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书吏：尚书、总督都是虚的 他们才是大清朝真正的当家人！

在晚清时期，胡林翼是一位备受推崇的名臣，长期担任封疆大吏。

他深谙官场潜规则，对各级官员如何应对上司、下属及皇帝的要求了如指掌。然而，在他看来，最棘手的是与六部书吏打交道。

六部书吏对于胡林翼和其他封疆大吏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清稗类钞》中记载了胡林翼对六部书吏的评价，他认为六部书吏之所以困扰吏部生财，对实际政务毫无益处，是因为朝廷律例复杂而无法尽善尽美。

作为封疆大吏艰难辛勤地办事，而六部书吏却能够把握这些短处，这难道不让英雄们感到呼吸困难吗？胡林翼并非唯一一位受六部书吏的要挟和勒索的官员，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所有封疆大吏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这样的困扰。那么，为什么六部书吏能够凌驾于尚书、总督等高级官员之上，成为大清朝真正的当家人呢？为了重新认识六部书吏，让我们从根源开始探索。

六部作为当时最繁忙的行政机构，对堂官的业务能力要求非常高。在明代，尚书、侍郎大多从本部的主事开始担任，通过晋升成为员外郎、郎中等职位，才能全面了解部务，不被书吏左右。

然而，清代的六部堂官调任频繁，破坏了原有的官场秩序。这种不公平的任官制度破坏了六部堂官的能力，导致书吏掌权。

清中期以后，六部堂官和司官对部务不熟悉，几乎所有的案件和文件都要经过书吏的手。尚书、侍郎以及各司郎中、员外郎并不是六部的真正当家人，他们对于繁琐难懂的各种律例没有过多的钻研，具体的部务需要书吏进行处理。

除了六部堂官调任频繁外，六部堂官与司官的关系也是导致书吏掌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堂官、司官常常会展示自己的官威，但他们绝不敢得罪书吏，生怕在具体的事务中受到掣肘。

虽然书吏在纸面上的地位较低，但他们可以援引各种律例暗中对抗堂官、司官。当时书吏称司官为“某老爷”，司官称书吏为“某先生”，尽管他们之间也有争论和矛盾，但总体来看，堂官、司官不愿与书吏发生冲突，生怕影响到具体的事务。

书吏并没有正式官衔，朝廷对他们的仕途有很大的限制，他们只追求利益。从小学习律例和赚钱的窍门，六部书吏以吏部、户部为主要索贿对象。

吏部书吏一般索贿地方官员，根据官场潜规则，外官得缺后，必须通过吏部的安排。同样是选取为知县，只要提供足够的银子，就能得到好职位。

户部书吏则通过奏销制度索贿，对地方督抚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处理钱粮事务。无论是地方开销还是军费报销，都需要经过户部书吏的审批。

一些封疆大吏为了报销军费甚至不得不行贿。因此，户部书吏的收入相对较高，而且他们需要孝敬堂官、司官，但总体来说数量并不多。

户部书吏是京城中富有的一群人，他们住在京城东部，经济条件优越。刑部书吏的收入也很可观，当各省发生大案时，是他们捞钱的好机会。

各省的督抚们为了避免被指责办案不力，会事先进行打点，甚至掩盖案件本身的问题。礼部书吏在会试、大婚、册封后妃等重大活动中会得到相应的收入，兵部书吏则希望每年都有战争，无视胜利或失败。

工部书吏相对较穷，但一旦开展重大工程，也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在清代的京城中，东富西贵成为一种普遍的说法，东城富有而西城有权。

六部书吏大多住在东城，特别是正阳门东和崇文门一带，他们的住宅十分豪华。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皇帝曾嘉庆说过“本朝与胥吏共天下”，尽管这话说得谦虚，但大清的官员不到三万人，而吏却有几十万。

可以说，吏占据了朝廷的绝大部分。六部书吏借助自己的手段控制着许多事务，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大清朝的运行。

在六部书吏的世界里，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由于堂官与司官对他们的忌惮，他们能够以各种律例牵制官员。

然而，这种权力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官制和官场秩序的基础之上的。六部书吏对于封疆大吏来说，既是隐形的威胁，又是实际的挑战。

尽管他们在纸面上的地位较低，但他们在官场中能够左右封疆大吏的命运。因此，六部书吏在该时代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总之，六部书吏凭借自己的权谋和财富在清代官场上掌握着重要的话语权。他们的存在不仅改变了官场的秩序，也对政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封疆大吏们如胡林翼、曾国藩等无不体验过他们的手段和勒索。因此，我们对六部书吏的重要性应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