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争的胜利不亚于战争的胜利，1949年假人民币大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为此国民党讥讽，共产党搞军事可以打一百分，搞政治可以打八十分，搞经济只有零分，解放军可以进入上海，人民币却进不来上海。在解放初期，国民党的特务不仅鼓动上海市民拒绝接受人民币，而且秘密开始印制假钞来扰乱金融秩序。

1949年6月某日，一家百货店收到了5张百元假钞，而且还是是连号。老板当即向公安局报案，他们立马报了案，经过银行鉴定，这5张新钞全是假币。这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批人民币，刚刚进入上海不到一个月就出现假钞，这让上海警方深感震惊。在随后的几天内，各个商业部门都收到假币，这些钞票基本被用来购买了紧俏物资，有些甚至去金铺直接兑换金银。

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警方分析假币虽然是现在才出现，但印制很有可能在上海解放前就有计划了。而实际情况确实如此，1948年12月1日，第一套人民币也正式面世。而国民党方面在49年3月就开始印制假钞。

上海解放前夕，在国民党上海银行工作的职员，地下党员黄石霖通过内线得到一条绝密消息，上海印钞厂全体工人加班三天三夜，不许离开工厂，机器24小时运转，印刷人民币！银行出身的黄石霖立即意识道，这批假钞如果在上海解放后流入市场，后果不堪设想！他当即与印刷厂地下党员周振才联手，以讨要加班费为由罢工，或者的消极怠工。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黄石霖就向上海军管会做了汇报。

上海市公安局当即出动查封了印刷厂，一并查获了印刷母版、样币和用来印刷假币的大量纸张。在此期间，印钞厂印刷假币总额1.7亿元，只印刷50券和100元券。更要命的是，这批假钞已经“投放市场了”。在当时，50元人民币在上海可以购买15斤小米，这种小面额假钞可以地进入流通领域，而且不会引起市民的警惕。

受限于当时条件不好，各批次的人民币的纸张、油墨、印刷方式、图案都不尽相同，防伪的效果也不大好。这给假钞的辨别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此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宋时轮下了死令：一定要在假钞大量流入市场前破案！并指定由军法处长瞿道文全权处理。

上海公安局通过对印刷厂老板翁氏兄弟的审讯得知，老板是和“大来舞厅”的老板娘周月英联系这项“业务”，正是这个女人找到了翁氏兄弟，给了他们30两黄金、800块银元，并提供母版和样币，让他们仿制人民币。

瞿道文在得知情况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拘捕周月英，而是采取了秘密监视，等到时机成熟一并捕获。几天后，一个穿着考究年轻人用一张100元人民币购买了一块金华火腿。但才出店门就被侦查人员跟踪抓获。经审讯，此人叫高达，是一个饭店的老板，周月英是他饭店的常客。他所用的假钞就是周月英给他的饭钱，在此期间，周月英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使用的时候要小心。案情一下子明晰了，假钞的制作和投放，周月英无疑就是一个主要中转站。

上海公安局连夜将周月英抓捕，并在周月英的家中查获了假钞制作机器2台、母版4套、印好的假钞上千万元、手枪3支和子弹150发，还有密码本两本，电台一座。被捕后的周月英很快就供出了他的上线，军统少校副官艾中孚。而当时艾中孚在徐州推销假币，一周后，刚下火车的他即被逮捕。

而艾中孚的上线居然不是军统头子毛人凤，而是当时桂系军阀头目白崇禧，艾中孚在上海解放前夕就给白崇禧他出了一个主意：在南京、上海两地就地印制假钞并投放，扰乱金融，动摇人心。这一提议得到了白崇禧的首肯，随即艾中孚通过周月英的关系，搭起了假钞制造班子，开始印制假钞。

上海解放前夕，艾中孚又让周月英，印制50元和100元两种母版印制假人民币1.6亿元。其中的2千余万元在上海就地消化。就此，白崇禧策划的这一起假钞大案被一举破获。1949年12月1日，艾中孚等6人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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