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鲍曼的最后对谈：一场世界级的“播客”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佟欣

“何谓知识分子”这一问题自1860年被俄国作家波波利金提出后，便一直存在。显而易见，官方定义“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以阐发或者运用知识为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并不能服众。

在近代西方，学界几乎形成共识，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批判精神。经济学大师熊彼特认为，知识分子所怀抱的理性主义价值取向，内蕴着一种喜欢质问、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品格，因而批判态度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准之一。这一思想被广泛接受并逐渐出现批判领域的狭义化，将知识分子使命浓缩至政治层面。萨特甚至口出暴言：当一位核物理学家在书写核裂变公式时，他不是知识分子；当他走上街头反对核战争时，他才是知识分子。

与这种思潮相对的，是米歇尔·福柯“具体知识分子”的概念以及认为知识分子代表性在于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的萨义德。

而在波兰大思想家，被誉为“当今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后现代性预言者”的齐格蒙特·鲍曼看来，知识分子是服务人民，观察社会，体会真相，保存价值的所在。他们的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政治是短期的。简单地说，鲍曼回归了古希腊罗马哲学本质问题的解决，为一切，尤其是人类生活的理想模式，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编纂方式——理想国，找到了答案。

齐格蒙特·鲍曼

1925年，鲍曼出生在波兰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而波兰民族主义中，始终存在反犹成分，小鲍曼因而饱受欺凌，1939年二战爆发，波兰在闪击战中全境沦陷，鲍曼逃往苏联，度过了以贫穷、战乱、亡国、颠沛流离为主旋律的童年。1943年他在苏联加入了波兰军队，并几乎立刻被派往前线回归祖国，翌年波兰第三次复国，鲍曼转战多个战场，并参加了柏林之战亲身为祖国复仇。随后他迅速晋升为上校，同时期开始攻读社会学学位，并娶了相濡以沫整整六十一年的爱妻雅妮娜。

童年的阴影似乎都留在了历史中，好的一切纷至沓来，彼时志得意满的鲍曼却又猝不及防地遭受重创，1953年波兰又爆发反犹浪潮，鲍曼失去了军职，忍气吞声留在祖国，开始在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68年，在一波更剧烈的反犹浪潮中，鲍曼全家因“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

鲍曼的剩余人生都在英国利兹的劳得伍德花园一号度过，任教于利兹大学社会学系，直至2017年以92岁高龄辞世。终其一生，鲍曼都极为诚恳地按照自己对知识分子使命的理解身体力行，深入了解着这个时代并毫不吝啬将所得与这个世界分享。在逝去前一年，他还拖着病体用与年龄毫不相称的清醒头脑、缜密思维、清晰逻辑与深刻见地，完成了这位智者与世界的最后一本访谈集《将熟悉变为陌生》。有人说，如果这场访谈能够继续下去，那么它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播客的开篇”。

自启蒙时代以来，我们今天生活其中的世界逐渐体现现代性的特点，各国因其发展状况不一，先后陆续进入以全球化、消费主义、权威的瓦解及知识的商品化为特点的后现代时代。我们日常的欣喜与痛楚，也悉数来自其中。

鲍曼看来，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流动空间之中，一切都在超领土地流动，地域规则与法律的约束由如同人生规则、自然公理般的不可撼动，变为可选择的存在。这一特点与消费主义理念相结合，共同提供了太多不受限制的自由。这是一柄双刃剑，给予每个人更多可能的同时，带来时代特点鲜明的深重痛楚。

自由附带风险，风险不同于危险，风险是不确定性。文明的发展为我们剥离了过往数千年人们面对过但无能为力的种种危险，但对不确定性无能为力。在上个世纪大多数时候，鲍曼称之为“固态现代性”的时代，无论是婚姻关系或是工作关系都更为稳定，福特工厂无论生产什么汽车，同时也在生产团结，一种基于局势逻辑、因缺少自由与流动性而产生的强加式团结，但今天的工厂无论生产什么产品，同时都在生产竞争。

不确定性意味着别无选择的竞争，竞争关系中赢家与输家都无法避免不安感的如影随形。这种永恒的梦魇让人永远在担忧自己的工作会一夜之间消失或被他人替代，自己所处的阶级与生活状态会一夜之间降档。这种种现代特点让我们即使身处于比以往任何时点都安全的环境中，依然无法摆脱可能比以往任何时点都更加鲜明强烈的不安感，于是纠结、抑郁症及更多的心理疾病在当代泛滥，成为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

鲍曼在访谈中引用了库切《凶年纪事》中的观点，即传统的选择“温顺认命还是反抗奴役”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身心不统一，彻底被动，身体上随波逐流，心理上反抗并流亡的态度。库切称之为“无为主义”，今天的我们或许称之为“躺平”。鲍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此类态度泛滥，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我们逃离行不通的方案，但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

用鲍曼的话说“越来越多的人绝望地试图找到某种比自己伟大的东西，要负责创造自己的人”，无疑是为了内心的解脱，寻求超越日常生活与日常忧虑之法。

这无可厚非，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人类个体对人生大事都找到合理答案的也是少数，从古至今苦思冥想仍未能索解，最终投身宗教取得逻辑自洽与内心安静的范例不胜枚举，最有名者莫过于牛顿晚年投向神学。

鲍曼洞若观火地看清了当今时代的问题，但对解决方式一筹莫展，他悲哀地说：“我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如今我一只脚已经踏入坟墓，但世界一点也没有变好，所以我一生的工作毫无成果。”

他承认在生命历程中，逐渐看到了信仰和超然存在的意义，但他没有也去投身宗教。鲍曼对宗教概念给出的一个造物主式的万用答案并无兴趣，终他一生，他都是那个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人。

2017年，鲍曼辞世，他最终也没有获得一个“朝闻道”式的机会，而后现代性的进程仍在日复一日，人们依然深为所苦。天空没有留下他的痕迹，但鲍曼已飞过，总会有读者再去捧起他的作品，了解为什么社会学要让熟悉的东西变陌生，再让陌生的东西变熟悉。而那些可能不会捧起鲍曼的读者们啊，我愿与你们分享这位年迈智者生前的祝愿：

希望你也能活到我的岁数，因为每个年代虽有苦难，但也有他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