会派祝华林当工会助理。伴随工会成立而来的又有种种苛捐杂税，使工人瞠目结舌。工人每月除交“会费”光洋3元外，还明文规定，每月换符号一次（即一白布，上书姓名、住址、年龄），换一次符号得交光洋1元，一律不要钞票，无符号不准下河工作。如此苛刻，激起码头工人举起扁担，奋起反抗。工人文昌汉、彭希成等怒撕布告，追打祝华林至七里山方止。另外，如遇军队抓差，提驳挑运业工会首当其冲，要10个不敢给9个。再者，国民党军262医院驻扎在城陵矶附近，每隔几天就有米船进港，码头工人为之卸船、搬运、装上汽车，伤兵头目写张纸条，证明完成了派差任务便了事；伤兵稍不如意，还打人骂人。

港口商旅绝途，人民迎接解放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一步步逼近长江，国民党陆军纷纷撤向江南，部分海军也陆续逃入内河。1948年底，国民党海军在城陵矶下街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负责指挥停泊在新堤、城陵矶、岳阳、观音洲、监利等地的20多艘炮艇，并于河下设有不固定驳船，为过往军舰加油、加煤。年底的一天，国民党海军“永安号”舰水兵买东西不给钱，还殴打商民，砸烂店铺，商会会长出面调停，亦遭殴打。镇民怒形于色，纷纷找舰长评理，“永安号”军舰如临大敌，将所有大炮、机枪、步枪瞄准岸边人群，企图以武力相加。镇民们忍无可忍，于第二天宣布罢市，全镇大小店铺一齐停止营业，小商小贩也不上市，断绝了军舰上的生活补养，并向舆论机关和国民党海军总部邮寄“代电”，揭露“永安”号舰官兵的罪行。这场罢市斗争波及全镇，码头工人亦用不上码头、不帮过往军舰加煤的行动，支持了这一斗争。罢市维持了三天，最后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永安号”舰灰溜溜地开跑了。但随后从武汉退下来的败兵到城陵矶，其骚扰有过之而无不及，群众称其为“吃光队”。港口断绝了商旅往来，除军队派差外，再无其他运输活动。

1949年4月13日，设在城陵矶的“岳阳县立中学”师生举行了悼念南京中央大学殉难烈士的大会，会场前面贴有一副对联，云：“兵待寝，民亦待苏，当道果何心，学子莘莘遭杀戮；身可杀，志不可夺，都门争浴血，忠心耿耿为和平。”

鉴于岳阳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1949年5月中旬，国民党岳阳县长兼自卫总队长许新猷与中国共产党岳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西安在县政府签订书面协议，并向中共江汉区委发出了率众起义的代电。5月24日，停泊在城陵矶的国民党海军5艘炮艇上的进步官兵宣布起义，投向人民。7月19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开进城陵矶，7月20日岳阳和平解放，从此城陵矶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