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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12月1日，太平军前队由安乐铺进据宁乡，清“知县齐德五先走”。洪、杨掌握了转进主动权，控制了进军益阳交通线。

2日，太平军前队撤出宁乡，3日未刻，进至益阳南岸。清军溃逃，益阳人民执花焚香，热烈迎接太平军入城。

洪、杨下令截获“云集益治”的资江船只，构筑资江浮桥，并恢复水面武装。是日，向荣追至宁乡驻营。4日，清军追逼益阳，扎营陆贾山。

太平军三路出击，清军“不能支，遂溃”，丢下了碧津渡的黔兵。太平军聚歼七八百人，击毙副将纪冠军。向荣逃住宁家铺，不敢紧逼追击，改为远随尾追。

太平军基本摆脱追军，自如转进运动。

洪、杨“既已掳船，则水路可自龙阳至常德，亦可自湘阴至岳州”，向荣无法判断太平军动向。

1、攻陷岳州

占领益阳，使洪、杨完成了进军常德、以河南为家的战略构想的第一步。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太平军有几百只船，有常德、岳州两个方向可以选择。

洪、杨改变了原来的构想，据李秀成回忆：

“（太平军）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后而改作顺流而下，过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

这一重大战略方向的变动表明，洪、杨在战略指挥上的灵活机动与实事求是，根据已经变化的条件和力量不断修正原订计划。

进军岳州对太平军转为积极发展的大进军阶段关系至大。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出，洪、杨此时尚未正式确立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

岳州一线防务由湖北巡抚常大淳筹划。早在8月27日，他就亲赴岳州布防，在临湘县羊楼峒驻守陆师，令绅士吴士迈雇募渔勇，堵塞资江入洞庭湖各港，并置勇防堵。湖北提督博勒恭武率一千余人驻防岳州。

常大淳回武昌后，“侈然自得”，估计太平军打通湖口，“亦非竟月不可”，岳州安全无虞。

其时，巴陵人晏仲武与太平军联络，密谋举事，“请贼速下”，还派众打入渔勇，届时内应。这都出乎常大淳意料。

再说，湖南清军分散追堵，行动迟钝，与太平军脱离接触，大大减少了运动阻力。

12月5日，太平军前队沿资江北进。次日，逼近林子口，但江路已断，“不能即下”，驻守等待主力。

向荣遣军追击，在石子街失利。8日，全军集结林子口一线。9日，洪、杨遣将士发动数千群众，“帮拆河内卡桩”，排除沉船，“一日而通。”

太平军“决堑出芦林谭”，“分陆兵掠白马寺”，胜利通过林子口。远出常大淳所料。

夜间，洪、杨兵分两路：主力经水路驶向土星港，欲住洞庭湖；“分兵横出扁担夹，以窥湘阴县城”，牵制向荣。

12月10日，土星港渔勇溃散，太平军控制湖口，尽获“商民舟船”，一批船夫、渔民、水手入营，驾舟运载将士驶入洞庭湖。

牵制部队在扁担夹遭到堵截，牵制了常禄、张国梁，连夜赶至营田驿会合主力。12月11日，太平军在营田水陆行进。

次日，岳州知府廉昌等大小官员出逃。清军水师“实无一船”，陆师营兵八十余名守城，博勒恭武只有八百余名兵勇“均扎城外”，分布“东门迤北驻扎”，准备逃窜。

13日，太平军逼近，参将阿克东阿逃跑诈死，博勒恭武全军溃散，逃向武昌。

岳州城空，太平军不战而克。数千艘船只悉为征集，船民唐正财被委典水匠，受命筹建水营。沿途农民、会党数万人入伍，太平军急剧扩充，组建了骑兵。同时，缴获了大批军械、火药、粮食等军资，装备了新战士，以船载运辎重、家属，初步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物质困难，取得了江湖水网地区运动转战的主动权。

可见，攻克岳州导致了前线力量对比的重要变化，为太平军进一步的发展准备了较强的综合战略力量。

太平军在湖南人民热烈支持下，打开了进军长江、直驱武昌的门户。

2、转进武昌

在岳州，太平天国领导人对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发生歧见，“有遂扰河南之说，有由江南进扰之说”。

湖北巡抚常大淳、江宁将军样厚后来追叙，太平军在岳州有进军南京的意向。可是，这一意向未能被一致接受，当时的决策是进军武昌。

12月11日，徐广缙“始敢行抵长沙”，数万清军“一味尾追，从无一路绕出贼前者”。徐广缙告诉咸丰帝，自己“力小任重”，不能一人承担军务，希望各省督抚挑担子，以委责于人。

清军在湘鄂陆路边界各隘，防兵不过三五百人，水路防御更加空虚，“省城内外存兵只及二千”，根本无力阻挡优势太平军的快速进军。

洪、杨决定抓紧时机，直捣武汉。他们令水师于12月15日由岳州“顺流东下”，陆师驻防城内外，堵截向荣，直到16日撤离府城，充任后卫部队。

17日，向荣进入岳州，太平军攻取临湘。清军“无船可渡”，只得由陆路追击。不过，太平军骑兵较多，行军疾速，清军“势难赶上”。

18日，太平军水师占领武昌上游江防要地簰州镇。次日，继克重镇金口。陆师攻取蒲圻，击毙知县周和祥。21日，陆师又占领咸宁。22日，水师驻泊鹦鹉洲江面，直接威胁武昌。常大淳与提督双福不黯军务，撤去江防及城外各隘守军，并入城内守御，“所设炮台、营垒均不拆毁”同，甚至撤走汉阳防兵。

这使太平军一无阻碍地于22日轻取汉阳、汉口，完全控制了江北二镇，切断了武昌粮食物资补给线，掌握了制江权。

23日，陆师进扎武昌东、南，“凡东城洪山、南城江岸，遍立栅垒，以阻援师，遂与江上舟船成水陆相辅之势”，构成合围态势。

这与桂林、长沙攻坚情形迥然不同；彼时，二城并未合围，城内清军可得持续接济，加强防御力量；现在，武昌九门皆围，守军孤危，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向荣援军的突破上。

尽管态势有利，太平军仍然面临艰巨的攻坚拒援任务。

3、占领武昌

武昌是长江中游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控制武昌，可以“北窥荆州，则蜀、豫震动”，顺流而东，则可据赣、皖、苏。

武昌战役关系双方未来战局的发展方向，两军统帅都非常重视这次会战。

洪、杨首先抓紧沟通江面，令将士于12月24日连夜构筑两座浮桥，使水陆大军联成一体。同时，“于城南数十里外多筑长墙”，构成围城防御圈，堵御向荣援军。

而且，正式组建水营，唐正财擢为指挥，总统船务。

杨秀清亲督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等水陆攻城，石达开负责拒援，一场规模空前的攻坚战役立即展开。

咸丰帝惊悉汉阳失守，急令向荣为帮办军务，赏还提督衔，担任武昌战役总指挥，节制所有提镇。

徐广缙在长沙、湘阴之间踟蹰不前，等候发落。

向荣12月24日追至武昌南郊，当时太平军还没在长虹桥布防，应该立即突击，可是他胆怯畏战，“退扎柏木岭，迟至十七日(12月26日)始行进兵”。

太平军已经在长虹桥一线完成了防线构筑，致使清军有利战机丧失。城内清军总兵常禄要求出击，与向荣内外夹攻，则被常大淳、双福拒绝，也失掉战机。

常大淳在12月19日下令焚烧城外民房，大火连烧六昼夜，“亿万生灵全然不顾”。因此，“民皆怨恨”，纷纷参加太平军，提供城防情报，使攻坚更加具备有利的群众基础。

12月26日凌晨，浓雾笼罩，“咫尺不辨”，清军“倚城而卧”。太平军乘机组织偷袭，“乘雾放毒烟”，突击队“皆涂面，竖雉羽”，梯登小东门城垣。巡守乡勇“大呼惊退”，守军惊醒，“急将木石击下，枪炮继发”，太平军难以登援，偷袭失利。

洪、杨即令土营于27日在东门外长春观一带开凿隧道，并击退练勇的缒城袭击行动。是日，向荣进犯长虹桥，被太平军击退，拒援战斗打响了。之后，福兴、玉山、苏布通阿等部兵勇陆续集结。

向荣累攻长虹桥不下，遂改图东路。1853年1月2日，移营卓刀泉，重兵进犯洪山。至此，拒援主战场移到东路。

看来，洪、杨的战略指挥存在失误。

他们把战略重点放在攻坚上，忽视了打援的重要性。如果，能够集结优势兵力痛击向荣，然后攻城，将会出现新的战局。

可是，他们颠倒了主次，一方面围而不攻，等待隧道竣工后爆破总攻；另一方面，不想与向荣决战，只图消极拒守在防御圈内，切断城内外联系。这种消极相持的战局浪费了时间和兵力物力，不能取得最佳军事效益。

1月7日，向荣兵分两路进犯洪山与田家园。和春一路进展迅速，攻毁洪山一线太平军营盘十五座，旋陷双峰山，“紧逼城下”。

但田家园一路攻势阻滞，毫无进展，而且嫉妒和春获胜，率先撤军。而和春兵勇正在洪山抢掠，“部伍已乱”，被向荣撤回。次日，向荣移营洪山，声势咄咄逼人。

洪、杨调遣汉阳将士进驻防御圈，“以御向荣”。在双峰山、文昌门构筑炮台，配置重兵。向荣发现，长春观、双蜂山、小黾山、阴骘阁、田家园一线，太平军扎营八九座，环列城外。要想打通入城之路，必须付出沉重代价。

他只好“观望迁延”，“既不扼守双峰山口，又不出队进攻”。明明是“天气晴朗”，没有进兵，向荣却说清军于1月9一11日“连日冒雪进攻”，捏报战事，以欺骗咸丰。

洪、杨看到拒援不易，极力抓紧穴地攻城，把重点放到文昌门。

土营“筑土城面文昌门”，掩护施工。守城清军发现，按察使瑞元等主张出队破坏，被常大淳、双福拒绝。

1月10日“夜四鼓余”，文昌门外所凿隧道，“既达城下”，土营将士以巨斧砍伐城脚木桩，排除障碍。常大淳大惊，急遣兵勇“挖内濠，引水注满”，并缒城搜索，皆无结果。至11日，工程告竣，隧道尽头放置棺木，装满炸药，“藏引线竹筒中，预刻其时为引线之长短”。

穴地攻城的主要战术准备业已就绪。

1月12日黎明，洪、杨下令爆破，“文昌门城颓二十余丈”，城上“守兵四缒跳窜”，太平军攻城突击队“数十人先登”，其后，林凤样率军“蜂拥而上”。李开芳等“继之，复四周乘梯攻入”，迅速控制文昌、平湖两门。城内群众闻风前来向导，林凤祥等冲入城内，荣立克城首功。

太平军大举入城，杨秀清严令：“官兵不留，百姓不伤”，保护城内居民。武昌群众热烈欢迎太平军入城，“爆竹喧闻满市廛，香炉高捧跪门前。”他们把太平军当作解放者。午后，武昌完全被太平军占领。

常大淳、双福等一百余员文武皆在失城时毙命。

武昌是太平军胜利攻克的第一座省城，对战局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现在，太平军握执了长江锁钥，组建了强大的水师，取得了战略运动的主动权。从力量对比分析，太平军兵力大为扩展，能战将士约为十万人，开始超过前线清军，出现了某种优势。

洪、杨从此拥有实施战略运动的强大物质力量，结束了军兴以来为求生图存而战的军事时期，进入了新的战略阶段。武昌攻克显示了太平军较强的军事威力，对清军将帅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

有学者评论说：

粤寇之陷省城，自武昌始。先是广西、湖南省城被围，皆守至数月，卒能待援师之集得全。惟武昌守不集二旬。…自是顺江而下，若安庆、若金陵，皆无守志矣。

可见，武昌失守对清军的消极精神影响不能低估。而太平军则士气大振，人民群众起而响应，一场席卷中国的革命风暴正在兴起。

咸丰帝开始感受农民革命的巨大威胁，以致“寝食难安”。

武昌的胜利表明，洪、杨实施积极运动与攻坚战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现在，他们更加强了胜利信心，进军南京和北伐战争都是这一战略的继续与发展。

而且，武昌会战对太平军综合攻坚战术的形成提供了新鲜经验，有利于积极运动与攻坚战略指挥的实现。

4、太平军的城市政策

1月17日，洪、杨等诸王移驾武昌，第一次对大城市实行统治，其前期城市政策的雏形开始确定，值得我们注意。

归纳起来，分述如下：

（1）男女分馆别行，入营拜上帝

1月14日，杨秀清发布诰谕，号召武昌居民拜上帝。贫苦群众纷纷报名入营，二十五人为一馆，“皆设头目领之”，不愿者，“遂弗强。”

入馆后，“无论士农工商皆作圣兵。”武昌城内，出现入营热潮。

根据规定，男女分馆，女馆由女官管理，专派巡查纠察，严惩奸淫，保护妇女人身安全和利益。同此外，还设立老人馆、能人馆，分别收容拜上帝会的老人和残疾居民。

各馆生活资料由圣库供给，“每馆贼日发油一杯，人各发谷三合。”

过着艰苦的军营生活。在决定撤离武昌时，又强制居民参军入伍，致使太平军人数激增。这种拆散居民家庭，并没收他们私有财产，男女分馆入营，普遍推行绝对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到南京后又继续贯彻和完善，演变为太平天国重要城市政策之一。

（2）打先锋、进贡到没收私人财产

获取军资财物，扩充战略后备，是太平军攻取城市的重要目的。入武昌后，太平军首先接收藩库、粮储库、盐道及府县库银约百万两，缴获了所有“存城军装、火药、炮台”。又剥夺官绅财产，概入圣库，原总督程矞采一家就有“元宝六十万等”。这些财源物资构成圣库储备的物质基础。

继之，太平军对富裕殷实户实行“打先锋”，“逼索金宝”。仅富户李祥兴被搜去藏银一百二十万两，“给予借票，成功即还。”

方法是：以贫民为向导，“见高门大户，闯然而入。衣物银钱，器具粮食，席卷一空。”

对一般居民实行自愿进贡政策。城内设立进贡公所，“使民间进贡。凡金银、钱米、鸡鸭、茶叶，皆可充贡”。

5、撤出武昌

太平军攻克武昌时，清军扎营邓家湾一带，距城不及三里。向荣眼看城池失守，既不敢进攻，又担心太平军集中三镇兵力聚歼清军。对于太平军说来，最好的战略应该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向荣主力，而后再议定发展计划。

洪、杨却计不及此，没有乘胜歼击向荣，而是把十万大军消极配置于围城防御圈内，借坚城、附城要塞与强大的兵力、火力，与清军相持。

向荣畏惧太平军打击，退至罗家山监视，战场上沉寂无为。洪、杨分遣小队进取黄州、武昌县、蔡店，征集粮物钱财，运回省城。

直到1月26日，向荣看到太平军没有进攻意图，胆气稍作，乘太平军“火药燃发”，发动了失城后的第一次攻势，攻陷阴骘阁太平军二座营盘，直抵新南门外，但被太平军纵深兵力击退。

洪、杨立即派石达开任前敌指挥，加强东线防御，以长春观与新南门外土城为犄角，大筑墙濠，增加路障，切断清军进攻线，并多设大炮，封锁前沿，使向荣束手无措。

1月29日，石达开发动反攻，受到清军炮火阻滞。向荣出击，被太平军枪炮封锁，署守备萨国亮阵毙。

从此，向荣除了返回卓山泉扎营外，已经不敢言战了。

石达开只是守住防线，保卫武昌，掩护撤离准备。城外战局又转消沉。

在岳州时，太平天国领导人已经对武昌以后的战略方向提出过不同构想。占领武昌的第三天，太平军就把火药局硝磺运上船。

1月31日，担米入船。可见，洪、杨等克城后，很快统一了认识，作出进军南京的战略决策。1月底确定了行期，向荣获得信息，太平军“急思逃窜”，“有过年后即走之说”。接着，抓紧储运物资，强制居民入伍，为大规模战略运动作好人力物力准备。

1月12日，咸丰帝诏命徐广缙、向荣专办两湖军务，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负责苏、皖、赣三省防务，“于上游扼要堵剿”；琦善同时擢任钦差大臣，防堵河南，阻截太平军北上。

指望他们“约期会剿，三路并进”，企图围歼太平军于武昌城下。不用说，这道上谕不过形同具文。武昌失守后，咸丰帝严旨将徐广缙革职拿问，授向荣为新任钦差大臣，收复武昌。

但他毫无作为，不敢进犯。琦善2月1日抵达河南信阳，在鄂豫边界驻兵一万余人，阻止太平军北进。

陆建瀛于2月9日行抵九江，“武汉下游，并无一兵堵截”，江防十分空虚。陆建瀛兵力不过三千余人，难以阻挡太平军水陆大军沿江直下。上游荆州防务由将军台涌负责，所部三千余人，向荣又派川兵五千余人驻守金口，扼守赴荆交通线。

相形之下，武昌下游的清军相对薄弱，太平军强大的水陆雄师处于顺流直下的有利地势。

江南是全国富庶的财赋地区，对领导集团与将士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对洪、杨确定未来战略方向产生了多层次的综合影响。

咸丰帝心里有数，忧虑地说：

太平军将“窥同东路兵单，势必水陆下窜，两江当冲，设有疏失，亦必牵动全局”。

1853年2月8日，太平军英勇击退向荣进犯。城内将士、家属“治装登舟”。9日上午，洪秀全与诸王撤离武昌，与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等乘舟东驶，胡以晃、李开芳、林风祥陆行。并在武昌东门外留守千余将士抗击向荣，掩护大军撤离武昌。薄暮，这支部队也撤出省城，半渡后，“即传令焚浮桥”。

太平军全部安全撤离武汉三镇。向荣发现，“犹不进兵”，致使太平军“从容行走，长驱直下。”

至10日凌晨，向荣才下令出队，已经是人去城空，一些未随太平军撤离的居民遭了殃，清军“焚烧房屋，抢掠奸淫，无所不至。”

由于缺船，向荣只好沿南岸追击，计划与琦善、陆建瀛、张芾在九江“会同围剿”，扼阻太平军东进。

太平军费时两天，就撤出了近二十万将士与家属，携带大批辎重。这表明他们运动战术的进步与提高。

水师和船只起了关键作用，解决了家属与辎重转移的难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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