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败局：一群聪明人为什么做出了最愚蠢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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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受了日军的突袭，这一事件在战术上给予日本人巨大的成功，但在战略层面却是自掘坟墓。回顾当时的局势，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决策者是否都陷入了疯狂之中？

回溯到1941年10月16日，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宣布辞职，紧接着天皇召见了东条英机，并任命他为新一任的首相。这一意外的人事决定让东条感到十分意外。

在近卫文麿的内阁中，陆相东条英机一直强调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然而，决策圈中的每个人都明白，东条的立场毫无根据，即使日本与美国开战，也主要依赖海军力量，而陆军几乎无法发挥作用。此外，日本几乎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

据估算，当时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产量是20倍，铜产量是9倍，铝产量是7倍，而美国的工业产值平均超过日本的74倍。如果爆发战争，日本每年将损失约140万吨的战舰，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补充能力，到了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将无法继续运营。

近卫文麿虽然出身于贵族，但他总是犹豫不决，试图迎合各方。然而，陆军和海军为了争夺资源，对他施加了巨大压力，而东条英机的策略则是频繁地打出“反美”牌。

在当时的军国主义氛围下，反美几乎等同于爱国，拥有一种天然的道义合法性，这比逻辑更具有号召力。许多中层军官支持东条的立场，他们出身于平民家庭，在晋升上有着不可逾越的天花板，他们认为只有革除主和派，才能有机会采取果断行动。

当时，日本的决策圈充满了不安，每个人都担心被极端民族主义者误解，因此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战争。在东条英机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近卫文麿不得不拖延，最终辞去了首相职务。

然而，让东条英机上台也是有恶意的一面：让他自己尝试近卫文麿所经历的艰难，看看他是否真的敢与美国开战？

然而，一旦东条英机成为首相，他也陷入了困境。

问题的根源在于“七七事变”。日本陆军曾认为他们可以在几个月内取得对华战争的胜利，但却陷入了长期的冲突，导致了物资和人力资源的匮乏。甚至连皇宫的铁栏也被拆除，用于冶炼钢铁。

为了摆脱责任，陆军开始支持激进的想法：进攻东南亚。这个地区拥有丰富的橡胶和锡资源，可以威胁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应，并切断中国的物资供应线，迫使蒋介石投降。

然而，东南亚地区是列强的殖民地，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管。果然，日本刚刚开始行动，美国就宣布了石油禁运，使日本陷入了恐慌，他们的石油储备只够维持一年，不得不寻求尽快向美国让步。

实际上，美国也愿意与日本达成和解。当时，罗斯福已经决定与德国开战，他不想同时与日本交战，愿意让出实际利益，保留道义制高点。然而，东条英机更在意面子，为了确保自己的“反美”表演不被揭穿，他在谈判中设置了复杂的条件，不肯妥协。

实际上，美国曾提出大幅让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未能理解，而在最后时刻，日本也提出了让步方案，但美国人同样无法接受。

直到日本军队准备起飞的那一刻，美国和日本仍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如果没有设置倒计时，日本的外交官本可以发挥作用，甚至罗斯福对他们说过：“朋友之间总有商谈的余地”，但负责最后斡旋的来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了。

如果日本方面能在面子上做些让步，他们本可以获得实际利益。但问题是，

问题是，如何向国内的爱国派交代？他们既想保住实质利益，又不愿丧失面子，结果最终两者都无法兼得。

在冲向战争的过程中，有几个力量本可以制止，但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制动车轮呢？

首先，裕仁天皇，他是反战派，甚至曾遭遇过暗杀。面对战争的决策，他提出一连串质疑，令军方将领们目瞪口呆。然而，自明治维新以来，从未有天皇否决内阁的建议，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屈服。

其次，海军，尤其是山本五十六，坚决反对战争。但他没有勇气与上级公然对抗，反而提出了“要打就先动手”的建议。然而，在反对错误决策方面，他没有付出与备战相同的努力。在决定发动战争的内阁会议上，海军甚至将估算的年度战舰损失从140万吨压缩至50%，认为日本的造船能力足以弥补这一损失。他们的解释是：反正天皇会否决。

第三，东条英机本人。尽管他的“反美”言辞是为了赢得选票，可能并不是发自内心。但当他掌握了大权，各方都向他呈递利好消息，尤其是那个完美而大胆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摆在桌面上时，他又敢否定吗？他已被自己的口号所束缚，但也让口号束缚了整个国家。

第四，日本的外交官，如来栖和野村，在国际社会中享有极佳的声誉，他们深谙世界事务，坚决反战，但他们过于小心谨慎，宁愿船沉下海，也不愿意主动行动。

当时的日本还有自由派，他们坚决反对战争，但却鲜有政治地位，民间支持者寥寥无几。这些自由派在政治舞台上几乎不起作用。

回顾大正时代，自由派曾一度左右了政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氛围，但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各阶层的变化也非常迅速。然而，社会的上层相对封闭，导致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剥夺。

社会内部的怨气没有途径表达，外部仇外情绪成为释放不满的最佳出口。在教育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爱国主义占据主导地位。通过这种扭曲的视角，人们将自己对现实不满的责任推向了所谓的“卖国贼”，而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为了众矢之的。

近卫文麿虽然是自由派大佬西园寺公望提拔起来的，但西园寺本人在政变中几乎丧命，后来与近卫的观点出现了巨大分歧，甚至断绝了联系。虽然两者都反对战争，但近卫基于实力分析，认为开战必败，而西园寺则坚持“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价值观，反对为了国家利益放弃道义准则。

事实证明，西园寺公望具有前瞻性。在“偷袭珍珠港”的决策过程中，没有一个高级领导人从道义立场上提出异议，他们都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缺乏道义高地，贪婪很容易让他们陷入邪恶的同盟。

这使人不禁反思，为什么西园寺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日本没有市场呢？这背后确实有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的原因。通过《日本大败局》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悲剧在近代东方并非个案。

回顾历史，后发者具有借鉴他人经验来减少“试错成本”的优势，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然而，在进入相持阶段后，也会出现“后发劣势”。

一方面，缺乏经验，社会无法有效应对高速增长带来的集体浮躁情绪。另一方面，后发者通常有一种依赖性，只需跟随强国，一旦处于领先地位，就可能迷失方向，因为他们的发展不是内生的，而是模仿来的，是在与他人竞争中获得的。一旦竞争对手消失或被排除在外，后发者可能陷入盲目状态。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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