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纪对中国的热情被蔑视所取代-中国人形象的构建

中英文化交流的传统源远流长，对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也是不断变化的，从中世纪晚期 的《曼德维尔游记》到近现代的各类期刊报纸都有对中国人形象的描写，可以说是，只要 有中英文化交流，就有中国人形象的构建。

19 世纪初期，英国的政治经济迅速迸发出新的活力，相比之下中华帝国的进步却微不 足道，中英力量对比发生变化，16-18 世纪欧洲所塑造出来的东方理想国形象开始崩塌， “19 世纪初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出现明显的变化。上一世纪对中国的热情被蔑视所取代”。

随着来华西人群体的壮大，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增多，中国人的形象开始逐渐变形、矮化， 英国人依据自己的理解描绘、塑造中国人形象。英国人关于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一定程度上 是文化他者的集体想象，存在于中西交流的过程中，是东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 世纪初期，英国来华西人中传教士所占比例极大，而且与其他来华西人相比，传教 士们在中国的时间最长，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更为了解，对中国知识的掌握更加精确，因此 在众多反映中国人、中国社会生活的回忆录、游记、报告、书信等文献中，也“只有传教 士书简的内容最丰富、最全面具体、最具人文精神”。

传教士们肩负着传播福音的重任， 其中大部分人能够深入中国基层社会，与中国人直接接触、交往。他们用异域的眼光审视 中国人，凭借对中西文化差异极为敏锐的嗅觉，依托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将自己的亲 历亲闻记录下来，成为反射中国人习焉不察独特之处的镜子，他们的各类著作也传回国内， 成为英国人了解中国人乃至中国的重要来源。

虽然部分来华传教士也担任世俗职务，但是考虑到其宗教目的贯穿始终，宗教情感也 影响着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所以本文将其身份视为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不可避免的与中 国人接触，有着跨文化的交流，在双方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传教士这一群体独特且影响深 远的中国人形象。

19 世纪初期，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将西方文明作为标准针对中西文 化差异做出不同诠释。通过广泛接触与观察中国各社会阶层的人，关注中国人的身体、行为、心理，虽然他们对中国人的描述并非完全客观与准确，但是普通中国人的形象开始通 让他们进入英国人的视域。

来到中国，带着猎奇心理，最先关注到的自然是与西方人迥异 的身体形象，从外貌、服饰、神态等方面描述他们自己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建立了一整套 言说中国人的话语体系。总体来说，传教士对中国人身体形象的描写出现的新的特征，与 18 世纪下半叶以来江河日下、积贫积弱的中国形象相呼应，与中国形象衰微几乎同步这一 时期中国人的长相逐渐“变丑”。

外貌、服饰等是一个民族最为显著的外在标志，也是最容易观察到的形象特征之一， 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面对身着异装，长相奇特的中国人，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心理反应 也极为复杂，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将自己所见表述给同胞。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客观描 绘中国人的形象，而是创造一个模型或一套话语体系来表达他们对中国人的理解。 头发是东西方人最为引人注目的外表差异之一。“东方人的头发总是长得粗壮、耿直、 油亮漆黑欧洲人和美洲人的头发则一般长得柔软、光滑、自然卷曲,而且色彩斑斓、五光十 色。欧美也有些人的头发长得像乌鸦一般黑,但毕竟极为少见” 。

辫子（Pigtail）一开始并 没有明显的贬义，当西方人对中国还有着浪漫的东方想象时，中国人的辫子也有着“异装 美”的魅力，“英国海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他们看见中国的男人这种发式仍觉得很酷， 竞相仿效，也留起了辫子，称之为 Pigtail” 。这种异装美并没有形成潮流，马礼逊来到中 国后也曾效仿“起初，他犹如中国人那样地任由指甲生长；他留起了辫子(一束发辫)，并娴 熟地使用筷子。他在商行四处行走，穿着僧袍和厚底中式靴子”。但很快就放弃了这种生 活方式，因为他发现“忽视个人生活的方便和舒适谈不上是一种美德”，显而易见，马礼 逊将扎辫子、留指甲、用筷子视为不舒适的甚至是难以忍受的生活方式。

“到了 19 世纪辫 子已经成了西方人想象中国人的形象标识”英国的新闻报刊、漫画中也不断的出现辫子的 元素，“一些英国文人甚至借用中国人的辫子话题来炫示自己的幽默”。一开始“辫子” 的确不带有明显恶意，但却带有一定的戏谑意味，随着长辫子中国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英 国报刊中，“长辫子大猪尾”成为中国人特有的符号性描述，并一直影响着西方大众对中国 人的看法。中国人的长相与神情也是传教士对中国人的主要观感。

“从外表上看，中国农民 和英国农民有很大区别，他们郁郁寡欢，身材瘦弱，脸色苍白”“面部流露迟钝而沉重的表 情”。滑稽丑陋的中国人逐渐成为英国人的刻板印象，鸦片战争后来华传教士多次提到中 国人面貌丑陋，也就只有谈论基督和救世主时，中国人露出笑容才使“眼中的恶意逐渐消 失，原先那令我们反感的傲慢神情也变得温和起来，变得富有人情味了”。

中西方服饰一直以来存在很大的差异，双方都已经有各自的服饰文化审美。传教士麦 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中国内地一瞥》的开篇就描述中国人的穿着进行了描述 “富人穿着精致优雅的衣服，而穷人则被迫穿着粗衣。也许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衣服都很 宽大，对四肢几乎没有束缚;虽然大袖子有时会碍事;裹在脚上的长袍有时会阻碍快速行走” 。

中国人的衣着在他们眼里没有任何美感，也是中国人丑陋滑稽的重要表现。鸦片战争后， 麦高温来华描述了工人阶级的穿着，认为“他的穿着实在不能给他的外表增添光彩。他的 上衣松松垮垮，衣襟扭向一边，裤子也是宽松而肥大……他这身穿着和平常所穿的衣服都 是用棉布做的，而且被染成蓝色”。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毫无精神气可讲，不仅死气沉沉， 还举止粗鲁，传教士将其归结为没有接受福音的普照，“中国人正耐着性子，可怜兮兮地等 待救世主地到来”。

总的来说，传教士面对穿着长衫，表情怪异的“黄皮肤”中国人时，总是会用奇怪、 可笑、滑稽等形容词来描述中国人，他们带着西方基督文明的心态来面对中国人，为中国 人形象定下基调——滑稽丑陋。他们将中国人描述的越怪异，越能突出他们的优越性。劣 等的中国人亟需传教士的拯救。

与 19 世纪之前相比，19 世纪中英社会矛盾加剧，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环境并没有明 显改善，甚至更加恶劣。虽然“容教令”的颁布使传教士获得合法传教权，但是中国民众 对基督教的仇视与误解以及不同阶层的反教斗争都使中国的传教环境不容乐观。在普遍排 外的 19 世纪中国，传教士一方面要构建良好的基督形象来优化在华传教环境，另一方面又 要“摧毁中国人原有的宗教信仰，使整个民族臣服于教前”。

随着英国来华传教士的增多 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入了解，一个整体上混乱不堪的宗教形象以及堕落败坏的道德形 象出现在英国人面前，精神野蛮、邪恶异端的中国人成为英国传教士首要描绘的对象。 中英双方信仰体系有着明显的不同。基督徒认为崇拜除上帝以外的事物都是罪恶的 “偶像崇拜”，然而中国民众膜拜的神灵多样，民族特色鲜明、本土化和地域化特征明显。

恰恰符合偶像崇拜这一邪恶的异端行为。带着基督教普世主义目标来华的传教士们对中 对民众的信仰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观察。他们通过对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观察，表达对中国 儒释道的独特理解，从宗教仪式、多神信仰、民间迷信等角度描绘出精神野蛮、道德败坏 的中国人形象。

饱受来华传教士诟病的是中国人极其混乱的信仰体系，不管是中国的神话体系还是哲 学体系都是杂乱不堪，繁琐复杂的。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在米怜看来几乎一无是处，“实在 无法逐一列出他们繁复体系的不同部分，这个体系除了充斥着黑暗、混乱、谬误外几乎空 无一无”。

在传教士眼中，中国人似乎从来没能摆脱令人憎恶的偶像崇拜，中国民众的精神竟然 被异教所占据，中国传统的智慧也早就被偶像崇拜和迷信所蒙蔽，某些社会陋习也源于中 国人盲目的偶像崇拜。马礼逊不只一次的描述了中国人崇拜偶像的场景，比如描写中国民 众在北帝菩萨庙中祭奠的场景，“他们用小篮子带来禽肉、猪肉、蔬菜、鱼供奉菩萨，敬拜 结束后又把东西带走”，也描述了中国上层官员的偶像崇拜和迷信行为，两广总督卢坤向 皇帝请封宋朝流传下来的木偶，因为这个木偶在一场战乱中发挥过神迹，人们对它非常敬 重但是马礼逊困惑不解“这件事令人啼笑皆非，受过教育当上总督的人竟然为了不知是石 头还是木头的东西请封”。

马礼逊认为“中国人崇拜的事物能是整个物质世界以及其细节， 也能是天地之神和阴间的鬼魂，甚至还可以崇拜自己亲手造出来的东西，不仅包括人物偶 像还包括出于世俗目的造出来的东西，如旗帜和毁灭性的大炮”。

在米怜看来，道教使中国人进入偶像崇拜的旋涡，佛教的传入更是给中国的信仰体系 带来极为巨大的消极影响，好人成佛“这也是一种堕落的偶像崇拜和其他难以计数的迷信” 。中国人不仅崇拜土地神、家户神、灶神，还有山河湖泊鸟兽鱼等神怪，古去的君主、圣 人、父母也是中国人祭拜的对象，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充斥着种类繁多、多如沙砾的神灵， 这让中国人又一步的背离了真理与上帝，是极为堕落的事情。尤其是中国人在生病或面对 死亡时，会更加虔诚的诵经祈神，在米怜看来中国人这种逃避或减轻罪恶感的方式毫无用 处“当人们不了解或不珍重希望的真正源头时，人们就会求助于谬误；中国人正是如此” 。

来华传教士虽然比较关注佛道两教，但是 19 世纪初期，他们对中国的佛道两教理解还 非常浅显。麦都思曾到过普陀山，在书中给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详细介绍了佛教中的“偶 像崇拜”，中国人常年供奉着寺庙里的三大佛像和十八罗汉。麦都思认为这样的信仰方式实 在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对生活毫无裨益。马礼逊初入中国时就表达过“无论佛道还是儒 家都不完美，佛、道两派对道德不够重视，儒家忽略了宗教，只有耶稣把道德和宗教最完 美地结合”。他们对佛道两教都保持着反对和鄙视的态度，认为二者充斥着偶像崇拜，必然会被基督教所替代。

在 19 世纪前期传教士们并没有将儒学视为宗教，但鉴于儒学对中国人的影响极为深 刻，因此他们也将儒学纳入视野中。传教士们认为儒学的书籍是中国最精华的传统思想， 有“益于管理国家和家庭的以及磨练个人性格的箴言”，是“一个大国政府精心计划的道 德和秩序体系”。马礼逊认为孔子是一个无神论者，例如《论语》中有“敬鬼神而远之” 的说法，因此他认为儒学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他批评儒学不知来世不知造物主不识 灵魂，只讲修身，在他看来这是一种逃避主义，因此中国民众要积极学习基督教教义。他 最终目的总是为了传教，有这种想法也不足为怪。

米怜承认儒学思想中有可取之处，认为 儒学提供了社会管理的理论，但正是由于这些中国古代哲人与统治者制定出来的一系列规 则不仅使中国科技停滞不前，而且使中国人变得泥古不化，“中国人拒绝改进的固执，应该 是出于对传统原则的执著(或许我应该称之为偏见)和来自独裁权力的约束，而不是缺乏改 革的能力”。大部分来华西人尤其是传教士都普遍关注到由儒学引申出来的宗教祭祀仪式。 孔子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中国民众当作行为准则来遵守，指导人们的日常举止 行为，“中国人对父母的尊敬，对统治者的服从，以及家庭生活的安排，都是从他们君主政 体的最初创始者那里来的;并体现在四千年前制定的行为准则中”。

君王臣民的责任被严 格划分，子女孝顺、爱戴父母已成为中国人内在精神，孔子的学说就这样于道德思想密切 结合。在传教士们的眼中，尊崇祖先是由儒教引申而来，祭祖在儒教的教化下自然而然的 发生了。 中国人这些混杂多样的教条，不仅荒谬、难以理解，而且使中国人的心灵堕落，所谓 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以为是的卓尔不群都是源于无知。传教士们迫切的想让中国人知道“他 们对‘神’的认知是错误的”。在混乱的信仰体系下中国人是邪恶的，是具有不可知论、 狡猾而又喜欢说谎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