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红军被围山区半年，敌人一营胁迫万人搜查，却连影子也见不到

一九三七年初，正是阴历年的前一天，红军挺进师三支队这支活动在浙南山区的红军游击队，由副政委兼特派员张文碧和第二中队长刘亨云率领着，从龙泉东北的山区出发，试图越过龙泉、云和间的公路，转移到南面山区去活动。

下午，太阳已经西斜，队伍跨上了公路。这段公路盘旋在穷山野岭间，两旁净是绵延不断的山岭，除了汽车，很少有人行走。大家在公路上休息下来，两头放上警戒，打算试一试运气，如果军用车驶过，有可能捞到一票，再不然，总也能了解一下龙泉城里新到的五十二师的动静。

等了好一阵，从云和方向传来了嘟嘟的汽车声，由远而近。哨兵瞄准了车头，叭地打了一枪，就听见”咕——”的一声，汽车停住了。张文碧亲自上去检查，但见车上一麻袋一麻袋的，都是香菇。司机看见他们，已吓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战士们继续搜查，翻出了大包信件。车子是敌剿前卫指挥所派往龙泉二十二师师部送地图去的。战士们也发现了车上的五六捆纸，统统是地图。这意外的收获，使大家们特别兴奋。军用地图是很稀罕的东西，红军指挥员身边，经常找不到一张像样的军用地图，有的只是一张可以公开买到的分县图，上面根本看不到地形。

可现在车上的地图却夺得有些过分了，整整五大捆，游击队们也用不了这许多呀。张文碧说：“要一捆就行了，那四捆用火烧掉它！”战士们正要动手，幸亏刘队长跑了过来。他说：“慢一点，先打开来看看，也许是不一样的。”大家依言摊开，果真不一样。张文碧有些不好意思，要不是刘队长提醒，他们这回扛回去的就是一大捆相同的地图，那岂不成了笑话。

经过挑选，他们凑成了三整份五万分之一的，又凑了几份十万分之一的，叠成一大捆，还从车上拿了一包香菇。东西不多，大家心里却不知有多高兴。

多余下来的地图、香菇，连同汽车，当场给以火葬。对汽车司机，他们没有为难，还送了他一笔钱，劝他回家去，别再替国民党卖命了。到了宿营地，战士们用香菇烧猪肉，饱吃了一顿“年夜饭”。

过了阴历年，张文碧就奉命给挺进师的首长送地图。但挺进师分散在浙南各个地区，都是一小股一小股的游击队出没在崇山峻岭中，不要说敌人不易找到，就连红军自己也不容易联络。张文碧知道的，是师长粟裕化名为金米，政委刘英化名为可夫，至于他们的行踪，他无法知道。

张文碧先到浙闽交界一带去找粟师长，没找到，又折回来。到了平阳、瑞安一带的山区，打算先找着刘英政委再说，可是昼伏夜行，整整走了半个月，问遍了地下关系，一无所获。

这天，他到了瑞安界内，隐伏在一个小山村里。这村的甲长同红军有关系，他忽然大清早跑过来。张文碧见他气喘吁吁的样子，吃了一惊，忙从床上爬起来。甲长结结巴巴地告诉他：“可……夫……同志……来啦！”

张文碧一把忙拉住他问：“在哪里？”“你听我说哪，他是天亮时才到的……我已经告诉他了，我们村里有你的人哩！……”张文碧越急，甲长越是兜着圈子说。张文碧打断了他的话：“先告诉我，他人在哪里？”甲长这才说，就在这个村子过去三四里路的另一个小村子。张文碧匆匆吃了点早饭，就往外赶。

在一间小屋门口，刘政委老远就扬着双手，兴奋地朝他喊：“噢，是你啊！”等他过去，一把把他拉进了屋。张文碧向他说明来意，并取出地图。刘政委接过去，摊开来看了看，十分高兴。随即，又让张文碧谈了谈情况，还叫张文碧暂时同他住在一起，跟他一起行动。

刘政委身边只带着十多个同志。他正在设法同驻温州的国民党师长李觉进行谈判，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李觉根本不理，还扬言：“非整垮共军不可！”调集大批军队开进山区，浙南形势更加恶化。

当时老百姓不知道可夫就是刘英，有时候会当着他的面，讲起刘英同志的故事。老百姓说：“刘英是个女共产党员，长得年轻又漂亮。蒋介石看中了她，想讨她做小老婆，刘英当然不答应，所以蒋介石派出军队到处在捉她。”老百姓又说：“刘英虽然是个女人，却比蒋介石聪明得多，所以蒋介石捉到现在，还没有把她捉住。”刘英同志听了，只笑不说话。

张文碧跟随刘英同志没几天，山区里的情况愈发紧张。敌人出动了三个营兵力，深入搜山，所到之处，搞起了联环保和联防哨，闹得群众日夜不得安宁，同志们的活动更加困难了。

一天早晨，刘英同志把张文碧叫去，对他说：“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你在这个地区活动过，群众关系也搞得不错。我这里的几位同志，一并交给你带领，你可以设法转出去，找粟师长，暂时不必来找我。”说完后，又给了他二百元钱，作为他们的生活费用。

和刘英同志分手之后，张文碧本打算向南到福鼎地区去找粟师长的，但行到中途，正碰上国民党的正规军和保安团大举向闽浙边境进行“清剿”，沿途搜查很严。他们只好转了回来。

已是四月，驻温州的敌人也同时发动了向瑞安、平阳一带的进攻，到处在搜山。从此开始，一直到九月问，整整的半年时间，敌人没有离开过山区，连荒山野岭也都叫敌人搜遍了。而张文碧他们十几个人，却始终坚持在这里。

他们没有遇到过别的红军游击队，也再没有见到过刘英同志，只是整天同搜山的敌人周旋。在最紧张的期间，敌人曾专门为了他们十几个人，派出一个营兵力，胁迫着一万多个壮丁，不分日夜地连续搜山十多天。但是，同样没有搜去他们一根汗毛，连敌人的军官，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真有神出鬼没的本领。

其实，哪有什么神出鬼没，他只有一样本领，就是依靠群众。群众经常同他们讲起大革命那年，共产党领着山民们去攻打温州城的故事，因此，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掩护他们。

在白天，根本没有他们活动的余地，群众分别把他们藏在山沟里，或是家里的阁楼上。常常，他们待在楼上，房主人就在楼底下应付敌人密探的盘查。有时候，敌人从前门进，他们从后门走；等敌人走出后门，他们又从前门进了屋。

在瑞安三溪口活动时，也正遇着敌人天天搜山。他们同大刀会头子搞好了关系。大刀会每天清早带他们上山隐藏好，然后去帮敌人搜另外一座山，晚上回来，又把他们接进佛堂里住，并将敌人的情况告诉他们。

有一次，敌人突然来搜查他们隐藏着的山。张文碧正躲在大山沟一边的草丛里，看见有一股敌人从对面陡坡上一路搜寻下来。只听见一个班长模样的敌人嘴里咒骂着，一手推开故意装作胆小的壮丁，想自己往前走。挨骂的壮丁知道张文碧他们躲在下边，情急生智，顺着敌班长的一推，故意失脚滑了一跤，把班长砸了个嘴啃泥，气得班长爬起来只顾着骂壮丁出气，忘了再往下搜寻了。待排长过来，班长报告说：“报告排长，这里全搜遍了，没有！”

到了夜里，这个挨骂的壮丁，特地跑来看张文碧，说：“这一下把你吓坏了吧？”张文碧看着他满脸兴奋的神情，激动地拍拍他的肩膀说：“有你们，我们还怕什么！”

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张文碧他们常常要利用暗夜或是下倾盆大雨的夜里，因为白天无法活动，而月明如昼的夜晚，也跟白天一样，很难避开敌人的步哨和联防哨的耳目。即便是暗夜，他们也决不走大路和小道，而是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天黑，路又难走，因此每人手里都需拉一根手杖，手杖头上包紧了一团棉絮，使它不发出一丝响声。环境恶劣，他们不得不一切都要做到小心谨慎。

一天，他们转到三门街附近的山上。听群众说，最近敌人杀了一个曾在家中藏过红军的保长，还说捉到了一个因负伤而来不及逃走的红小鬼，现在敌人正逼迫着红小鬼带路，到处在搜寻红军和跟红军有关系的人。

张文碧根据群众的描述，估计此人很可能是当过刘英同志警卫员的“小号兵”。虽然出了“小号兵”这样的叛徒，张文碧他们一到，群众还是把他们掩藏起来。他们说：“你们不能死，我们要让你们活下去，讨饭也要养活你们！”

“小号兵”果真带着敌人来搜山了。

群众跑来告诉张文碧：敌人一个连到了三门街，并向山上各村发出通知，限令各家都到街上去集合，说是有一个腿上负伤的俘虏，将指认隐藏和接待过红军的人。群众着急了，对张文碧说：“同志，我要是把你抓去，至少能拿到一百元钱，这是不假的；可我们不能这样做，还是请你们替我们想个办法，怎样应付那些白狗子呢？”张文碧仔细考虑，知道不让群众去是办不到的，因此，要他们注意随机应变……

这天，张文碧他们隐藏在一道瀑布里面，心里却惦念着三门街上的事，提心吊胆地直等到天黑，才见群众回到山上来。从他们的脸色，可以看出，这天没有发生意外的乱子。

群众说，今天不但国民党的连长出马，还有一位妖里怪气的连长太太也来督阵。先是连长要“小号兵”指认哪一家住过红军，其实这个叛徒也记不很清楚。当他指认到某一人时，这人立即反问他：“你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庄？第几家？家里有什么人？你全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可不行，这可不是开玩笑。”

叛徒“小号兵”哪能说得这样清楚，于是群众就依照张文碧教他们的办法，抓住没说对的话，一起起哄：“你胡说！”“不要乱咬好人！”就这样闹了一阵，连长还不肯歇，可那连长太太却看得不耐烦起来，扭着屁股走到叛徒“小号兵”跟前，“啪啪”打了他两个耳光，一边骂着，一边要连长下命令将他捆起来。这位连长太太害怕天黑，急着要回去，连长也闹不过她，结果只好草草收场。

一个月，又一个月，十来名红军战士时刻都处在危险的环境里。一直坚持到九月，张文碧才接到刘英同志转给他们的一封信，得知和谈已成功，命令他们十几个人下山，到三门街去集中。

下山时，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头长发，穿的衣服也是补丁加补丁，破上加破，身上满是虱子。山区里的群众，听说和平了，也替他们高兴；听说他们要下山去集中，就牵着张文碧们的手，依依不合地说：“同志！不要忘了我们山里人！”

张文碧说，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艰苦生活的经历，他真真切切悟到一点：要时时刻刻地依靠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