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元史第一章:元末明初的东北社会局势

元末明初，东北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各方关系错综复杂。其一，元王朝虽然走向没落，但元朝在东北的统治还有一定基础。其二，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红巾军势如破竹，很快发展到东北地区，并东渡鸭绿江进军高丽。其三，高丽王朝、李氏朝鲜对中国东北一直怀有觊觎之心。其四，新兴的明朝要在东北确立自己的统治。其五，元廷北徙，北元政权妄图恢复昔日的大元帝国。其六，女真各部的人心向背对明朝稳定东北统治的意义。其七，失去统治地位的蒙古各部退居大漠，成为终明朝之世的北疆危机。

明朝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陷大都（今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90年的元王朝，元顺帝率领朝臣北徙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退居蒙古草原。并继续保持着完整的政权形式，这个政权史称“北元”。明朝与北元政权进行了三十余年的较量。

一 元朝的统治与人民的反抗

蒙古族的统治朝代——元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为稳固政权，强化统治地位，在以蒙古贵族为主要统治者的基础上，给予色目上层分子、汉族地主相应的权力，依靠他们的势力来强化对全国人民的统治，形成了高压民族政策，对各民族进行等级划分：第一等级为蒙古族人；第二等级为色目人，即我国西北地区的各民族、中亚以及东欧等地来中国的外国人；第三等级为汉族人，也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人以及渤海人；第四等级为南人，包括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民。

其中前两个等级的蒙古族人与处于上层地位的色目人为元朝的统治阶级，被赋予各种特权，而这两个等级中的普通百姓同第三、第四等级的百姓则同样属于被统治者，受到统治阶级的长期压迫与剥削，后两个等级中的上层分子同元代统治者相勾结，为使统治阶级获得更大的利益积极推行民族压迫政策。

元朝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各族人民遭受了政治、经济、民族等多方面的压迫，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亦不例外。女真族是这一地区居住的主要民族，他们承担着沉重的兵役和徭役。中统四年（1263）,“女直、水达达及乞烈宾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至元四年（1267），“签女直、水达达军三千人”。被签之人可以免征四顷土地税，但是，士兵的家属必须为士兵准备马匹、武器及其他费用。由于当时的征战较多，而且大多是长期远戍，对马匹、武器和其他费用的需求十分频繁，一般的士兵家属根本无力承担，并且，一旦被签入军籍，就要世代相袭，无法逃脱。

除了军役之外，还有繁重的站役。站赤中需要有站户从事服务，他们与军户同样享有免征四顷土地税的待遇，但是，这一地区活动的女真、蒙古及其他民族的部族并不擅长务农，有的站户虽然有从事农耕的条件，也由于站户要为站赤提供马、牛、狗及车船等交通工具，并担任船夫、马夫，而没有能力再去从事农耕生产。站户不仅要为过往人员驾御交通工具，而且还要为过往人员提供饮食服务，并满足过往人员的额外需求。致使站户生活十分贫困，经常发生饥馑，而且站赤役使的牲畜也大批倒毙。站户和军户一样，也是世袭的，一经被定为站户，就永远也无法摆脱了。因此，有的站户便采取了逃徙的方法。由于有的站户逃徙，有的站户即使没逃，但确实无力承担站役，元朝政府只好命行省和兵部对站户的情形进行反复核查，经核查认定的确无力承担站役的就改签民户。

作为一般的民户，也要承担不同的徭役、工役。至元二十二年（1285）六月，“命女直、水达达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风船”。造船，就是民户要承担的一种工役。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造船的工役是十分繁重的。“今百姓及诸投下民，俱令造船于女直，而女直又复发为军，工役繁甚。”对于女真民户而言，既要担负军户，又要承担工役，负担是极为繁重的。

元代赋役分为秋税和夏税两种，都是以户为缴纳赋税及承担劳役的基本单位。秋税缴租，夏税缴纳皮、布等。至元六年（1269）二月，“开元等路饥，减户赋布二匹，秋税减其半，水达达户减青鼠二，其租税被灾者免征”。至元二十四年（1287）闰二月，“以女直、水达达部连岁饥荒，移粟赈之，仍尽免今年公赋及减所输皮布之半”。

与元朝的其他制度相同，元代的赋税制度也针对缴纳赋税之人的民族及地区分别对待。元代的赋税制度是从太宗（窝阔台）即位以后才开始制定的，内容是：“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为永制。……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对不同等级的民族采取不同的征税标准和征税办法。女真人、契丹人与汉族人的征税标准是属于同一个等级的。

除了繁重的赋役负担，这里的人民还要忍受长期的征战和连年的自然灾害。蒙古民族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整个元朝时期征战不断，既有征战，就要连年征兵。元代活动并居住在今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及其他各族是元朝政府签军的主要地区，一旦被签入军籍，便世代皆为军户。每逢征战，元朝政府都要调遣军马及作战物资，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及劳役负担。连年的征战，不仅被签入军籍的军户饱受其害，就是普通的百姓也难逃战争的蹂躏。残酷的战争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不仅使许多城池沦为废墟，而且使这一地区原本就不甚发达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

元朝辽阳行省

如果说战争是人为因素，是统治阶级为自身利益穷兵黩武，不管人民的死活，使人民饱受磨难，那么，频仍的天灾则使这种磨难达到极点。整个元朝时期，是辽阳行省的一个自然灾害的多发期，而且灾害波及面很广。波及全行省的灾害就有至元十八年（1281）、至元二十四年（1287）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贞三年（1297）、大德七年（1303）、延祐五年（1318），至治元年（1321）、泰定二年（1325）、天历二年（1329）、至顺元年（1330）、元统二年（1334）等诸多年份。

元朝东北自然灾害

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以及长期的掠夺战争和连年的自然灾害，使人民的生活陷于十分悲惨的境地，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无法维持。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四月，“辽阳为捕海东青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对于女真人的反抗行动，元朝统治者不敢掉以轻心，首先派出万户买住前去征讨，买住被女真人杀死。又派火儿忽答前去征讨，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仍然没有平定。元统治者任命太保伯里撒为辽阳行省左丞相，前去镇压。后来又任命通政院使朵郎吉儿担任辽阳行省的参知政事，征讨野人女真，到最后也没有彻底平定。至正八年（1348）三月，“辽东锁火奴反，诈称大金子孙”，被水达达路派兵镇压。据《明太宗实录》卷134记载，朱棣说：“近世胡（蒙古）元分别彼此，柄（权力部门、权力职位）用蒙古鞑靼而外（不用）汉人、南人，以致灭亡，岂非明鉴！”

仅东北地区的反抗活动就已达到如此程度，全国性质的大起义更是此伏彼起，而且红巾军的起义很快遍布全国，并出兵高丽。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二 红巾军出兵高丽

元朝将近结束的时候，红巾军起义，高丽作为元朝的一个藩属国，接到元朝命令帮助其围剿红巾军，此时的高丽国正是恭愍王当政时期，王室成员与蒙古王室有着亲密的联姻关系，恭愍王的王后就是当时元朝的公主。因此高丽国王会积极服从元朝皇帝的命令，他们在政治上是高度统一的。

据史书记载，元至正十四年（高丽恭愍王三年，1354），高丽丞相奉命南征讨伐红巾军，高丽“平康府院君蔡河中还自元，传丞相脱脱言曰：吾受命南征，王宜遣勇锐以助之。时元政陵夷，河南妖寇韩山童、韩咬儿等始鼓乱，颍川妖人刘复通又起兵以红巾为号，与其党关先生、沙刘二、王士诚等寇掠中原，分据山东，其势大振，盗贼群起，天下大乱。”

此时元朝受到河南韩山童、韩咬儿以及颍川刘复通的红巾军等多方侵扰，其中刘复通的红巾军与其同党占据着整个中原地区，并形成了较大的势力，严重威胁着元朝的统治。高丽国奉命协助元朝统治者围剿叛乱，派出三百水师军，并广泛招募勇士，计划于八月十日在燕京将张士诚及其势力消灭。七月，“柳濯、廉悌臣等四十余人率军士二千如元。王幸迎宾馆亲阅送之。帝所召皆将相之有名望者，且精兵锐卒皆从征，宿卫虚弱，王疑惧，募弓手于西海道以备不虞”。在积极援助元朝消除危机，将本国最强军队派出的同时，高丽王感觉到自身安危也受到威胁，随即招募弓箭手来保护高丽京城。

十一月，元朝太师脱脱带领八百万强兵进攻高邮城（今江苏省高邮市），柳濯等带领23000名将士镇守燕京，在即将攻陷高邮城的时候，鞑靼知院长老担心高丽将士抢功，便下令：“天色已晚，明天再攻城吧。”随即带领军队撤退。“其夜，贼坚壁设备，明日攻之不克拔。会有人僭脱脱，帝流于淮安。”元惠宗至正十五年（高丽恭愍王四年，1355）春正月庚午，“元诛妖贼韩山童、韩咬儿，策免丞相脱脱”。元朝军队剿灭了韩山童、韩咬儿带领的起义军，随即策免了丞相脱脱。

剿伐红巾军的过程中，高丽王调遣水路将士出兵，以大力镇压红巾军势力。高邮城攻破后，柳濯等人被派遣到黄淮区域继续打击红巾军残余势力。高丽军队对红巾军的大力镇压，激怒了红巾军，同时元朝统治者为躲避红巾军的追击，在高丽大肆修建行宫，为日后避难做准备。因此红巾军在攻打元朝的同时准备对高丽进行大规模进攻，以希望通过打击高丽来削弱元朝势力，缓解红巾军面临的战场压力。

红巾军一方在关先生等人的带领下攻打高丽国，他们从当时的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出发转战两千多公里攻下高丽的开京城（今朝鲜开城）。

元至正十九年（高丽恭愍王八年，1359），红巾军攻克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庚申外史》卷下记载：“破头潘、关先生趋全宁，焚鲁王宫府，驻军辽阳。贺太平当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时也先忽都为詹事，以为总兵大将军，取辽阳。太平意谓关先生、破头潘，自晋、冀、西京历上都，军常无留行，其破辽阳，必不能守，可以取辽阳，则其子功成。至则关、潘军日治战马，一无退意，也先忽都畏之，缩迹不前，竟溃而归。”破头潘、关先生带领军队进入辽阳后，放火烧了鲁王宫府。当时贺太平为相，奏请其子也先忽都为总兵大将军，带领军队夺取辽阳。贺太平认为：红巾军自起义以来，曾屡次攻破数城，然而没有一个留军驻守，辽阳也是如此，其子也先忽都很快就能夺回辽阳。而关先生在辽阳每日练兵，丝毫没有撤退辽阳的意思，也先忽都见状感到害怕，两军对垒之时畏缩不前，最后溃退而归。

二月，红巾军在辽阳设立行省，任命关先生为行省平章事。这时元朝皇帝为躲避红巾军追击，在高丽耽罗（今韩国济州岛）修建行宫，计划日后在此避难。

红巾军为有力打击元朝统治，切断高丽对元朝的援助，稳固辽阳行省，同时对高丽进行沉重的打击，决定向高丽发起军事进攻。首先红巾军首领向高丽王发出一封书信，信中写道：“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宣战书发出之后，红巾军并未立即动兵，给高丽国预留了十个月的准备时间，才举兵攻打高丽。

同年年底，毛居敬带领红巾军四万人跨越鸭绿江与高丽首次开战，接连拿下义州（今朝鲜新义州）、麟州（今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高丽国恭愍王授李岩为元帅带兵应对红巾军的挑战，红巾军兵败铁州（今吉林省敦化西南）。然而，高丽军队却在西京（今朝鲜平壤）不敌红巾军。

攻克西京之后，红巾军进军高丽的目标基本实现。自此以后，红巾军并未继续进攻高丽其他城池，开始了休养生息，给高丽创造了喘息机会。随即在第二年年初，高丽发动全部兵力攻打西京，两军经过几天的激战，都受到了严重损伤，当时天气极为寒冷，红巾军难以忍受严寒，很多将士被冻伤，不得不放弃西京。同年二月，高丽大军继续追击红巾军，俘获红巾军元帅黄自善等人，最终只有不到一千人的红巾军撤回鸭绿江以西的区域。在此次东征高丽的过程中，红巾军虽然受到严重损失，却还要等待时机，继续进攻高丽。

元至正二十一年（高丽恭愍王十年，1361）十月，红巾军再次向高丽发兵，由关先生、破头潘和沙刘二为统帅，率领20万红巾士卒进行第二次东征。依然从鸭绿江开始，在轻易攻破数州后高丽方才组织应战，然而效果平平，无法阻挡红巾军的进攻。高丽上元帅安佑、都兵马使金得培、都指挥使李芳实对势如破竹的红巾军采用“坚壁清野”战术，将各州境内的百姓和物资全部转移和安置在慈悲岭的山区内。随后，高丽军在安州（今辽宁省丹东市）阻击红巾军，大战中指挥使金景譂投降被俘，上将军李荫、赵天柱则战败身亡。红巾军在不断取得的军事胜利中通过在高丽各地发布公告，宣称发兵百十万诱导高丽将士投降，以壮大声势。安东大败导致高丽几乎放弃抵抗，高丽上元帅安佑和都兵马使金得培在红巾军攻入慈悲岭时败逃，同时恭愍王也逃离开京（今朝鲜开城）。失去门户的开京在几日后被攻破，红巾军烧毁了恭愍王的原宫廷楼阁，并吸纳了近十万高丽百姓参加红巾军。次年（1362）正月，在高丽总兵官郑世云的指挥下，安佑、崔莹和李芳实从东、南、西三面对红巾军进行围攻，由于当时天降大雪，在营地中的红巾军大都在诵经取暖、疏于防范，开京被高丽万户侯李成桂破开东北角。虽然攻城仅用了2000精兵，但是造成的混乱给高丽20万大军迅速攻克城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缺乏准备的红巾军在兵力相若的情况下战亡近半，关先生和沙刘二也在战乱中被杀，破头潘带领十余万败军逃往鸭绿江，退回辽阳。同年四月，尚未恢复元气的红巾军再次遭遇元军的进攻，破头潘兵败被俘，进军东北的红巾军被彻底清除。

红巾军对高丽的两次进攻都是先胜后败，未能真正实现征服，然而东征事件的存在，对历史和社会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意义。关先生、破头潘和沙刘二所率领的东征红巾军是北伐军的一部分，这次东征不仅对东北地区的格局变化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影响，同时给朝鲜半岛的历史尤其是王朝的更替带来较大的促进作用。

元末明初东北局势

三 元廷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元朝末年，元廷内部矛盾重重，元惠宗（元顺帝）与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为争夺皇位，各恃派系、明争暗斗。支持元惠宗的有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枢密院事图坚帖木儿；支持爱猷识理答腊的有皇后奇氏、丞相搠思监、朴布华等。朝廷内部权臣当政，朝纲混乱，各地守军独霸一方，农民起义此伏彼起。

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爱猷识理答腊被元惠宗（元顺帝）封为太子，他的生母奇氏因为生育皇子，母凭子贵，于至元六年（1340）被元惠宗封为第二皇后，即为奇皇后。爱猷识理答腊做太子之后，试图夺取帝位，提前登基。遭到元惠宗一派的打击，被迫流亡到王保保（扩廓帖木儿）控制的山西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不久，元惠宗召回了爱猷识理答腊并与其和解。

元顺帝

当初，爱猷识理答腊准备自立为帝，受到扩廓帖木儿等人的反对。至正二十四年到至正二十五年（1364—1365），爱猷识理答腊曾联络扩廓帖木儿，谋划与其联手对付孛罗帖木儿，后失利，逃至太原。不久，元惠宗杀孛罗帖木儿，颁布诏谕命太子回京，与太子和解。爱猷识理答腊在太原时即企图效仿唐肃宗灵武称帝的故事让惠宗禅位，扩廓帖木儿没有这样做。奇皇后令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拥太子入京，胁迫惠宗禅位，扩廓帖木儿仍然予以拒绝。双方感情破裂，成为敌对势力，爱猷识理答腊对此耿耿于怀。

当时的局势是：江淮、川蜀已经掌握在农民起义军手中。为了镇压南方的农民起义，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扩廓帖木儿调动各处兵马出兵南方，张良弼、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思道等部人马均不听调遣。

至正二十七年（1367），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主抚军院，管理天下兵马，引起扩廓帖木儿等力量强大的军阀势力不满。元惠宗只好收回爱猷识理答腊主抚军院的权力，处死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的心腹帖林沙、伯颜帖木儿等人，恢复扩廓帖木儿原职。此足见扩廓帖木儿的势力之大以及与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二人结怨之深。

在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之中，明军进逼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元惠宗被迫北迁。

四 朱元璋的反元思想

取代元朝政权的是朱元璋创建的明朝，由于元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而朱元璋为汉族，虽然元朝对中国的统治不足百年，但是疆域却空前辽阔，导致了在明朝开国初期必然会引发一场“华夷之辨”。朱元璋生长于社会底层，在颠沛流离的生涯和战斗中对儒家思想由认知、认同直至尊崇，所以他对元朝的正统地位持认可态度。

儒家思想中最初的“君君臣臣”是忠君意识，发展至汉代由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更进一步符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包括朱元璋在内的历代帝王都将其作为维护统治的政治思想。首先，对朱元璋及明朝的正统表示极力推崇，宣传这是天命的行为，符合“神”的意志。由于出身于汉族且汉族人口众多，提出口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方面将汉族作为国家主体，谋取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对推翻元朝进行合理化宣传。其次，避开民族歧视的极端，承认前朝的地位，并取而代之也是“顺应天命”的行为，继承并发扬尊夏攘夷思想，弱化或纠正传统的“华夷之辨”。

对于元朝的态度，朱元璋在最初统领红巾军时便发文表明观点：“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古往今来面南称帝的向来是中原地区的国主，中原地区的皇帝统治着周围的蛮夷狄戎，这些少数民族则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外围，从来没有少数民族称帝统治中原地区的。然而自从北狄取代了宋的皇朝统治在中原地区称帝，天下众族都表示臣服，上天也没有降下表示愤怒的严重警告。这并非北狄国力强盛的缘故，事实上是顺应了“君权神授”。从神权的高度表示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可，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分析：“君权神授”是要顺天命行天道，如若君主失德，“上天”则会收回其君权重新选择新的君主并赐予君权（改朝换代）。

两百年前的宋君主和金君主都不符合“上天”的标准，因此将君权赐予了草原上元朝的君主，自此天下一统。“覆载之间，生民之众，天必择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祸淫，始古至今，无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贰，则福祚无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择焉。昔者，二百年前，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戡定朔方，抚有中夏，混一南北。”朱元璋结合现实对“华夷之辨”进行合理化解释，对华夏之主出现少数民族的现象予以认同，并且肯定了元朝的政绩：人口增多，国民富足。“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

建立明朝后第二年（洪武二年，1369），在朱元璋授意之下，一年内便编写完成了《元史》，一方面为发扬之前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进一步借助其证明自己政权的合理性。《元史》中既承认了元朝正统地位，又对明朝的政权进行辩证：代替元朝是因为元朝皇帝能力不及，于是“上天”变更了它的国运，收回君权改赐予新的君主和王朝（朱元璋及其明朝）。明朝代替元朝是在天意的引导下进行的，完全符合“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合理性。

因为政治的需要，将元朝的统治解释为“天意”，然而作为中原地区的主要民族——汉族即便接受了这种观点，但是仍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存有偏见，认为是民族的耻辱。因此，中原汉族人中发出感慨，表示北狄所创的元朝入主中原有悖历史，应尽快将其驱逐。而且元朝时期的统治脱离了各朝代所依仗的儒学，朱元璋抓住元朝统治者异于纲常的行为，在《谕中原檄》中进行批判：“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本根；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借事实表象推出“天意”，认为元的灭亡不仅是统治者的无能与失德，更是“天神”对其失望与惩罚的表现，“天神”要将君权从元朝收回，授予自己。因为自己与众多心存杂念的抗元者不同，是受众人推崇的，并在乱世中率军征战历时十三年，平定了华夏南部，局势稍微太平时感受到天命，为避免中土继续战乱，将起兵北伐平定中原、清除胡虏。“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之未知，反为我雠，挈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其民体之。”《谕中原檄》提出的口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并非民族歧视思想，“胡虏”所指并非少数民族的民众。

朱元璋曾进行着重解释：其他民族与汉族共同存在于一片天地中，其民众如果遵从儒家文化的礼仪纲常，并愿意作为臣民接受统治，那么待遇将与汉民相同。在这篇檄文中，深刻揭发了元朝统治者之间的纲常混乱和残酷暴行，声明推翻元朝统治是“顺应天命”，是恢复中原地区的汉族王朝，更是匡正纲常法制的行为，还给人民符合儒家思想、“道统”与“仁政”共存的秩序化社会环境，为推翻元朝建立新的统治王朝进行铺垫。

朱元璋最为凸显的矛盾思想主要体现在高举反元旗帜的同时又对元朝的正统地位给予了肯定，虽说这一思想放在当下众人难以理解，也许只有将目光拉回至当时历史现状才能得以充分认知和解释。虽然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在元朝之前屡见不鲜，但均不是统一王朝，也正因此，尊夏攘夷理论仍可适用。元朝的建立和统一不单单涵盖整个汉族区域，更对传统“中国居内以治夷狄”的格局给予了破除，明朝要想取代元朝，如果单纯凭借华夷之辨思想是远远无法实现的，而朱元璋对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反元口号的提出是其为创建自己统治的理论前提，当元朝破灭的格局已然形成，明朝势必需要为继承大统寻求更加坚实、充分的理论依据，即为元朝成为中华正统王朝确立更进一步的理由。无论原因如何，对元朝的肯定具备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对历史发展潮流的顺应，更是传统华夷思想的新突破。自汉代后，从历史实质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实则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演变史，各民族和汉族的融合，一方面使得中华文明更为丰富；另一方面使得其影响力、势力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随着这一趋势的日渐强盛更为蒙古民族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从客观角度来讲，对元朝的肯定和认可是对历史发展的顺应，而这一认知和态度在传统华夷思想中是不曾有过的。

受“天命论”思想的熏陶，朱元璋认为元朝之所以被授为正统王朝完全是上天的旨意，明朝的取而代之也同样为天之所授；在对同生于天地间的不同民族来说，无论是元朝，抑或是明朝均需要对华夏民族一视同仁。在明朝民族政策的拟定与实施过程中，“天命论”思想对其实践有着切实的指导意义。

五 女真各部的向背与高丽、李朝推进北疆的企图

元末明初，元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已徒有其表，但明朝的势力尚未完全统治东北地区，高丽王朝趁机对居住在朝鲜半岛东北面的女真各部进行招抚与管辖。东北地区原本属于元朝，明朝继承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那么，这一地区的领土与民族自然是属于明朝的。因此，明朝积极开展对这里的女真部族进行招抚的工作。这一时期，明朝政府与高丽王朝争相招抚的重心以猛哥帖木儿为首要。

元朝东北边界

明朝之初，猛哥帖木儿居地迁移至图们江一带。由于高丽王朝的招抚和影响，猛哥帖木儿与其形成了依附关系。并相继从高丽王朝获得了诸多的生产、生活用品，其中包括耕牛、农器以及粮食、服装等，高丽王朝还让他们迁到阿木河（今朝鲜会宁）居住。十年后，又迁至朝鲜东北面的庆源、镜城定居。不仅如此，与高丽王朝建有依附关系的还包括今朝鲜东北部元朝统治地域内的其他女真部族。当时，明王朝还没有能力完全控制东北地区，无暇对女真各部进行招抚。而高丽王朝和李氏朝鲜则企图以招抚女真各部为手段，满足他们向北拓展领土的贪欲。

在招抚女真各部的问题上，明朝政府与朝鲜（高丽）都给予女真各部很多优惠的条件。朝鲜更是将万户官职授予猛哥帖木儿，自此女真各部与朝鲜政府的关系也愈发紧密。洪武二十年（1387），明王朝对其在东北地区进行统治与管辖的障碍予以了进一步的剔除，并在今朝鲜咸境南道和江原道的汇集处设置铁岭卫，旨在对元朝于图们江流域朝鲜半岛北部所管辖的女真部族进行招抚。元朝时期，铁岭是元朝的双城总管府与高丽王国的界山。“以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直、鞑靼、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属；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这条史料清楚地说明了明朝与高丽的疆界是以铁岭作为分界线，就各自的区域进行管辖，并对高丽政府进行了明确的告知，即严禁做出任何侵犯领土的行为。

这是明朝政府首次提出接收元朝管辖的铁岭以北土地和女真部族的正式要求，但高丽并没有理会明朝皇帝的诏谕，不仅向北部拓展疆土的脚步没有就此停止，而且对女真的招抚也没有停止。高丽末年至李朝之初，元朝管辖区域内的部分女真部族在朝鲜招抚下逐渐归顺于朝鲜。明朝对图们江一带女真部族招抚工作力度的加大最初始于明成祖年间。由于在女真部落中，无论是地位，抑或是威望均以猛哥帖木儿为首，因此，明朝视其为招抚的首要对象。与此同时，李朝政府亦开始加大对猛哥帖木儿势力的利用，以此实现李朝与明朝“以豆满江（图们江）为界”的目的。

在明成祖的多次招抚之下，猛哥帖木儿于永乐三年（1405）九月进京朝贡。永乐四年（1406），明朝任命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在接受这一任命后，仍旧与朝鲜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一如既往地向朝鲜贡献方物。

随着猛哥帖木儿和众多女真部族对明朝的归附，朝鲜对其的信任也进一步降低，并随后不惜通过各项政策、经济等方式压制周边女真部族，至此边境矛盾愈发紧张。此后，猛哥帖木儿带领斡朵里部绝大多数女真人迁移至苏子河。几经辗转，斡朵里部和建州女真胡里改部分别迁移至不同的区域，前者迁至今吉林省通化地区，后者迁至今辽宁省东北部一带。

猛哥帖木儿及各女真部族的归附，一方面源自女真各部人心所向，另一方面离不开明朝的努力与坚持，然而对朝鲜半岛东北部领土的态度上，明朝的所作所为却不尽如人意。

高丽末年，其王朝已衰落至极，但仍对北方领土的扩张念念不忘。“时高丽王禑表言，文、高、和、定等州本为高丽旧壤，铁岭之地实其世守，乞仍以为统属。”旨在请求明朝将铁岭北部区域划归高丽，朱元璋针对此事特颁布谕旨“数州之地，如高丽所言，似合隶之。以理势言之，旧既为元所统，今当属于辽，况今铁岭已置卫，自屯兵马守其民，各有统属。高丽之言未足为信。且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为其自生衅端也。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矣。远邦小夷，固宜不与之较，但其诈伪之情不可不察。礼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国王，俾各安分，毋生衅端。”朱元璋在谕旨中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对高丽君臣的贪得无厌给予严厉的训斥，二是身为大国的明朝对数州之地并非十分看重，部分满足了高丽对领土的贪求。自此以后，鸭绿江成为中朝两国国土的分界线。

明朝东北边界

永乐二年（1404），明朝对三散、秃鲁卫等十一处女真部族进行招谕，设卫授官。朝鲜在获知此事后即刻奏请明朝将该十一处女真部族的地域划归朝鲜。永乐皇帝更是延续其父精神，对朝鲜这一请求给予了满足。然而永乐皇帝对朝鲜再次提出将居住于这十一处境内的女真部族也要一同归于朝鲜所属时给予了明确的拒绝。

明太祖朱元璋与永乐皇帝的这一做法可以体现出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充分展现出大国不与小邦计较的理念，二是侧面体现出明朝皇帝在领土的认知和理解上不甚清晰。在明朝皇帝看来，虽说朝鲜为独立国家，但是对于身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来说，其领土应属于明朝管辖区域之内，牢牢掌控对朝鲜的控制权即便从领土上割让一些也无妨，但明朝皇帝在拒绝其索要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权方面却十分决绝。明朝皇帝对国土为立国之本缺乏充分的认识，尤其在国家主权上，国土更是重要的体现，失去国土势必会危及一个国家的生存，这一思想的偏差是明王朝治理东北边疆最为重要的失误。

六 明朝藉女真以制北虏

地处明朝九边之首的辽东，早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便对其重要性有着十足的认识，也因此相继对辽东军事防御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力度，不仅如此，还对该地区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性政策，如“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该政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通过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独有的社会组织为单位，任命其首领为明朝官员，实现对自身部落部众的管理，除此之外，还通过各类优厚政策给予极大的扶持，以此来实现对民心的收复，使其心悦诚服地归附于明朝。对明朝来说，通过对一个少数民族的扶持可以实现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压制，自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少数民族势力由于过度集中而对明朝造成的威胁。

明朝初年，较为活跃的东北地区女真族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别为海西、建州以及“野人”，根据《山中闻见录》卷9《东人志·女直考》的记载，将上述三部分女真族的分布区域给予了明确的划分：“自汤站东抵开原居海西者，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怜者，为建州女直；极东为‘野人’女直。”洪武时期，鉴于明王朝在平定蒙古各部反叛方面投入了过多的精力，致使在对女真各部的招抚上有所欠缺，受此影响，前来朝贡的女真部族也十分稀少。随着永乐时期明朝招抚政策力度的日渐加大，女真各部的归附呈显著上升的态势。归附于明朝的女真部族，明朝“因其部族”创建卫所，“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在上述政策影响下，东北地区自永乐元年后相继增加了众多卫所。

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阿哈出（女直野人头目）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并命其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设建州卫经历司，安排一员经历”。次月，忽剌温等处女真野人头目来朝，贡马一百三十余匹，设立兀者卫，授予西阳哈指挥使，锁失哈指挥同知，此外，任命吉里纳等六人为指挥佥事，余为卫镇抚、千户、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钞币有差。永乐二年（1404）初，忽剌温等处女真野人头目把剌答哈来朝，置奴儿干卫管辖他们。脱脱哈（兀者卫头目）等五十余人进朝设兀者左卫，命脱脱哈、未合赤吉等人为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余为千百户镇抚，赏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同年十月，那海、义不扎尼（兀者头目）进朝，设兀者右卫和后卫，并命那海、义不扎尼分别为其指挥同知……赏赐诰印、冠带及钞币衣服有差。明朝对前来朝贡的各女真部族的头目及族人不仅授予相应的官职，还给予异常丰厚的赏赐，也因此，女真部族归附的数量相继增加。

在女真各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明朝始终秉持“本藉女直制北虏”的思想，寄希望于借助对女真的招抚、安置，确保其生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对明朝管辖的顺从，以此明朝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平定北部蒙古方面，不仅如此，女真部族还可以为明朝对付北部蒙古提供一系列的帮扶，这也是明朝为女真提供如此宽松政策的原因所在。最为显著的区别主要在于东北区域内女真卫设置的数量相对较多，由此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在该区域，女真民族的重要作用愈发突显，明朝政府对其实施的一系统优厚政策更对其意愿给予了充分的满足，并对女真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二，明朝统治者相继设置数目众多的羁縻卫所，其目的旨在对女真各部力量予以分散，以此来弱化其势力，分而治之。“设海西抗建州”是明朝统治者始终遵循的治理举措，通过羁縻卫所的设立实现女真各部的相互挟制，通过对其势力的有效打压来降低其对明朝所造成的威胁。

总之，这一政策在东北地区的成效还是较为显著的，但不可否认，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均存有不同程度的利与弊，即在对某一部族发展予以抑制的同时势必会对其他民族的崛起提供一定的上升空间。明代女真建州部的快速崛起对明末辽东的生死存亡造成了最为直接的影响，直至最后取代明朝另立新王朝，这也是明朝统治者无法预料的结果。

结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元末明初，辽东一带局势十分繁杂，红巾军农民起义一方面实现了推翻元王朝，另一方面向高丽的出兵更为朝鲜半岛社会发展带来了全新的转变。虽说元朝退出大都，但仍遗留下较强的势力，并以此与明朝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抗衡。北元势力逐渐消亡后，蒙古各部居于中国北方一带被明朝视为最大的威胁，并始终采取一系列的防范举措。李氏朝鲜自取代高丽王朝后，和明朝快速形成了朝贡关系，而与高丽王朝相同，李朝同样对中国东北领土有着极大的贪欲，加之明朝大国理念的根深蒂固，领土损失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古老民族之一的女真部族，无论是高丽，抑或李朝均视其为争夺的重要对象。明朝统治时期由于对女真民族的管辖和统治方面有着显著的成效，并借助其实现了对蒙古各部势力的抑制，也因此进一步推进女真族的壮大以及满族的快速崛起，为明朝走向灭亡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