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宁安县一个名叫李荆璞的青年汉子的耳朵里的时候,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民族意识促使他决心放下祖祖辈辈一直传下来的锄把子,拉起队伍去和日本人拚上一场。
几个和他一块扛活的穷哥们儿听了李荆璞的这一想法后说:“好使!”
可是他们很快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没枪。连做个“草头王”都需要有枪,更何况是去打日本呢! 怎么办?
但这事并难不倒李荆璞,他对大家说:“咱们不妨先向胡子们学一手嘛,向那些家里养枪的大粮户借几条枪用。”
学胡子的那一手?对于这些经常听到、甚至自己就曾领教过胡子们的手段的伙计们来说,不用说大家也知道。那年月东北有许多胡子在刚“起局”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枪的,他们往往就拿着用红布包起来的条帚疙瘩、带个弯儿的木头棍子什么的,往人家后腰上一捅,任你是皇上他二大爷也得乖乖地给我举起手来——尽管有些人也知道这些“枪”可能是“虎”牌儿的,但好像没有谁敢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每当这时候,求生的欲望一准会使人们宁肯信其是真的了。
说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用锅底灰上色、用红布“包装”起来的木制匣枪突然出现在一个大粮户的家里。他们对吓得发抖的主人说:“你不用怕,我们不是来‘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找你借几条枪用一下,等把日本子打走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又拿着这些枪缴了伪宁安保卫队的一个班的枪。有了这些枪,他们很快就发展到 100多人。
李荆璞的队伍拉起来后,先是投奔了王德林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被编为骑兵团的一个连,李荆璞任连长。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救国军上层人物抗日不太坚决有力,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一退再退。跟着他们退到哪里是个头呢?当队伍退到老爷岭的时候,他把自己手下的几个班排长找到一起说:“兄弟们,看来这打日本的事是不能靠他们的。半年多了,他们没打过一次日本,现在还要往东宁逃跑,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保卫家乡!”
李荆璞的话刚说完,连里一个名叫于洪仁的士兵说道:“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打日本就得靠我们带领老百姓自己干。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地走哇,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
“这样可能不行,”李荆璞说,“本营的那两个连就住在附近,一旦枪响,那个连很快就会过来,那时我们恐怕就很难走了。”
“这好办,咱们不让枪响就是了。”于洪仁自信地说,“连长可以带着人去找营长,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进去就把他们的枪下了。我带一个排在外面巡逻,以应付意外情况。”
李荆璞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然后便带着人行动去了。
他们的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当天晚上,他们悄悄地离开了老爷岭,回到宁安老家去了。
在向回走的路上,于洪仁对李荆璞说:“连长,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就拉倒了,我看还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一下咱们抗日到底的决心,让大家知道咱们为什么要走。”
“行!”李荆璞说,“听说你是念大书的,还当过教书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写一个吧。”
“好!”
于洪仁起草的这份宣言发表后,果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宁安一带的一些小股武装都纷纷慕名来投,他们的队伍也很快壮大起来了。日伪军则也因此将他们当成了讨伐的重点目标。其中伪宁安地方保安队就一直像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后面,想伺机消灭他们。
“和这群兔崽子们拚了!”嘴上常挂着“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的李荆璞,被跟在后面的这个“大尾巴”弄火了。
关键时候于洪仁又走到他面前,对他说:“连长,现在不能打。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刚拉起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现在打还没把握。我们先和他们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
李荆璞依照于洪仁的计策,派出了几个能干的队员和敌人兜圈子,把敌人一点一点地诱进他们的伏击圈,然后一举歼灭了这支伪军的大部队。
打了这次胜仗之后,于洪仁在整个队伍中,特别是在李荆璞的心中的地位一下子就高起来了,大家都觉得这位戴着眼镜的于先生有办法。李荆璞还特意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当“贴写”——相当于我们今天跟在首长身边的秘书,虽然官不大,但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李荆璞还不知道,他所信任的这位有胆有识的于先生原来竟是中共宁安县委专门派来改造他这支队伍的共产党员。
队伍拉起来了,总该有个名吧。报个什么号呢?李荆璞十分佩服当时在宁安一带广为传说的一个名叫“平洋”的好汉——据说他一个人打死6个鬼子,还到哈尔滨去杀富济贫,因此他自己想报号“平东洋”。可是马上就有人说,这个名字不行。因为按照“一生、二死、三逃、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的说法,这“东”乃八划,为降,这可太不吉利。名不正,言不顺,应该改掉这个字。南字是九划,吉利,改成南字吧!
可是,叫平南洋和打日本又怎么能挨得上呢?李荆璞想了想说:挨得上。因为从地图上看日本差不多就在宁安县的南面,所以用南字也说得过去。于是,平南洋就成了李荆璞的报号。
李荆璞原打算把这支队伍叫做“平南洋反日游击队”,于洪仁说,还应该加个“总”字,这样有利于收编其他队伍。这样,这支队伍就正式称为“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了。平南洋是总队长,于洪仁则当上了副总队长。
在总队成立大会上,平南洋和于洪仁带着大家在一面红地中间带个黄月亮、上书平南洋三个大字的队旗下,发出了誓言——坚决抗日到底!
平南洋的旗号打出去之后,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队伍的影响大起来了,来入伙的人也多了起来。由于这些人成份十分复杂,所以平南洋队伍里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抢东西的、绑票的、杀人放火的都有了,日伪借此散布说,平南洋是宁安一带最大的土匪头子……。平南洋自己听到这话后,十分生气,为此还毙掉了几个,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让他感到生气的事还多着呢。
有一回,总队调来许多联合部队攻打宁安县城,进攻前,平南洋和于洪仁一起给大家定下约法三章:
第一,各部队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第二,有组织有计划地没收敌伪财产;第三,严禁没收中国人的商店和市民的财物,违者以纪律论处。
当时大家没有也不敢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来,可一打进宁安县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烧、抢一阵之后,便各奔东西,气得平南洋破口大骂:“他妈拉巴子的,这哪像抗日的队伍啊? ……”
这时,于洪仁又及时地找他来了。
“总队长为什么不高兴呀?”于洪仁明知故问。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就是为咱们的抗日前途!”平南洋接着反问道:“你看,日本子打来后,东北军几十万军队都跑到关里去了,现在救国军和自卫军也完蛋了,南京政府啥时候才能出兵抗日呢?”
“哈哈……,我当为什么呢,原来是为这件事。”于洪仁笑了起来。
“这是件大事,你还打哈哈!”平南洋不满地说。
“这件大事不能指望南京国民党政府。”于洪仁收敛笑容,一本正经地说。
“那靠谁?”平南洋问。
“要抗日,必须靠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
“共产党?红军?”平南洋以前只是听说过,但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于洪仁便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讲了南方的苏维埃、红军……
就这样,“我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心里点亮了一盏明灯,时间长了,我就明白了同我朝夕相处的于洪仁就是中共党员了。”——几十年后,平南洋回忆说。
自从平南洋知道于洪仁是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到队伍里来做抗日工作的以后,便多次提出入党的请求。但是,于洪仁却给他摆了三个条件:
“一是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
“行!”
“二是要坚决抗日到底。”
“行!”
“三是要把部队交给党。”
“这……,我得考虑考虑。”听说要把部队交出去,平南洋犯起了核计。
一见平南洋对第三条还不理解,于洪仁进一步对他解释说:“让你把部队交给党,不是让你离开部队,你还是部队的领导。不过,在队里得实行民主制度,要实行官兵平等……”
“行!”
1933年5月5日,经中共吉东特委批准,平南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王光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派到这支部队中来,一个以于洪仁为书记的党支部也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党支部建立起来后,于洪仁提出了要改换队号。平南洋表示同意,并建议说,应该将队号改为“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你是怎么想到工农二字的?”于洪仁问。
“你不是常讲,我们的队伍是为工农群众打日本、求解放的,是靠工农养活我们的吗?”
“那么,这义务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于又问。
“我们成立这支队伍由谁给我们发饷呢?谁也没有。这不是尽义务吗?”
“太好了!”于洪仁高兴地说,“那就叫这个名字吧。”
于是,“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就变成了“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更新时间:2024-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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