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为什么我对中国道路抱有信心

在我们接受制式教育所学到的知识体系中，只是粗略地知道殖民制度的罪恶，但却往往不知道它如何罪恶。

我曾去美国拜访保留地里的原住民，了解他们口述的历史后才知道殖民罪恶是怎么回事。原住民往往不被承认拥有财产权益，在早期的西方殖民进程中甚至不被当作人类看待，殖民当局向外来的白人殖民者们赋权，把抢占原住民的土地看作上帝的恩赐。于是，在广袤的“新大陆”上具有了大农场农业的历史条件和资源条件。这种发展道路恐怕并不是后发国家能够遵循和照搬的。

后发国家越是按照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越是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越是所谓的现代化国家，其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就越高，越是难以化解债务危机；南方国家越是接受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越是跌入发展陷阱无法自拔……西方的所谓“制度优势”就在于可以代价转移，当它自己爆发危机的时候，能够利用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向全球转嫁危机。如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大规模量化宽松的同时，联合西方其他国家向世界大宗商品市场倾注流动性，造成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猛涨，使得能源通胀和粮食通胀在后发国家造成严重困境。悲哀的是，后发国家往往陷入西方的话语陷阱，难以自解自身的遭遇，在被操控的意识形态和媒体攻击下，颜色革命、社会动乱逐步引爆……。

我们对此做了部分理论归纳。

第一，接受产业转移国家往往具有主权外部性的特征。由于接受产业转移及其内生的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矛盾使社会冲突增加；执政者无论何种意识形态都会因处在资本极度稀缺压力下采取“亲外资”政策，并顺应投资国涉及主权的制度要求。凡坚持主权独立的国家会对已经进入的外资做“去依附”而导致成本叠加，使国内矛盾剧烈爆发。

第二，全球化的竞争以国家为单位，而中国的优势叫做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当代的传承和体现。中国可以以国家政治权力所形成的信用工具直接做国家所需要的战略性投入，如1997年遭遇东亚金融风暴之后依靠国债投资为国企提供生存空间，防止大规模失业造成社会动荡。领导人不断地强调“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非常明智的。我们不可能脱离中国本土经验，要重视中华文化自身的传承。

相对于美国的高负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综合负债比美国更为严重，但从中国当下的GDP增速和债务比重来说，我们尚有空间。空间是指在生态化转型过程中转向国内大循环，以“一带一路”战略带动陆权战略转型。清末，西方霸权迫使清政府救亡图存，其内部发生了海权陆权之争。李鸿章是海权派，左宗棠是陆权派。历史上非常清楚，清政府的海权战略面对帝国主义强权明显受阻，甲午战争一役宣布海权战略的彻底破产，但左宗棠的陆权战略稳住了中国的边疆。从清以来，特别是近百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殖民控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我们在陆权战略的竞争中多有胜算。当下，在我们的海权竞争明显受阻的情况下，加强陆权发展理应作为一个选择。

中国提出的次区域整合（Subregional Integration）为沿“一带一路”形成大陆桥战略提供了基础。历史上工业向内陆多次转移，形成了重要的节点城市，区域平衡战略的基础建设在节点城市之间形成了有效连接。特别是西部战略重镇成渝经济区，可以西出中亚进入阿拉伯世界，再入北非形成泛非大陆桥。泛非大陆桥沿线人口规模巨大、自然资源丰富，沿途国家的基本建设需求能够为中国带来稳定的发展空间。同时，成渝经济区向南进入中南半岛，连接东南亚众多新兴经济体，在陆权战略的开发上仍有相当广阔的空间。

现阶段的最大困难在于过多的居民借贷和企业借贷投向了房地产，房地产的过度金融化再不刹车，问题将会非常严重。现在对于房地产的不同声音是多种意见的正常表达，但如果我们再不转向对乡村建设的有效投资，恐怕维持增长的动力就会明显不足。中国举国体制的最大优势在于既能逆周期调节，又能跨周期调节，现阶段，中国依靠举国体制加强生态建设、乡村振兴，意味着我们在做跨周期调节。大规模向农村进行投资，消灭绝对贫困、缓解乡村落后状态，目前已有的规模投资为城乡融合和生态化建设提供了基础，当我们再度遭遇到全球危机的时候，乡村振兴将为中国经济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期提供动能。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在一系列的国际变局之中，我们正逐渐地走出去依附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对这条新道路做出了全面解读。跳出工业化、城市化的西方现代化思想桎梏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其中，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是重要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将会带来很多新空间，正在推出的城乡融合战略能提供广大的投资空间，这需要深化改革，需要制度创新适应新发展阶段。通过乡村振兴畅通城乡要素，在县域经济中推进三级市场建设，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转向陆权战略，我相信中国仍有稳定的发展空间和增长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