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问道：石达开有20万人居然会败？李秀成苦笑：翼王水平不行

由于杨秀清与洪秀全的权位争夺引发了“天京事变”，这个事件导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破裂。这场风波席卷了革命骨干以及他们的亲属、士兵和仆役，最终造成了20000余人的损失。此后，洪秀全因为任人唯亲，对石达开产生了猜疑，这使得石达开决定离开太平天国，并率领军队出走。

这一重大事件的背后，既揭示了石达开在面对困境时对洪秀全丧失了信心，也显示出他缺乏全局观念，没有努力争取解除误会以团结对敌。相反，他在冲动下一意孤行，选择了孤军“远征”，结果给天国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让敌人有机可乘，这是石达开的一大失误。

1856年9月，天京城中突发“祸起萧墙”，起因是杨秀清的“逼封万岁”事件，这导致洪秀全召北王韦昌辉从江西前线率兵入京，诛杀了东王杨秀清及其亲属部众。正在湖北前线征战的的石达开闻讯后，急忙赶回天京，试图加以“排解”，却遭到了韦昌辉的嫉恨，险些也遭到杀害。在千钧一发之际，石达开乘夜缒城逃往江西。韦昌辉却并未就此罢手，他甚至残忍地诛杀了石达开的全家。

韦昌辉的丧心病狂激起了天京军民的极大愤慨，最终他们在军民的支持下处死了韦昌辉，并将其首级送至江西宁国。经过这一系列的冲突与镇压，石达开才得以重新回到天京。这一场领导集团内的互相残杀暂时告一段落。

在天京“内讧”之后，广西起义的六王只剩下洪秀全和石达开了。就资历、威望和才干而言，石达开无疑是匡扶天国、执掌军政的首要人选。他受到了太平天国各级官员的欢迎，“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但他并未接受这一称号。

然而，洪秀全却对石达开的受众人推崇表示不满，并开始提防他。可能是受到杨、韦二人消极教训的影响，洪秀全转而相信同姓亲属，封并无才情的洪仁发、洪仁达为王爵，而拒绝给石达开兵事之权，甚至有谋害之意。这种局面无疑违背了众人的意愿，也阻碍了石达开的才干的发挥。

面对这种情况，石达开在1857年5月11日做出了离开天京的决定。他在奔赴安庆的路上，张贴告示，向各路太平军将士阐明了他离开天京的原因和愿望。这个告示表明他因担心被杀身祸才选择告别出走，并呼吁大家各自立功名，与洪秀全分道扬镳各谋前程。

然而，石达开的离开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不久之后，洪秀全就意识到这种内部分裂对事业的危害性，并开始尝试挽回。他下令各官将石达开“百计迎回”，甚至撤销了洪仁发、洪仁达的官号，并派人将各地求救表彰及洪秀全封他为义王的金牌送到安庆，希望石达开能够回朝辅政。然而这些努力都遭到了石达开的拒绝。

如果在这个时期洪秀全能够把握住机会，积极寻求和石达开的和解，那么对于太平天国的事业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可惜的是，由于洪秀全的错误决定，太平天国最终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衰落之路。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石达开率领军队从安徽进入江西，一路征战。然而，他的岳父黄玉昆在乐平与清军的战斗中战死，部下程赢和总制陈保泰也叛变通敌。1858年初，石达开率军进入浙江的衢州，占领了广德、处州等地，试图在此驻留。然而在清军的追击下，他们难以立足。

于是，石达开决定进入福建的浦城、崇安等地，并占领了建阳、邵武等地。在回师江西后不久, 石达开又率领军队进入福建建宁府, 准备经江西赣州进入广东. 然而, 这一战略意图被清军侦破, 福州的清军蹑踪而来, 福州之战便在这种情况下爆发. 这一战, 太平军损失惨重。

1859年初，石达开占领了南安府城，并命令石镇吉和赖裕新分别率领部队进入广东和湖南。这些部队连克广东的大埔和嘉应州，以及湖南的桂阳、郴州和嘉禾等地，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和行动力。
然而，到了5月底，主力军到达湘西宝庆府、武冈州，与湘军进行了70余日的大战。尽管太平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占据上风，但是连续的战斗并没有带来明显的优势。
此后，由于石达开的兵将面临着前途未卜的困境，士气逐渐低落。士兵们议论纷纷，军心涣散，产生了强烈的思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难以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改变现状。

1860年三月之后，随着旗宰辅余忠扶部官兵哗变离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余忠扶试图阻止这一行动，但却被杀害。随后，武卫军宰辅蔡次贤也准备出走，但事情败露后被元宰张遂谋处死。
这些事件引起了更大的动荡。六部尚书、参护、丞宣、仆射等官统帅下的士卒纷纷结伙逃离，其中三支队伍在到达湖南后被敌人击散；另外两支则在象州、宾州离散；还有一支前往贵州黎平。
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不得不在庆远一带寻找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并于1860年六七月间返回贵县家乡。他的部下曾劝他回贵县后“召集多兵”，或“返旆回（天）京，共匡王室”，但他已绝无再返回天京的打算。

到达贵县后，石达开曾想要隐居山林，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在敌人“到处悬赏严拿”的处境中，他难以实现这个愿望，因此只能继续坚持斗争。
在贵县城内，石达开建立了王府，城外驻兵连营百里。然而，由于众心涣散，石达开于1861年八月离开了贵县，九月转战湖南。
1862年初，石达开率领部队到达湖北来凤；二月自湖北利川又转往四川石柱，四月至涪州。在此期间，他以“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的名义发布《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宣称：“本主将立心复夏，致意安民”，要求当地人民“杀酷吏以归降”，并正告清朝的涪城“妖兵”、“团练”，不要“抗我王师”，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涪州人民闻风响应，纷纷加入太平军，人数达到了20万人。然而，当石达开为攻取成都于1863年春兵分三路绕道进攻时，最终在四川大渡河与松林河交汇处的紫打地遭遇了惨败。
当时，石达开急令赶造竹筏渡过河流，但当夜暴雨倾盆河水暴涨丈余，一时难以渡过。此时，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飞调重庆总兵唐友耕率兵抵大渡河北岸堵截；同时收买南岸松林土司王应元、岭承恩使其伐山砍树, 堵塞岸边隘口, 截断走上泸定桥之路。
最终，石达开的军队全军覆没于大渡河畔的紫打地，这场大捷也成为了清朝的一次重要胜利。

此外，石达开还从雅州、越离等地调集兵力，企图包围敌军。然而，在七大之间，尽管石达开三次试图抢渡，均未成功，导致大量将士伤亡。

之后，紫打地大营被清军攻陷，石达开的军队前后受敌，无路可逃。加上军粮断绝，无法获取粮食，他们甚至只能摘取桑叶、挖掘草根或宰杀骡马为食。当时，疟痢流行，死亡人数众多，经过20多天的奋战，他们仍未能脱离险境，部队人数从40000多人锐减至7000余人。

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以投诚可免一死的侥幸心理，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提出“赦免杀戮”和“愿一人自刎，以换三军平安”。

清军得到信后，允许其投诚“保命”，并指天发誓以表诚信。六月十二日，石达开命令他的王妃五人怀抱两个幼子“投河以殉”。

第二天，石达开与宰辅曾任和、恩丞韦普成、中丞黄再忠以及他的五岁儿子石定忠一起向洗马姑清军营寨投降，最终被俘。

与此同时，清军在骆秉章的指使下以突袭的方式攻击太平军，太平军将士3000余人除少数拼死突围外，全遭惨杀。

1863年五月十日，石达开被凌迟处死于成都，时年33岁。据当时的刽子手骆秉章透露，石达开临刑之前刚强不屈：“其枭桀之气，显于眉宇间，非寻常贼目可比。”另一刽子手刘蓉也说：石达开“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 “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表现出英勇就义的气概。

石达开兵败身亡的悲剧可归咎于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洪秀全对石达开的背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打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大兴土木而荒废正业。面对大敌当前，他没有积极致力于夺取江山，反而成为一个脱离实际、闭目塞听的官僚主义者。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只是从消极方面吸取教训，而排挤德才兼优的石达开。这不仅使得太平天国的军事实力被分裂，更使得支撑天国的大厦失去了重要的一根支柱。从自身利害关系来看，石达开的出走似乎情有可原。

然而，如果从大局着眼来看待问题，设法争取洪秀全回心转意并取得其信任或许是可能的。这正是杨秀清的族弟杨辅清、韦昌辉之弟韦志俊后来弃嫌被录用的例子所展现的。如果石达开当初能够把握时机回转天京，或许他能够扭转洪、石关系的不利局面并避免走向覆亡的命运。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遗憾和未知。我们只能通过了解这段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当时的背景来更好地理解这一段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