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们部队营区里摔死了一个民工

有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可是怎么也忘不了。

1986年夏天，有个民工在我们营区里摔死了。

那是一个下午，我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突然有个士兵跑来敲门，让他进来以后，他告诉我，“刚才有个民工在营区的围墙上摔下来，现在非常危险。”

我急忙跑到现场。

在我们营区围墙的外面，是一个用石头砌成的排水沟。从围墙顶端到排水沟底部，大约有四五米高。摔伤的民工已经被抬到地面上，这是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长年累月的劳作，使他身体非常健壮，他的头部有点凹陷，但是没有多少出血点，神智昏迷。我连忙叫司机把车开来，几个战士把民工抬到车厢上，送往医院抢救。

我们部队驻地在大西北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沟里，离县城还有六七十公里。好在几里路远的乡镇上，有个县第二人民医院。我带着几个兵赶紧把伤员送到第二人民医院。

医生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把伤员送往急诊室。

那个县医院条件很简陋，只有X光机，现代化的CT以及核磁共振机可能市里的医院还没有配备，医生的技术水平也一般化。

医生经过简单的救治，给伤员挂了水，然后就送到病房。伤员的侄儿一直陪伴着他。

在医生抢救的时候，我问了伤者的侄儿，他叔叔是怎么摔伤的。他告诉我，他们叔侄俩在维修墙壁时，叔叔爬到墙头上，他在地上递维修材料。叔叔一不小心，头朝下栽到墙外边的排水沟里。

我私下咨询医生，伤员病情怎么样？

医生告诉我，伤员颅脑严重损伤，医院无能为力，不具备做开颅手术的条件，死亡已经不可避免。

我又到病房，看到伤员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过了几分钟就“噗”的一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那时候，我年轻胆子大，就伸手摸了摸伤员的胸口，心脏跳动已经很微弱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伤员停止了呼吸。

回到营区，我马上给上级领导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处长。

“处长，我是某某某，有个情况向您报告。”

“什么事，你说吧。”

“今天下午，我们营区有个民工摔死了。”

“什么，你说谁死了？”处长有点紧张。

“一个民工，在为部队维修围墙的时候，不小心从墙上摔了下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已经死了。”

处长听说是个民工摔死了，稍微轻松了一些，吩咐道“你们要把善后事宜处理好。”

至于怎么处理，领导没说。只有靠自己了。

因为我伸手摸了死者的胸口，晚上入睡前，我洗了个热水澡。原以为会做个噩梦，谁知道一夜倒也平安无事。

死者家里很穷，一辈子没有娶老婆，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弟弟已经成家。他家就在我们营区隔壁不远的地方。部队有时维修营房、修补墙壁，会找附近的村民来。村民们也乐意到部队来打零工，苦点零花钱。

我们就跟死者的弟弟及侄儿谈有关善后的事情。

过去，那里的老百姓非常善良朴实，因为死者从墙头上摔下来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其侄儿就是现场目击者。所以，没有向部队提出太多的要求。

后来，我们决定死者的当月工资照发，给家属再发三个月的工钱，医院抢救的费用由部队解决。

在此基础上，死者亲属只是提出一点要求，请部队再给点木料，给死者打个棺材。

我们仓库里本来就存有一批木材，解决这个问题很容易。

死者家属看部队领导好说话，又提出家里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能不能把老奶奶的棺材板也解决了。

这个要求，对部队来说，就不算多大的事。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事故就这样处理结束了。

事后，我又打电话向处长汇报，上边这样的处理结果也很满意。

这样的事故，如果放在今天来处理，至少要花大几十万元钱。

其实，当时的人们都很穷。连南方边境地区自卫反击战的烈士们的抚恤金也只有五百元钱。据说，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及同名电影在社会上发行后，这个问题才引起高层的重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烈士的抚恤金标准才提高到两千元。

那个民工如果还活着，今年也应该九十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