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国两千年，改朝换代的根源是什么？

汉儒的看法对现代人来说不能说似曾相识，至少也是一模一样。

汉朝“土地国有化”初试

武帝时的董仲舒，哀帝时的师丹等都认为是“土地兼并”造成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破产沦为奴隶，激化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战争，所以“土地兼并”是战国以来动乱的根源，而“土地兼并”的根源则是土地私有制。

汉儒不仅把社会动乱的原因深入到现代人所说的“经济基础”层面，还直言不讳的指出，即使是我圣明的大汉，也没有改变万恶的私有制度。因此，要想解决社会矛盾，上策是恢复古典传说中土地国有的井田制，中策是要把大地主阶级取缔，下策是限制大地主进一步兼并。

根据上中下策定理，上策和中策都是说着玩的，董仲舒和师丹真正想做的是下策，也就是利用强大的皇权压一压土豪，不让他们过分地兼并。同时皇权毕竟也得罪不起整个大地主阶级，所以并不要求土豪们把既得利益吐出来。

可惜的是一部分有政治头脑的儒生想代表下层百姓和大地主妥协，大地主可不愿意和你们这些穷鬼妥协，不挣穷鬼的钱，我挣谁的钱，穷鬼之怒不过是“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毁灭你，与你何干？

由于阻力过于强大，从武帝到哀帝时期，限田的措施并没有被认真的执行过，直到地主阶级的领袖“十侯五司马”的王氏家族竟然出了一个叛徒，就是那个名叫王莽的。

跨时代激进“新朝改革派”复试

在狂热的托古改制思潮下，初始元年，感动大汉的道德模范王莽，“被迫”接受了汉天子的禅让，建国号为“新”，改元“始建国元年”，这是空前绝后的“光荣革命”。

想当初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秦始皇“执敲扑而鞭笞天下”，汉高祖“居马上而得之”，无不是靠暴力夺取政权，而王莽靠的完全是声誉和威望，他深知自己就是天意和民心的化身，谁敢反对王莽，谁就是逆天虐民。

于是，刚上台的王莽就趁热打铁颁布了跑步进入大同社会的诏令，一切土地收归国有，不许私人买卖，由国家重新分配，奴婢改称为“私属”，禁止再把人当作商品交易。按照传说中井田制的规定，天下所有的田地都划分成端正的正方形，每900亩田为一“井”，每井按井字形划分为9块100亩的土地，由8个男性劳动力耕种，井字形中间的100亩由8人共同劳动，产出归国家所有，其他8块100亩由8人各耕一块，每一块的产出归耕种者所有。这种对井田制的理解方式被简称为“一夫百亩”之制。

王莽重新分配土地，就是按照井田制的标准，要求男性成员不超过8人的家庭只能耕种一井之地，占有土地超过一井的，要把多出来的部分分给九族、邻里、乡党，那些原本没有田的人也按“一夫百亩”的标准接受土地，敢有反对抗拒井田制的，发配到绝境长城去抵抗异鬼。

这里UP想做个小调查，假如有一道命令要求所有年收入500万以上的家庭，把超出500万元的部分分给低收入家庭，你是否同意呢？[听歌]

我想如此激进的平均财富放在今天也是难上加难，可王莽曾认真的推行三年，结果对新朝雅政的骂声不绝于耳，被打击的抗拒者也不计其数，所谓“敌人坐在前三排，未央宫里有坏人”，许多新朝高层都变了风向，说商鞅的私有制虽然有弊端，但比较符合现实的需要，井田制虽好，可毕竟是个“千载绝迹”的传说，恢复井田还得从长计议，就算是尧舜来领导，没有100年的过渡阶段也办不成。

最终始建国四年王莽下诏暂停对买卖土地和人口的打击，新朝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搁浅了。

在商业领域新朝从始建国二年起，正式将盐、铁、酒、铸钱、川泽、矿产、赊贷6大行业国有化，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商业中心设置市场管理机构，在物价下跌时收购商品，物价上涨时抛售以调控物价水平，并向经营者提供贷款，这些经济调控政策统称为“五均六筦”，一直推行到新朝的末年。

平均土地，调控商业听起来是不是很现代化，对于新朝跑步进入大同社会的先进理念，民国史学泰斗钱穆认为“实亦一种如近世所谓之国家社会主义”。胡适更称王莽是1900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可是新朝雅政的宝贵之处，也就是这两大举措，其他的政策几乎全都在玩火自焚。由于时间原因，下一次我们再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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