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西洋是赔本生意吗？后来为什么被叫停？

下西洋的伟业被文官集团终止，中国失去称霸世界的机遇

如果下西洋得以继续，不说美洲，南洋是很可能成为中国的基本盘之一。 下西洋不夭折，而是转变为第二次汉武帝开西域，变成明朝开南洋。明成祖时代对南洋的经营就可以持续下去，最终实现南洋地区的华夏化（明成祖时代已经着手控制马六甲海峡，形成对整个南洋地区的封锁了）。

明朝巅峰版图

凭华夏的体量，要是母国给力，不把下南洋的华人当做叛徒，对19世纪之前南洋几百万土著人口的体量，稍微来点闯关东规模的大移民，光华人就能填满南洋。

对于下西洋为什么最终被废我在这里首先要清理一个很愚蠢的谣言，就是这次大航海后来之所以被迫叫停是因为浪费民力，只带回来一些朝贡的使臣，珍宝，长颈鹿等稀有动物来取悦皇帝，对百姓来说没有一点好处。而事实上只要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就会明白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更确切的说是对群众智商的一种侮辱。不管汉朝——罗马时期，中国从红海到印度洋这段海上丝绸之路就一度非常繁荣，连帝国的元老们都在抱怨，罗马的金子都被转移到了东方。这个黄金的大量流失引起的通货紧缩一度还被学者认定为是罗马灭亡的原因之一，国际上还专门有这个课题的。阿拉伯人也就是通过陆上、海上贸易来到中国。不管是汉唐宋，这个海上贸易都是国库的重要来源，怎么到了会造巨型宝船的明朝中国人就不会做生意了？这可能吗？用屁股想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1～7次下西洋路线

永乐元年，开放市舶司，允许通贡（即贸易），永乐二年，禁止民船出海，永乐三年，遣郑和下西洋……很有戏剧性吧？朱元璋禁海，为什么禁？《明太祖实录》说是因为倭患。所谓的倭患是什么？是张士诚与方国珍等的残部逃亡海外，与海外的海盗，倭寇合流，时时骚扰延海地区，并且阻碍对外贸易，朱棣一上台，就认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于是重开市舶司，但是，倭患仍然严重，因为民间出海，难免与海盗有所勾连，所以被禁止，通贡贸易一律由官方经办。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平定海疆，驱除倭患，打通贸易之路，控制海上霸权。事实上，郑和下西洋的官办贸易，在海上纵然有想打他们主意的，也多半要掂量掂量，有些不自量力的，也被他们剿灭了，陈祖义就是其中的代表……

郑和下西洋是有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朱棣已经意识到海上霸权及通商的重要性……下西洋是由官方垄断贸易权，通过郑和的船队达到物资的流通，海上贸易是非常赚钱的，但既然由官方垄断，则民间的海商及与其相关的士人便无利可图，因为他们没有资本与皇帝与国家搞竞争！所以，下西洋也就遭遇毁谤，并在朱祁镇这衰人手上正式停止，为什么在这时停止？正是因为皇帝年幼，无力做主，乾纲不振，士人风头渐涨……如果说仅只宣扬国，赔钱不赚，永宣年间，又为何乐此不疲，如此频繁出海？永乐年间搞建设，每年的支出至少是收入的三倍有多，可是永乐年间依然天下太平！崇祯年间三饷均摊，是个什么结果世人皆知……而下西洋的帐目是不清楚的，永乐皇帝何以这样有钱搞建设，难不成真是因为沈万三的聚宝盆？

为什么永乐皇帝是明朝最有钱的皇帝？他拿什么来搞那么多的建设？又拿什么来打仗？要知道，他是在靖难以后遭受兵灾的情况下来搞建设的，样样工程都价值不匪……但是，遇到灾荒，他仍然该赈济赈济，这不只是需要有心，还要有力，需要有钱……永乐皇帝为什么有钱？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如果出洋只是赔钱的话，他又何以一次又一次地差人出洋？难道他比普通大众的智商还要低？如果永乐皇帝真的是用民脂民膏来搞建设，来打仗的话，他得加派多少田赋才能支持得起？可是到了明朝末年，加派辽饷，后来更是三饷均摊，明末都办了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永乐皇帝却是在战后大搞建设，并屡次用兵，却硬是没有被拖垮，只因为他有钱。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后人也很奇怪，在明朝本朝已经有人对出洋赔钱说产生质疑了，那不过是江南士人攻击他的一派胡言。永乐皇帝大搞出洋，那相当于国企贸易，这无形中使得某些财团受到影响，做为他们的代言人，某些读书人自然不会讲什么好话，永乐朝搞出洋，宣德朝仍然坚持搞，而只是到了悲摧的正统朝，朱祁镇年幼，乾纲不振，这些无耻的读书人才找到了反攻倒算的时机……

为了垄断海外贸易的暴利，明成祖朱棣向侄子建文帝朱允炆夺位篡权成功后，紧遵父训，在《即位诏》中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在沿海官员奏称福建濒海居民仍有私自下海和外国贸易时，朱棣“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可见在建文时期，走私活动已经很成规模了，以至于朱棣在《即位诏》中方特意下令禁止。

永乐年间，“造远洋船队，同时还建北京城、建紫禁城、营建昌平皇家陵园，五次出兵北元、还修缮长城、疏通南北大运河，”无一不是全国性的大工程，正赋杂税，能否支撑的起真是一个大问题，相比郑和在南洋的花钱，恐怕这才是大手大脚吧。明人笔记，“与其酷催科于常赋之中，孰若开财源于常赋之外”；又引唐王锷节度岭南通市泊的故事，言说官督贸易的好处。中国以其威望和朝贡贸易那典型的外交特征，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而获得某些财宝。

苏木，李金明教授的《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考证日本进贡的苏木进价是每斤一贯，折给官员和军士的俸禄是50贯，获利50倍；郑和船队在原产地采购，应该比进贡更便宜，利润也应该更高，这里存疑待考。苏木的价格永乐年间至少价值3钱银子（明会典：布一匹折苏木一斤，布一匹折银三钱），宣德年间至少价值50贯钞，以郑和船队庞大的规模（仅宝船的规模，最保守估计也在6万吨以上），即使仅以十之一二的吨位装苏木，七次下西洋运回来的苏木也至少价值数千万白银。

胡椒，《东西洋考》载三佛齐胡椒每百石值金2两；《瀛涯胜览》载苏门答刺国胡椒每官秤100斤值银一两、柯枝国胡椒官秤400斤值银5两、古里国胡椒每400斤值金200分，每斤胡椒进价0.01两左右，但被运到中国后售价，韩振华的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考证说说以每百斤10—20两的价格卖出。胡椒每斤有10倍——20倍的利润。也有一些学者依《明会典》的胡椒每斤八贯、折俸十六贯、银钞比价80等记载，推论一斤胡椒在中国价值0.1-0.2两，每斤胡椒获利10-20倍。但由于明代银钞比价因时，因地而大不一样，比较混乱，因此按银钞比价计算每斤胡椒在中国的价值准确性有待商榷。

这里提出另一种算法，即胡椒折布或绢，布和绢的价值比较稳定，比混乱的银钞比价更有准确性，《明会典》记载明代布一匹折银三钱，绢一匹当银六钱；而对文武官员和军士折俸时：绢一匹折胡椒一斤，布一匹折苏木一斤，绢一匹折苏木一斤六两，胡椒四两；布一匹折苏木一斤，胡椒三两。古代十六两位一斤，绢一匹值银6钱，折胡椒一斤，说明一斤胡椒的市价应不低于6钱银。

说一下那些说胡椒、苏木折俸禄是克扣官员俸禄的问题，说这些话的人没有基本的政治常识，当时以胡椒、苏木发放俸禄不仅有文武百官，还有大量的军士，如果以胡椒、苏木折俸是克扣行为，那么皇帝几乎将所有人（文官、武将、军士）全部得罪，会引发政治动荡，尤其是军士，可是会兵变的（克扣军俸兵变这种事在明末经常发生），朱棣和后来的皇帝那么傻？没有起码的政治常识？被克扣的文武百官和军士也那么傻，居然没人闹事？得罪所有人的政策居然可以执行下去，可能吗？而且后来的明英宗时期，文官集团主政，也大量用胡椒、苏木折俸，他们可能自己克扣自己的俸禄吗？所以无论从皇帝的智商和后来的情况看，以胡椒、苏木折俸克扣俸禄是不存在的，相反，以胡椒、苏木折俸变相提高了所有人的俸禄。

再说瓷器，《明会典》记载“青花白瓷盘每个五百贯，碗每个三百贯，瓶每个五百贯，酒海每个一千五百贯。豆青瓷盘每个一百五十贯，碗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郑和庞大的船队带有大量的瓷器，并以这些瓷器压仓，这一点史料和学者都没有什么异议，以最便宜的豆青瓷碗举例，1万只都青瓷碗也不过1吨多，可以赚回100万贯！郑和庞大的船队只要带有100吨瓷器压仓，就可以赚到不下几千万贯的利润，实际上以郑和庞大的船队（至少有几万吨级别），可以装多少瓷器，这些瓷器又可以赚回多少钱？

而且郑和船队经营的货物远不止上述三种，据史料记载统计，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所输入中国之货物凡185种，其中香料29种、珍宝23种、药材22种、五金17种、布帛51种、动物21种、颜料8种、食品3种、木材3种、杂品8种，实际利润应该比我估计的大得多！可见郑和下西洋，反复多次，不仅获利颇丰，而且推动中外广泛的交流，郑和下西洋意义远不仅仅是赚钱，推动中外交流发展的意义更加重大。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王丽明硕士在《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启示》中例举了大量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郑和下西洋不仅因为带出去而使需求剧增，而且拿进来的也不尽是奢侈品，实际上完全属于奢侈品的为数并不多。根据郑和从西洋各国带入物品所作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布类最多，这和当时中国棉花产量少大为相关，其次是香类和药品，这些“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或缺者”。宣德时最受西洋欢迎的青花瓷器，其青花原料是苏门答剌的“苏泥”和加里曼丹的“青花”。中国宣德炉的原料中，有来自暹罗的风磨石、天方的硵砂、三佛齐的紫石、渤泥国的胭脂石等。郑和下西洋是以已之长换已之短，与西洋各国进行了资源互补，使明朝的朝贡贸易，既张国威又足国用，可谓名利双收。

尽管当时的明政府为了维持自己对这种贸易的垄断，排斥竞争，禁止移民和私人贸易。朝贡贸易有它的局限性，但毕竟通过这一贸易形式，使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与海外的经济贸易往来。随着所有国家和贸易次数的增加，由此诱发公平贸易也就不可避免。郑和把“扩大经商”、实行开放贸易作为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始终在海外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并逐步将以纳贡和皇帝赏赐为主要内容的朝贡贸易转变成持久均衡的贸易往来，与所到国公平贸易、互通有无，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获得了巨大利润。“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诏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计希，充溢库市，贫民承先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自此记载不难看出，海洋贸易的蓬勃发展，既适应统治阶层对“舶来品”的追求，又满足下西洋官兵赢利的欲望，还使一部分百姓富足起来，对沿海地区的市场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基于此郑和晚年才有了“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的疾呼

郑和十分重视基地和转运站的建设，在占城设立舰队大本营，在“据诸番要冲”，“乃西洋要会”之地苏门答腊等地设置“官厂”，并以此为“外府”，储存贸易物资和船队用品，保证航海活动持续发展。郑和几十年处心积虑、呕心沥血经营航海事业，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全部置于中国舰队的控制之下。郑和的出使活动是始终伴随着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的。用郑和的话说，就是“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安宁，番人赖之安乐”。郑和的出使，“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巡弋异域，“慑服”敢与中国抗衡者。这样外邦诸国才能听从诏谕，俯首臣服。

郑和下西洋绝非仅仅是宣扬国威，贸易同样重要，七次远航的过程中，分别在占城，爪哇，苏门答腊，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木骨都束建立了七个货物中转站，最早的中国商城也是因此而建立的，双方均获利匪浅。赚钱是肯定的，不过应该是皇室赚钱，和西班牙帝国一个性质。

永乐下西洋赚的钱到成化年间还有剩余

下西洋赚钱。但是是朝廷赚钱，所以文官团体反对。原因很简单，明朝朝廷的构成跟其他朝代不同，是真正科举制，不像宋代做官的人大部分是恩荫制，只有四分之一是科举。所以明朝的政府控制在科举考试招来的文官团体手中，尤其是在朱棣死后，那些因为功劳为官的人也死的差不多了，整个明朝政府的权力逐渐到了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官手中。而这些人，实际大部分来自商人家族，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科举考试中，商人的后代优势非常明显，首先遗传基因不错，经商的谁也不傻，然后，商人有财力上的优势，可以从小就让子女受较好的教育，而明代，商人在有了财富基础后，是很重视子女教育的。

所以在明代科举中，大部分的进士来自商人家庭。因为进士们出自商人家庭，当官后，很多人还会继承家族的产业，所以他们对商业很看重，明朝廷的下西洋，实际是与商争利，所以商人的代言人们----科举出身文官团体反对下西洋，说劳民伤财。而实际上，明朝的海外贸易一直没中断，明朝虽然禁过海，但商人集团依然暗自进行贸易。明朝灭亡，一部分也是因为代表商人利益的文官集团反对对商业加税，一再把税收转加给受了天灾的农民。

成祖死后，一些大臣提出废船队，绝海洋的主张，郑和慷慨陈(上)词，“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明仁宗很快死去，即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年少，汉王朱高煦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反叛野心，欲步其父亲的后尘，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给文臣诰敕封赠，并指夏原吉等为“奸臣”，起兵重演“靖难”旧剧。

但是，郑和和他的船队在“仁宣之治”时为什么苦苦等了六年才能再下西洋呢？这当然要和当时大明的内部政权和对周边临国的关系来分析。

当时宣宗年少即位，文官势大，又有汉王叛乱，政局不稳。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朱瞻基要先树立自己的威望，让百官真正臣服于自己，在此期间，当然不可节外生枝，再让郑和的船队下西洋。在下的当务之急是要获得老百姓的信任以及文武百官的悦服，先遵循先帝的国策，等到自己羽翼渐丰时，再来开展自己的新政。这就是大明内部政权的过渡影响郑和下西洋的原因。

朱瞻基和文官集团的矛盾是非常大的，比如朱瞻基看到科举系文官势力非常大，发展宦官的势力，牵制文官势力；数次巡边，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势力，阻止文官们对兵权的染指。宣德五年，郑和下西洋的最大反对派夏原吉寿终正寝，朱瞻基立即命郑和再下西洋。宦官把持的航海贸易无疑中断了儒家官僚们的财路，所以他们竭力阻挠海上贸易，一度使航海事业停滞。而朱瞻基却力图恢复下西洋，等于断了文官们的财路，正所谓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文官集团和朱瞻基实际上有着很深的矛盾。郑和死后，王景弘在宣德九年又下了一次海，去了苏门答腊、爪哇等地，这是最后一次下海，因为支持下海的宣宗在宣德十年正月就死了

在支持下西洋的朱瞻基死后，文官集团立即做了5件大事：

1.正统元年（1436年），文官集团趁英宗年幼，以皇帝的名义命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不再使洋。并禁止建造远洋海船，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朱瞻基之前命令王景弘采买营造，准备再次出使西洋。

2、停了松花江的造船厂，把负责造船的太监和都指挥使直接就流放了，这是防止皇帝再下西洋。

2.文官集团不但命令不在出使西洋，而且在海盗频繁的东南沿海减少制造战船和武器，每个海军单位都受到裁减。浙江省海军船队由700多艘裁减到300多艘。海军运输船的状况更糟，山东省登州卫的100艘船只剩下18艘，裁减海军，大幅度减少沿海的卫所。撤了浙江定海、沈家门、长江出海口的水军，还放弃了旧港宣慰司，这就是为以后文官走私扫清障碍。

3.《明通鉴》：宣德十年二月庚寅（明宣宗死后不到一月），罢十三布政使镇守中官，惟南京守备，诸边镇守，及徐州，临清收粮，淮，浙巡盐者如故。十三布政使的顶头上司就是十三镇守中官，南京守备，诸边镇守，收粮，巡盐都用太监。这些太监起着监督文官的作用，所以文官集团在明宣宗死后立即废除了十三布政使镇守中官，废除监督，以扩张文官集团的势力

5.文官集团由于之前一直被皇帝压着，拿不到非常渴望的兵权，但在朱瞻基死后，趁明英宗年幼，急不可耐的开始将手伸向了兵权，皇家的上林苑监、十个衙门被撤了六个，由皇宫内官控制的十一万军队和校尉也被抢走了。影响明朝最大的就是杨士奇开始向军队派出镇守大臣，文官开始插手军队事务。文官开始分享兵权，并压过武将，直接领兵作战，可谓直接削弱了武将的势力。

正统元年（1436年）四月，杨士奇以英宗名义下旨设立参赞军务命文官巡视河西，事毕还朝，不为定制，明廷开始在卫所一级设置一些属司府州县系统的文官，分割卫所武官的行政管理权。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文官开始大规模的直接干预明朝兵事，并节制边关武将。

郑和去世后，明宣宗之子，第六代皇帝英宗曾打算派遣都指挥马云等再度出使西洋，正统八年造好海船，然后正统九年开始，江西叶宗留，福建邓茂七造反了！接着就土木堡了，然后下西洋就搁置了，到了成化九年，英宗之子宪宗追慕先帝功绩，有意重下西洋，也为文官集团强力阻止，发生了刘大夏藏匿事件。以后明朝八代皇帝再也不提下西洋的事了。

如果明朝中前期如果有清朝中前期那样多个强人皇帝并且在位时间足够长，能够压制住地主阶级，虽然不能让中国成为商业帝国，但是像西班牙那样开拓南洋，让东南亚成为说汉语的地区，几率是非常之大的！

ps：郑和下西洋被叫停跟大木枯竭无关

宝船用的木材有香楠木、杉木、红椎木、铁力木、黑木杯裂香等等。除了用作舵杆的铁力木和用作桅杆的杉木要求整根三五丈到七八丈大木外，造宝船并不需要什么特别大的木材，绝大部分都在二三丈以内。这些大木，一直要到明朝灭亡二百年后才濒临枯竭。

至于楠木，明朝主要是为了利用长江水系放木，所以采伐才局限于长江水系的上游地区。而即使到万历年间，仍有大量野生大型香楠木分布在湖广四川的深山之中。不仅如此，在福建广东等地，也出产楠木，只不过需要用船运走海路运送，成本太高罢了。

所以，下西洋时，大木没有枯竭。况且，郑和下西洋，一路上还在到处砍木材加买木材。例如，郑和就跑马来半岛砍了很多十丈长的沉香木。今天中国最大的紫檀木，就是郑和跑印度去买回来当舵杆用的。还有，宝船船底板所用的黑木杯裂香，也是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出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