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红旗杂志没有介入真理标准讨论，错失了机会，最终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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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970年代，《红旗》杂志陷入停刊的窘境，其总编辑陈伯达备受压力，无心管理这一刊物。然而，这只是《红旗》杂志沉默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机会浮现，但杂志的失势使其错失了历史性的讨论，即“真理标准讨论”，这场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思想之战。

陈伯达的时代

在陈伯达担任总编辑的时代，红旗杂志陷入了停刊的状态，丧失了昔日的荣耀。尽管70年代末，《红旗》开始逐渐恢复正常工作，但它早已不再与《人民日报》媲美。更为重要的是，杂志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选择了保持沉默，这成为了导致其命运逐渐式微的最后一根稻草。

真理标准讨论的背景

这场讨论始于1978年，正值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它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旨在破除旧有僵化的思维框架，迎接新形势的挑战。讨论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78年4月，当时，《光明日报》计划发表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其影响之巨大意料之外。文章在发表前得到了修改，并更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于1978年5月10日首次发表在《理论动态》上，并在次日作为头版头条刊发在《光明日报》上，随后被多家重要报刊转载。这一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潮流。

《红旗》的沉默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曾与《人民日报》齐名的《红旗》杂志却选择保持沉默，没有发表任何观点或文章。这场讨论并非仅仅是一场理论争论，它关系到中国新时期思想路线的走向，以及未来数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国家发展方向。重要的报刊，如《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明确支持“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观点。然而，《红旗》杂志在这一关键历史转折点上保持沉默，让许多人感到失望。

新总编辑的犹豫

当新总编辑熊复于1978年中旬上任时，真理标准讨论已经进入高潮。然而，他犹豫不决，对于《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没有明确立场。尽管他内心倾向于“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新形势的发展使他不敢公开表态。这种犹豫不定的态度导致了《红旗》杂志在这一讨论中的沉默。

领导的干预

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领导干预成为了关键。谭震林写了一篇文章，明确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并提出给《红旗》杂志发表。总编辑熊复表示可以刊发，但要删除有关真理标准的部分。然而，谭震林坚决反对，认为核心观点不可改动。这引发了领导的干预，明确表示应该刊发文章，并表示如果《红旗》不愿刊发，可以送给《人民日报》。

沉默的代价

这种明确的态度表明，《红旗》杂志的沉默是不明智的。新总编辑犹豫不决，导致杂志错失了展示立场的机会。虽然最终谭震林的文章被刊发，但这种被动的反应已经宣告了杂志的命运。

错失的机会

事实上，早在1978年6月，一些人尝试拉动《红旗》参与讨论。然而，杂志社内部的人选择了沉默。尽管编辑部曾尝试刊发一篇名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试图摆脱被动，但总编辑的干预阻止了这一尝试。杂志因不表态而受到责难和质疑，甚至有被孤立的趋势。

最后的沉默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与真理标准相关的文章，受到读者欢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旗》的无动于衷，这导致了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到了12月，尽管《红旗》意识到了形势，但想要介入已为时晚，机会已经溜走。领导直接找到反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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