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系列之六：明朝姚广孝和元朝刘秉忠何其神似！所缘为何？！

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

这是明朝极负盛名的相术大师袁珙，第一次见到姚广孝的时候对姚广孝的描述。按现在通俗的说法就是，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和尚啊，长一副三角眼，神态像一只得了病的老虎，杀心比较重，应该是元朝刘秉忠之类的人物啊！

姚广孝画像

形容像一只病虎，不是贬义词，而是描述一个人能精神内敛，看似慵懒，但内在蕴含着巨大能量。八卦掌、大成拳的有这样的要领：身如烂泥，形如病猫。身体放松，精神内敛，方能激发人体最大潜能。

姚广孝听后很开心，从此之后，和袁珙成为至交。因为，姚广孝对大元重臣刘秉忠非常认同，甚至视为神交之友。

1、记住刘秉忠这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

姚广孝住持北平庆寿寺后，不止一次拜谒刘秉忠墓地，并撰写谒墓诗三篇，此诗收藏于姚广孝的《逃虚子诗集》。其中写到：

良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终世不怨讟。

伟哉藏春公，箪瓢乐岩谷。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

大业计已成，勋名照简牍。身退既长住，川流去无复。

……

这是姚广孝对刘秉忠的认知，大意是，刘秉忠这个人看似平常，混迹于世俗中，不露声色，若是遇不到一生重要知己，也不会有任何埋怨。一旦遇到了真正的伯乐忽必烈，便成为一生至交，助忽必烈成就大业，名垂千古，但却不为世俗功名利禄所累，潇洒自如。

后来有人以此诗作，作为姚广孝协助朱棣起兵的证据，这个结论下的未免太草率。姚广孝此诗作并未记载详细日期，但可以肯定的是，距离靖难起兵尚早。姚广孝虽是高僧，但并不是神，不会未卜先知日后的靖难之役。

姚广孝还也两次拜谒文天祥祠，对这位英雄同样倾注敬仰之情，他在《文丞相祠堂》中写到：

凛凉宋忠臣，赫赫元世祖。礼遇各有道，声光酬千古。

旧柯燕城东，松柏森牖户。英灵贯日月，劲气鼓雷雨。

有司奉朝命，维时荐芳醑。客来拜庭除，欲退复延仁。

诗中，他赞扬文天祥的同时，也赞扬了元世祖忽必烈。他还曾赞扬过韩信和白起。看来，姚广孝心中有颗敬仰英雄之心。所以，对他拜谒刘秉忠墓所发的感慨，不必过度解读。

不过，姚广孝和刘秉忠确实有很深的渊源。我们先来了解下刘秉忠。

刘秉忠(1216年-1274年)，初名刘侃，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刘秉忠出身世宦之家，自幼聪颖，十三岁时入都元帅府为质子，十七岁为邢台节度府令史。

想一想17岁的我们在做什么？大概是还在上高中的懵懂学子。人家刘秉忠的17岁，已经是节度府令史。后来因为特殊的际遇，他先做道士，后遁入佛门，拜虚照禅师为师。又因为特殊的机缘，他见到了忽必烈，深得忽必烈信任。

当时(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奉蒙古宗王忽必烈之诏前往和林。路过云中时，海云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便前往拜访，一聊，不得了，人才啊！随即邀请刘秉忠同行，去见忽必烈。忽必烈和刘秉忠更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刘秉忠贯通儒释道三教，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一番畅谈下来，忽必烈便邀请刘秉忠留在自己身边供职。

此时的忽必烈仍是蒙古宗王，直到忽必烈称帝，刘秉忠一直跟随在忽必烈身边。

忽必烈比刘秉忠大一岁，几乎同龄。所以，忽必烈对刘秉忠的如同亲兄弟般爱护。

刘秉忠与忽必烈

刘秉忠给忽必烈上书数十万字，忽必烈基本采纳。可以说，对刘秉忠的意见，忽必烈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当时，蒙古军队中“屠杀汉人”的氛围非常浓，甚至有人提出要杀光所有汉人，至少杀掉南人，即南方汉人，最低限度杀掉汉人四大姓。那时，汉人的命运真可谓是命悬一线。

刘秉忠随忽必烈两次征伐大理国和南宋。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之言：赞(辅)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命大将裂帛为旗，在旗帜上写“止杀”二字，分头号令各军在攻入大理城后，不得妄杀。所以之后在攻击大理，进攻南宋，大军不再滥杀军民。

所以，若没有刘秉忠，汉人将再次面临南北朝时几乎被灭族的危险境地。如果没有刘秉忠和八思巴国师，那时的中国很有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支撑华夏文明的“儒释道”可能会消失于历史长河。

后来，刘秉忠向忽必烈上万言书，向其阐明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主张，为日后忽必烈推行汉法起到很好的助力。

还有，元朝的国号“大元”，也正是刘秉忠向忽必烈建议的，取《易经》中「至哉坤元」之意。

所以，元朝虽为外族统治，国家治理仍基本沿用了前朝的治理体系，也因此，我们的正史依然将元朝作为正统，其中，刘秉忠助力忽必烈推行汉法功不可没。刘秉忠跟随忽必烈30年，直至无疾而终，但是后人并未将刘秉忠视为“汉奸”。

刘秉忠生在刘秉忠以及元朝的另外一位重臣董文炳，他们是真正的“曲线救国”。他们二人都生在明知南宋灭亡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选择了“曲线救国”之路，即捍卫汉文化的道统。

咱们用简单几句介绍下董文炳。当年的蒙古兵似乎对文字、文化怀有极大的冤仇，每到一处，对烧毁书籍有极大的兴致。元兵攻入临安，董文炳派兵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籍。按现在的话说，保护了大宋的档案馆。董文炳说：国可灭，史不可没……

用我们今天的话语逻辑，可以这么理解：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即便国土暂时沦丧，只要我们汉人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保存，有朝一日，定会重建我们的文明体系。

有了董文炳对大宋档案资料的完好保存，加上后来脱脱任都总裁官主编《辽史》、《宋史》、《金史》，才使得《宋史》成为二十四史中体量最大、最为浩繁、资料极为详实的一部。脱脱，就是武侠剧《倚天屠龙》中赵敏的父亲的原型，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为优秀的人物，可惜后来被奸臣所害。

中华文明能存留至今没有断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保留完整的文明副本。这些副本不仅能以“经史子集”的形式代代传承，更内化成我们这个伟大文明的文化基因。虽然一代代“公知们”恶意质疑和诋毁我们的文明，但传统文化的复兴说明，更多的国人在不断觉醒，成为中华文明的忠诚保卫者和继承者。

2、姚广孝＆刘秉忠，异同如何？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姚广孝和刘秉忠两人的人生轨迹，的确有太多的神似之处。

其一，二人都是贯通释、道、儒之学，且博学多才。刘秉忠通晓音律，精算数，还对奇门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学，极为精通；姚广孝精诗文，擅书画，通《易经》及阴阳术数，兼通兵法。

其二，二人都都著述颇丰。刘秉忠，计有《藏春集》6卷 ，《藏春词》1卷，《诗集》22卷，《文集》10卷 ，《平沙玉尺》4卷，《玉尺新镜》2卷等。姚广孝的著作主要有《逃虚子诗集》十卷，续集及补遗各一卷，《逃虚类稿》五卷、《道余录》、《净土简要录》、《佛法不可灭论》及《诸上善人咏》各一卷。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姚广孝全集》，比较全面的收集了姚广孝的著作，共4卷。姚广孝还作为总监修官，先与解缙等人纂修《永乐大典》，后与夏原吉等人，主持三修《明太祖实录》。

其三，同样遇明主。刘秉忠遇到了忽必烈，一生相随，助力忽必烈开创大元朝；姚广孝遇朱棣，谋划“靖难之役”，帮助朱棣成就永乐盛世。

其四，刘秉忠助忽必烈推行汉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鼎力推荐了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王恂等一批能人异士，奠定了元朝最初的基本政治格局。姚广孝贯通三教，结识了大批能人异士，借助监修《永乐大典》，更是将大批人才汇聚于京城，使得永乐至宣德三朝，朝廷人才济济，星汉灿烂。

其五，两人都是无疾而终，且都是跏趺坐端坐而逝，可见二人同样修为颇深。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扈从忽必烈至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在南屏山的精舍清修。八月，五十九岁的刘秉忠大概是觉得世间缘已了，忽然无病端坐而逝。

姚广孝，是在84岁的时候，完成了最后一个心愿，请求朱棣释放溥洽，然后端坐而逝！

这两位出世的高人，可谓都是在人世间潇洒走一遭！

如果说两人最大的不同点，那就是刘秉忠脱下僧衣还俗，姚广孝则决不还俗，坚守和尚本色。尽管朱棣又是送美女，又是送钱金银和豪宅，可姚广孝始终没有去过“所谓的”大宅一次，对朱棣所赠金银，在苏湖赈灾时，除了少许补贴家人和乡邻，几乎全部用赈济灾民和修葺妙智庵。

综上所述，姚广孝和刘秉忠有太多相似之处，难怪当袁珙说姚广孝将是刘秉忠之流的人物，姚广孝深以为然！

3、从元大都，到北京城

经历和元明两代两次设计和修建，才有了日后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刘秉忠设计了元大都，奠定了北京城最初的基本雏形。元大都有11个门，南面三个门是三个头，东西两边六个门是六臂，北面两个门是两足，和民间传说的哪吒的三头六臂的说法相吻合，于是，人们也把元大都叫做“哪吒城”。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后，委托姚广孝设计新北京城。相传，姚广孝受谭泽寺建筑格局的启发，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后来9门北京的基本格局。

有人也许会问，元大都不是设计的很好吗，为什么不在元大都基础上修改即可，而是耗费人力物力打破重来，难道是哗众取宠，显示自己的创造性吗？！

那时候可没有知识产权局！耗费巨资，把北京打造成国家经济、政治、军事中心，一定是要经过充分的考量！

元明两朝，北京城所处的战略位置天壤之别。大元时期，元蒙对南宋处于进攻态势，北方没有威胁。所以，元大都的设计重在规模，城墙也不必太高大。

元大都遗址

可在大明朝，北方威胁仍很强大。常年征战北方的朱棣，在确定迁都北京后，首要考虑的当然是北京城的防卫问题。姚广孝在北京生活过20来年，又指挥过北平保卫战，当然最能体会朱棣的心思，将北京城设计成一座超级堡垒城市。

后来，发生于正统十四年，即1449年的北京城保卫战，危难之际，于谦挺身而出，最终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企图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同时，也证明了姚广孝设计的北京城在防卫功能上是多么优秀。

古代中国，在建筑上极为重视风水。北京的地理位置是依托燕山山系，缺点是缺水。所以，在元大都设计时，刘秉忠、郭守敬师徒二人会集风水名家堪舆规划。二人于是引地上、地下两条水脉入京城。两条水系都来自玉泉山泉水。

明朝北京城设计，既要用此地理之气，又要废除元代的剩余王气。姚广孝按儒家的观点，把北京设计成一座方城，而皇城，即紫禁城，则在方城的正中央。但却将原本的元大都的中轴线东移，使元大都宫殿原中轴落西，处于风水上的“白虎”位置，加以克煞前朝残余王气。

姚广孝设计的北京城的风水依据，相较于元大都，更为细致。一条中轴线，外交两条龙护卫。一条中轴线贯通南北，龙脉畅达，龙气顺畅；「木龙」龙头是永定门，龙身是紫禁城，龙尾是钟鼓楼；「水龙」龙头是南海，中海、北海、后海以及什刹海的前海是龙身，积水潭是龙尾。煤山，就是现在的景山，处于北京城的圆心，仿佛二龙戏珠的“龙珠”。姚广孝的这个设计，真是独具匠心，巧夺天工。

最后，再将明代姚广孝和和元代刘秉忠相比较之下的异同，做一简单总结：

从经历上看，刘秉忠更像是串联的，先是个好儒生，才华横溢，然后做了道士，声名鹊起，再后来做了和尚，做得风生水起，一番对话便让忽必烈折服，最后干脆还俗做了政治家，同样极为杰出。姚广孝似乎是并联的，能在净土宗，禅宗，诗人，军事谋略家，政治家，发明家……多种角色之间，根据需要随意切换，相互兼容而不相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