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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虽然有学者认为此次加封，尚不足以体现出朝廷对儒学的重视，而至元时对西藏萨迦派僧人八思巴的封号达到了二十二字，前后对道教各教派如全真教、太一教等的领袖人物，也都给了多字的封号，尊孔只是一种姿态。

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这毕竟表明了元政府的立场，在儒学界还是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大都把这当作是朝廷开始运用儒学作为教化政策的体现，如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曹元用认为“天生圣人，至于孔子而后止；历代褒封，至于皇元而后定。夫岂偶然也哉？天下之人，苟能体圣天子褒崇之意，遵孔子之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由其道，则纲常立而百度张，礼乐兴而风俗美，比屋可封，四海永宁矣” ；

刘敏中认为“天开有元，列圣相承，以人文化天下。武皇践祚，考制陬礼，圣人为先，取义《孟子》之书，加尊号‘大成至圣文宣王’，致奠阙里，诞告中外，其所以尊圣人者，于是至矣” ；文如玉认为“天下翕然，耸新观听，是所谓开示千古之未发，而丕显天纵之圣功也” 。翰林学士阎复撰写了《加封孔子制》，其中的“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

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 成为警句，被广泛引用，四处传诵。真正将理学作为教化思想的主导，也就是使理学在国家政治层面获得教化权力的合法性的，是仁宗时期推动朝廷出台这项政策的是汉人李孟。与武宗长期戍守西北不同，仁宗在即位前，长期在其封地覃怀居住。在忽必烈时期，那里就是一个理学气氛较为浓厚的地方，许衡即生长于此，并于早年在此附近的百源从姚枢处接受理学而加以传授。

李孟的理学渊源

而长期在仁宗身边的汉人李孟，对其影响更为明显。关于李孟的理学渊源，文献并无明确记载。他本是潞州上党人，但在汉中成长。汉中地区的理学传播，据后来在此地区传播性理之学的蒲道源记载，金末元初，有西轩王得舆先生，从当时为京兆提学的许衡那里接受了理学，在汉中教授四十年，“朱氏小学、四书，先时教人者未之及，惟先生之教，必本于此，然后及六经。于是教者、学者，必以为法” ，在汉中地区影响很大。

李孟很可能是在此时此地接受了理学思想的。成宗时，李孟成为武宗、仁宗兄弟二人的师傅。武宗出镇北方，“仁宗留宫中，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出居怀孟后，“孟常单骑以从。在怀州四年，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由是上下益亲。每进言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仁宗深纳其言，日问安视膳，婉容愉色，天下称孝焉。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

孟特善论事，忠爱恳恻，言之不厌，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深切明白” ，既显示了李孟对仁宗的教导方式，也显出了教导的效果。武宗时仁宗为皇太子。武宗死，仁宗即位，次年改元皇庆，后又改元延祐。仁宗一即位，当即罢去主管掠夺民财的尚书省，多用儒士，而其最大的尊崇理学的体现是冲破重重阻力，重开科举，并且以理学作为科举的主要内容。李孟是怎样推动仁宗力行恢复科举的，史无具体记载；然而其推动之力，当不容否定。

元初有关舆论及科举恢复

科举的恢复与元代儒学教化权力的获得科举是隋朝以来的正规取士制度，其公平性已经被人们所认可。蒙古灭金，虽曾于1238年“戊戌选士”，但其目的是为了甄别士类，给予儒户待遇；灭宋后，长期不行科举，士无进身之阶，多沉沦于下层；而选官者多为有“根脚”之蒙古、色目贵族及汉人世侯子弟，不学而进，素质堪忧。早在世祖还是秦王时，刘秉忠就建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

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 ，未见采纳。至世祖后期，因选人法未立，人才匮乏的现象已经很严重，如胡祗遹曾言：“即今选举未能遽立，每遇阙人，临时求材，搜索议论，如觅亡羊，如求去物。” 世祖二十九年，翰林学士王恽在《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中，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第七条为“设科举以修人材”，当时的状况是“名儒硕德，既老且尽，后生晚进，既无进望，例多不学。

以致非常之材未闻一士，州郡政治苦无可称。思得大儒硕德难矣”，而“进士选，历代号取士正科，将相之材皆从此出。前代讲之熟亦，理有不可废者”，因为“举之设，本以覈实学而收多士，清仕途而息杂流，庶得将相全材，为国论治道备大用也”。 王恽还写了《论贡举》一文，回顾了科举产生、发展的历史，并为元朝设立科举提出了“取唐杨绾、宋朱熹等议参而用之，可行于今”的具体实施办法 。

由上可以看出，科举仍然未见实施，但社会上已有相关舆论。关于元仁宗恢复科举的原因，当时人多有论述，苏天爵说：“（仁宗）念故老日已亡，叹人材之不足，于是遹遵祖武，损益旧制，辟进士科，网罗贤俊。” 又言：“仁宗皇帝居潜宫，深厌吏弊，及其即位，乃出独断，设进士科以取士。” 当时名儒元明善亦言：“上（指仁宗）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扶而破之，于是考取士之法，仿于古而不戾于今者，乃设两科以待国之士。”

就是说，恢复科举是为了选拔人才，改善官员队伍的素质，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所具有的教化意义。不管怎样，科举毕竟在皇庆二年十一月颁诏举行了。该诏书确定了“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的原则，具体安排了考试时间、内容及相关安排：“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并规定了其他有关考试事项。

《初科知贡举》

还展望了科举所可能产生的教化影响：“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 总之，其宗旨是“革近代声律之陋，复隆古正学之规”，将天下的学术统一到程朱理学上来。延祐二年（1315）春，中书平章政事李孟受命知贡举，赋《初科知贡举》诗以作纪念：“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

这首诗既表达了李孟作为知贡举的兴奋，更表达了元朝恢复科举的目的——选得“真儒”，辅佐明主，教化臣民，以成一代之治。恢复科举之制初颁，江浙乡试官邓文原即大书朱子《贡举私议》而揭示之，提醒应试诸生要理解朝廷以朱子学说为科举唯一标准的用意，而不要“复蹈异时场屋之弊” 。

科举恢复的社会轰动效应

作为正统的选士途径的科举恢复了，汉族儒士总算是盼到了这一天，这在民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原先感到没出路、对元朝怀有抵触情绪的士人，一下子感到新的希望，“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 ，纷纷出山应试。当时的名人刘诜说：“延祐初元，仁宗皇帝诏天下以科举取士，士气复振，咸奋淬以明经为先。”

刘岳申认为：“方今科举取经明行修，而孝弟忠信，必取于乡党所称、朋友所服者，此古选举遗意，使人能钦承明诏，虽比屋可封，不难至也。” 其年，有灵芝九茎产于国学殿楹，刘岳申说：“科举宾兴贤能，以兴孝兴弟为先，此其应也。” 浙东四明本为文风极盛之地，“时益事殊，士废学，悉趋时所尚，间有不随其所趋，则群聚而缩鼻”，现在，科举恢复了，“天开文明，奎星炳焕。圣天子下诏设科举，以经明行修取士。士风翕然鼓舞”。

著名诗人揭傒斯在一篇文章中鲜明地对比了科举前后的儒学状况：“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商；自科举复，而天下武臣氓隶之子弟，皆为士为儒。仁宗皇帝赫然奋起，宾兴天下贤能而用之，岁刀笔筐箧之末，并欲传之于士，天下孰不释耒耜而谈诗书，投干戈而奋笔砚？” 这些言论都表达了儒士对恢复科举的看法，揭示了科举对理学教化的促进意义。

参考资料：

文明的对话与互动. 叶茹飞.中国艺术研究院,2014

论蒙元时期中国和西亚的文化交流. 李巧茹.湖南师范大学,2013

元代中外饮食文化交流. 戴杏贞.暨南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