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穆楚克栋鲁普关于日伪进犯绥远情况的忆述

德穆楚克栋鲁普关于日伪进犯绥远情况的忆述

汉奸王道一的下场、日寇以杀人为儿戏

在治安上，“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在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进行招募当地土匪头子王道一，企图用以扰乱绥东治安，作进犯绥远的前哨。

不意王道一率领匪众投归日本后，在扰乱绥东方面未起多大作用，反在尚义一带为非作歹，影响后方治安甚大。

田中玖为了收拢当地人心，使对日本有好感起见，特将王道一诱捕枪决。这是王道一做汉奸的下场，同时也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狠毒，汉奸如不为其所用，便置之死地。

又据伪军法处长关荫南说：“在未挑起绥东战争以前，唯恐在押的军事犯扰乱后方，日本关东军密令指示伪蒙古军的大桥雄熊参谋，亲来通知关荫南，将寄押在张北监狱的九十一名军事犯，开具名单，宣布“罪行”，一律执行检决。

关萌南认为其中的军事犯系属轻微犯罪，仅判六个月徒刑，已经在押三个月，再有三个月就可释放出狱恢复自由。

对这类罪犯如也执行枪决，未免冤屈，引起官兵不服而致动摇军心，反为不美。大桥强调这是关东军的命令，必须执行，不能变更或拖延。又经商讨一番，仍由大桥提出意见说：“为了执行关东军命令，只有将九十一名军事犯绑赴人烟稀少的张北山下行刑，在行刑前一律松绑，任其散漫乱跑，后边用机枪扫射，跑了的就算跑了，打上的活该命死。

这样处理既可使一部分罪犯获得活命，也算执行了关东军的命令，你们严守秘密，不可对外言说。”

关荫南认为再强调原来意见，也是无用，只好同意这个办法。

这样执行结果，仍然打死了十九名，其余七十二名四散逃逸。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随便草菅人命。

而日、伪执行人员也就视人命为儿戏，任意屠杀。

设俱乐部，公开烟赌

日本帝国主义者以确立后方治安为名，任意屠杀。另一方面却在各县城镇设立俱乐部，公开放赌，抽取头钱，其收入名义上是作特殊用途的开支，实际多饱充了经办者的私囊。

并公开卖鸦片，毒害人民。由于烟赌的公开，聚集很多游民，不分昼夜，呼么喝六，吞云吐雾，一塌糊涂，弄得鸡犬不宁，秩序紊乱。

而无辜人民因而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上吊者有之，卖妻鬻子者有之，身体羸弱者更不知凡几，贻害人民，莫此为甚。

当时有人出面反对公开聚赌，主张取缔俱乐部，主管其事的日本人反说中国人天性好赌，设立俱乐部，正好投其所好，满足需要，并可从中抽取头钱，增加税收，作特殊用途的开支，拒绝取缔俱乐部。

实际上，日寇是想用烟赌毒害中国人民，使之意志消沉，身体衰弱，不思反抗日寇，不战而亡我中华民族，其用心十分狠毒。

进犯绥远的部署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德化”特务机关长换成田中隆吉。他指使王英组织的所谓“大汉义军”已经初步编成，而伪蒙古军也已初步编练就绪，更主张并要亲自主持进犯绥远。

他和我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

绥远军更是不中用，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可速责成陶克陶组成接收委员会，准备接收吧。

我计划叫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你们蒙古军督后，作第二线的支援部队，即或发生冲突，蒙古军也可少受损失。”

我当时认为他的看法也有可能性，并为了早日占领绥远。实现建立“蒙古国”的妄想，也就赞同田中隆吉进攻绥远的计划。

王英是志在河套，企图早日当绥西的一路诸侯，表示愿意承当打前锋，于是进攻绥远的问题便确定下来。

接着，田中隆吉就直接指挥王英部队进攻红格尔图，由我命令李守信率领伪蒙古军第一军进驻南壕堑，作第二线的支援部队，把伪蒙古军五、六、八、九各师布置在尚义、化德一带，守护后方。

这时把百灵庙视为后方军事基地，除其他军需器材不计外，仅面粉一项，就运去十万多袋。

在派遣驻守百灵庙部队问题上，我曾很费踌躇。先想派战斗力较强，由东北各旗招来的士兵编成的师前去，深恐纪律不好，在乌盟蒙民中造成不良印象。

经反复考虑，认为百灵庙虽是后方军事基地，而名义上仍是国民党政府隶属下的蒙政会所在地，傅作义不会派兵来打，于是就把甫经编成的伪蒙古军第七师派去。

因为这个师的士兵.

都是从察盟各旗征来的蒙民，虽训练较差，战斗力较低，而纪律好。结果把第七师派去，并把原派的包俊山所带的一连调回。

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

这样部署之后，我就以我为“蒙古军总司令”，卓特巴扎普为副司令的名义，于十一月五日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宣战的通电。这个通电是由吴鹤龄起草的，其全文如次：

绥远省政府主席勋鉴：自从在蒙古境内设置省、县以来，蒙旗之权力日趋衰微，蒙民之生计日陷贫穷。为了挽救蒙古于危亡，乃于前年要求自治，当承中央之援助，准于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颁布自治原则八项，蒙众欣慰，举国同情。而独贵省始终猜忌，另眼相加，屡次企图破坏自治，其最显著者列举如次：

(一)贵省各项税收，关于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部份，依中央颁布之蒙古自治原则，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当时蒙政会为谋地方之和洽，谅解贵省之困难，仅要求在百灵庙蒙政会统辖地方劈分特别税。中央对这项特别税，曾有分配命令，贵省竟擅自变更划线，夺去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等五县税收，借口多端，曲解明令，经议年余，分文未给。当时中央对贵省已分配特别税，举办各种事业，而蒙政会因未得税收，以致经济困难，原定各项事业，不能举办。贵省对蒙古地方自治，如此暗中破坏，早已引起蒙古民众之不满。

(二)前年所发生之西公旗事件，纯粹是蒙古内政问题，蒙政会责成主管盟长和平解决，乃义属当然，而贵省独越权干涉，操纵石王，扩大事态，纠纷不已，企图分化蒙旗，推翻自治之居心，不问可知。今春蒙政会奉中央明令，撤回驻在西公旗之保安队，以免发生冲突，并请中央转令保护麦力更召活佛尼达克丹大喇嘛。不意数月后，大喇嘛及其家属从众，被贵省派兵袭击，竟致杀害。如此破坏蒙古自治荼毒蒙人惨剧，凡属蒙族，莫不痛心。

(三)蒙政会保安队系呈请中央编成，专负保卫地方之责，何等重要！而贵省今春利诱该队中不良分子起而叛乱，收归贵省，更于前月装备叛乱官兵，诡称反正，进攻百灵庙，企图毁我自治发祥地，为各旗驻在百灵庙之保安队击退。当时由贵省派兵掩护，酿成叛兵互相仇杀，死伤数百名之多，贵省利用无知蒙人，容留贵省，仇视蒙人，为何如此之甚!

(四)百灵庙蒙政会系全蒙自治机关，深受中央扶植蒙古之至意，全体蒙人视为第二生命，凡属人类，对之莫不寄与同情，不忍加以危害。独贵省阴谋破坏，居心推翻，甚至捏造是非，耸动中央，擅用乌、伊两盟名义，淆惑中央视听，从而产生绥境蒙政会，以致我盟经营多年之百灵庙蒙政会，归于毁灭，引起蒙民丧失对中央之好感，似此误国殃民之举，令人太息痛恨！

(五)贵省前于破坏我蒙政会之际，我蒙对贵省并未究明是非，因为命令虽然出自中央，主谋系出贵省，我蒙仍本服从中央之意志，终于在锡盟盟队公署所在地，成立察境蒙政会，清理百灵庙蒙政会之债务，隐忍退让，毫无不利贵省之行为。而贵省对我蒙反倒愈加压迫，在察哈尔西部一带，百灵庙以南地方，挖掘战壕，修筑炮台，作种种军事上之设施，给锡、察两盟及百灵庙一带无辜蒙民生活上以严重压迫，贵省实欲置全体蒙民于死地而后快。

总之，蒙古愈退让，贵省愈压迫，迫使蒙古已退无可退之地，蒙古民众均希诉诸武力，争取最后生存。本会同仁始终以和洽地方为重，只有一线和解之可能，绝不能轻启战端，累及民众，特提出下列要求希贵省谅察，迅作答复。

(一)察哈尔右翼四旗，原由察哈尔部管辖，现在该部依中央颁行之蒙古自治原则改盟。为该盟土地之完整及锡、察两盟民众到绥东五县(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地方，买卖粮食、煤炭、牛皮、皮毛等便利计，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哈尔盟，归本会管辖，以资名副其实。

(二)百灵庙蒙政会结束工作，尚未完竣，留有职员及保安队数百人。为安定所留员兵和附近居民之人心，免除其生活上压迫起见，请将百灵庙以南一带地方军事设备，经济封锁，即日取消，恢复原来和平状态。

(三)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原有之步枪、轻机关枪及弹药，均属中央发给。今春贵省煽动该队叛乱时，将武器缴收归绥、武川等处保管，应即如数退还百灵庙蒙政会。

(四)现在百灵庙蒙政会整理债务之结果，欠员兵俸给及商民债款计达二十万元，是项巨款蒙地无所从出，中央拨给也困难，贵省年应劈给蒙古之特税二十万元，应速发给。

(五)今春百灵庙兵变为首各员，蒙政会已发有逮捕令。现在该员等均在贵省任职，证明当时兵变确属贵省嗾使，希将各叛徒一律遣返百灵庙，以便处分。贵省袭击麦力更召及惨杀大喇嘛之官兵，均属杀人凶犯，应一律撤职查办，以明法纪。对以上两案前后受害之数百蒙人及其家属，一律发给抚恤金，以慰冤魂。

以上五项系蒙古为了生存至不得已要求，贵省若反省与承认压迫蒙古之错误应即克期实行。否则蒙古虽弱，亦做最后之抗争，如演成事变，责任完全应由贵省负担，特此电达。

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德穆楚克栋鲁普

副委员长卓特巴札普歌

(十一月五日)“印”

傅作义的复电

这个电报发出后，旋即接到傅作义的复电如次：

嘉卜寺察境蒙政委员会德委员长勋鉴：歌电阅悉，自来辩论事理，有强辩夺理者，亦有颠倒是非者，接诵大电，深悉尊处于各案之是非尚未明瞭，兹特分项撮要答复如左，幸详查焉：

(一)绥特税系代中央征发军费之税收，自治八项原则劈分地方税之规定，该税本在不应劈分之列。北平军分会特示优惠，派员调查，规定五项办法，贵会迄未实行，是贵会不肯按中央规定而劈分，并非绥方不予劈给。至商驼改道，系因贵会拦路苛征，自断商运，具有事实可指。

(二)西公旗事件，第一阶段由于贵会派兵帮助叛逆曼头，围攻王府，并有来历不明之飞机助战，致该旗横受糜烂，中央命令撤兵，贵会均未置理。

第二阶段，本年大喇嘛等返庙，与石王等已订约相安，不知何故，当王道一扰犯绥东之时，该喇嘛忽勾结非本国国籍人，在梅力更召招兵运械，建筑机场，意图与绥东王匪相呼应，大喇嘛于八月八日攻击王府，而石王十三日始行反攻，当战争结束，确有非本国籍人在内。此事谁违中央，谁肇乱源，社会周知，勿烦曲解。

(三)百灵庙保安队哗变，系在察北改元易帜之后，时间事实，昭昭于社会。该青年等为执事平日所培植，其思想行为度为执事所深晓，中途脱离，当自有故。

云等通电对执事在察北行动表示惋惜，而暂不合作，执事更应自省，不尤他人。

(四)绥蒙易制，也在察北变乱之际，尔时乌伊官民既畏丧失国土，贻蒙古之害，又不愿与地域不同者共此多事岁月。

中央顺俯多数蒙人之情，始行分治，目下旗众相安，边防无恙，与察蒙相较，自有真正得失。

(五)分治命令既颁，贵会既不遵令迁锡，复在六县易帜改元，组织军政府，接引伪蒙军入察，近又向庙会大批增兵，乃来电云“本其服从中央之素志，以地方和平为重”，且责绥方自卫之不当，似言行不无矛盾。

以上就见质敷陈其要，至对来电要求及期待于左右者，即执事是否以国家为前提，察北今日成何局面?且察该四旗本多年隶察，相安无事。

自张北六县脱离察省管辖，该四旗官民始惶然呈请中央，颁定改隶之令。

执事对义既有期勉，义敢不以诚反求于执事，倘执事以国家为重，使察北六县仍归察省管理，恢复旧规，则虽中央明令在前，悬想四旗必仍愿还隶旧制，其他要求自更不成问题。

盖今日边土安危，责在执事，而不在义，义服务国家，只知有公，不知有己，同在中央隶属之下，向不存地方与私人之见。

执事如摆脱现状，不受利用，幡然有所表现，财往日之罪，义当负之，愿即负荆以请，并立解职，以明心志。

否则不但四万万同胞对执事怀疑，即执事左右也难保不作爱国之事。

克所馨祝者，宁义谢罪以保执事令名，勿义免过而使执事有负于国。

时迫事急，祈执事熟思而力图之，国家幸甚!边防幸甚!

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庚(八日)。

如意算盘没有打对

这时蒋介石也来电报指责我，电文内容大意是：“批阅歌电，不胜诧异。

台端在电报中所述各节，多属绥境蒙政会之事，应由该会与绥省商洽解决。

台端职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应管察境蒙政会之事，何必过问绥蒙间之问题。

今竟陈兵相见，台端所谓积年倾心内向者，不知将何以自解?务希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

这时前方军事业已接触，意在拿下绥远再说，对蒋、傅来电再未置复。田中隆吉还从伪满航空株式会社调来几架飞机，盘旋空中，侦察助威。

田中隆吉是这次战争的主谋者和指挥者，我和王英是这次战争的仆从和附合者。

特别是田中隆吉是以行险侥幸心理对待这次战役的，认为上有飞机盘旋，下有王英部队攻打，后有伪蒙古军督战，这样虚张声势地一威吓，傅作义军队就可以撤退，大则可以唾手而得绥远，乘胜西进，小则也可以扩大占领区域，而壮声威。

不意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对，绥省方面既有傅作义的三十五军的兵力，又有国民党晋军的支援，总兵力约有三万余人，而伪蒙古军是新经编成的，训练很差，担任前方作战的王英部队，又属乌合之众，战斗力更差。总计伪蒙古军和王英所率领的“大汉义军”的兵力至多不过一万五千来人。

日本帝国主义者仅在伪军部队中配备少数顾问和指导官，并未开来大批日军相助。从数量上看，是众寡悬殊；从质量上看，是优劣分明。

因此，由雷中田率领进攻红格尔图的王英部队，围攻数日，未能得逞，迨至绥方援军到后，进行反攻，王英的部队便败退下来，集结在商都休整，李守信立刻派尹宝山率领伪蒙古军部队进驻商都，和傅作义军对抗。

百灵庙战役

这时我得到伪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的报告，说是傅军孙兰峰旅，正在百灵庙以南集结，等候炮兵部队一到，就可能进攻百灵庙，伪蒙古军第二军的日本顾问烟草谷下令叫死守百灵庙。

我接到报告后，认为烟草谷让死守百灵庙，命令不妥。因为新经编成的伪蒙古骑兵，不能死守百灵庙。

应乘绥远军不备之际，进行奇袭截击。我很想乘坐飞机前往百灵庙布置，只因有紧急事务待办，未能及时前往。

到了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孙兰峰旅就进攻百灵庙。

蒙政会汽车司机张岱自告奋勇，带着一架机关枪在南山头上配合部队射击，松秀带着伪蒙古军游击队(系迪克丹大喇嘛死后逃来的士兵编成的)在康熙营盘一带山上守护，其他团队亦准备迎击。

不意驻在百灵庙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首先逃跑，遇见松秀下山领取子弹，误认为有变，竟开枪打死。

这时四面枪声顿起，百灵庙遂入混乱状态。

伪蒙古军第二军日本顾问烟草谷和第七师师长首先退却，所属官兵也随之溃退。

第七师野崎顾问说他是最后撤退的，并说用刀劈了一人，究竟所劈何人，没有说明。第七师官兵退却后，集结在锡拉木伦庙和希拉图庙两地休整，百灵庙遂为傅军占领。

石玉山金宪章等反正

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又令集结在商都的伪军王英部队，再攻百灵庙。

而王英部队的副司令雷中田自告奋勇，情愿率队前往，不知这时伪军石玉山、金宪章旅长等，已和傅作义有了联络，待机而动。他们到达锡拉木伦庙时借故未往。雷中田仅率一千多人，再度进犯百灵庙。

雷中田虽然“立功”心切，还给我来信，自称“卑职”，以明心迹，但其士兵看到送他们的汽车均已开走，是不管他们的死活，因此都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果然一经接触，即行败退，雷中田当被击毙。败退官兵也到锡拉木伦庙集结。

这时我不愿意第七师与王英部队混合驻扎一处，除派伪军事署长王宗洛乘坐飞机前往该庙，慰问部队并查清情形联络部署外，特电令穆克登宝，将该师驻在锡拉木伦庙的所部官兵，调到布拉图庙集结，不料指挥王英部队的日本顾问小滨大佐坚不许可。

穆克登宝陈说，这是奉“德总司令”的命令，正在指挥部队开拔之际，第七师野崎顾问竟抽出军刀进行威吓说；“驻守此地的部队，都归小滨大佐统一指挥，必须听从小滨大佐的命令，否则就以军刀相见。”

穆克登宝在野崎威吓之下，马上软化了，不敢再力争，只有俯首听命，把我给他的命令抛在脑后。

穆克登宝虽然对小滨大佐表示恭顺而服从，小滨大佐对穆克登宝却不信任，当将第七师在山上和要路所布置的岗哨，一律换成王英部队的士兵担任。

这时王英部队的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等，既感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屡吃败仗，前途渺茫，又受傅作义的策动，遂乘步哨更换之机，发动所属官兵暴动起义，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二十余人全部枪决，并袭击驻在该庙的第七师官兵，连长李春林，若格尔札布等和数百士兵，均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阵亡，石玉山、金宪章遂率领部队投归傅作义。

穆克登宝却在兵变中，带着大批未发的军饷偷偷地溜走，不但得了活命，还发了一笔横财。

他谎报军饷在战乱中丢失，后来用此款买了一辆全新的贝克牌汽车。

第七师在这次变乱中死亡数百官兵，蒙受很大损失，我和穆克登宝受到察盟蒙民的责难，他们编出歌谣来咒骂我们。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绥东战役所得的结果。

锡拉木伦庙事件发生后，前方战事既然失利，后方军心也多不稳，田中隆吉正拟弃守“德化”，反来欺骗我说：“我们日本军快来了。”

我问：“这是真的吗?”

田中隆吉说：“真的!真的!日本军快来了。”田中隆吉不但欺骗我，也用欺骗的手法拉拢李守信。

有一次，他对李守信说：“你叫李守信，我叫李守义吧，我们是情同骨肉的亲兄弟呀!”这充分说明，田中隆吉为了拉拢人欺骗人，什么卑劣的伎俩都能使出来。

我却甘受田中隆吉的欺骗而不觉醒，反诀为田中隆吉比别的日本人强，对蒙古甚热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愚不可及！

　　(摘自《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