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788 年 1 月 18 日，“第一舰队”的所有船只安全抵达植物园湾，但是植物园湾萧条的景象使初来者望而却步。

这里的沙质土地和随处可见的沼泽不仅有饽于班克斯的描述(库克船长和班克斯来这里考察的时间是在晚秋，而第一舰队抵认这里的时间却是盛夏，绿色植被枯萎了，呈现出贫瘠的地貌》，而且也非常不和于定居点的建立。

菲利普总督亲率人员向北考察，发现了被他们誉为“世界上最良好的港口”杰克迅港 (Port Jackson) 的悉尼湾，这里可以容纳一干艘主力舰安全停泊。

1 月 26 日，菲利普率领舰队全体人员在杰克通湾举行升旗典礼仪式从此,一个新的殖民地诞生了，这一天也标志着欧洲文明在澳大利亚的开始。在这个百废待兴荒无人烟的殖民地建立之初，等待着殖民地人民的是什么，殖民地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又是怎样的状况呢?

罪犯殖民地时期的人口结构

英国白人移民的到来，澳大利亚大陆开始走向罪犯殖民地。跟随“第一舰队”前来的主要是罪犯、士兵、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其中罪犯约 800 名，罪犯男女比例及其不平衡，男性罪犯占很大比重，年纪最小的只有九岁。

他们因偷窃或抢劫被判处 7年到 14 年不等的刑期。1790 年和 1791 年“第二舰队”和“第三舰队”分别为殖民地输送了 1000 名罪犯,，这时澳大利亚的罪犯人数已经超过 3000 人。

此后随着自由移民和政治犯的相继涌入，到 1821 年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两处殖民区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 36968 人。

最初，前往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把自己当作殖民者，仅视自己为前来任职的官员、服役的军人或服刑的罪犯，“我是英国人”的意识根深蒂固。“澳大利亚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它只是英国在海外的“露天监狱”，罪犯流放地是其最显著的特性。

既然澳大利亚早期的历史是罪犯殖民地的历史，那么对罪犯这一群体进行简要分析显得尤为重要。戈登·格林伍德在《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中将 1821 年的犯人情况分为四类:从伦敦、都柏林、伯明翰以及英伦三岛的其它主要城镇流放来的城市犯人。

因迫于饥寒而犯了侵犯他人财产罪的乡间工人:犯有伪造文书、印信罪的人、犯有盗用公款的人，中产阶级犯罪分子:政治犯。

在早期澳大利亚的罪犯构成中以城市中的小偷、扒手和盗窃犯最多，但是在这些罪犯中除少数确实犯有危害社会的罪行外，绝大多数罪犯的罪行都是无伤大雅的。比如，像“扮演埃及人"这样的行为在英国就可以被判处死刑，一个小偷因偷窃价值 8 先令的织品也被判处死刑。如果罪犯同意前往澳大利亚，那么死刑就可以救免。

1790 年跟随“第二舰队”来澳的“新南威尔士军团”(New South Wales Corps)是澳大利亚第一批非罪犯自由民。他们也是早期澳大利亚人口的一部分。1792年之后，新南威尔士军团开始成为殖民地军事任务的主要负责人。

该军团的到来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他们垄断贸易和向总督献媚的行为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凤气。有些人认为他们从南非带来牲畜让澳大利亚受益匪浅，他们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大量当时呕需的物资减少了因饥饿带来的灾难。

总而言之，军团作为澳大利亚早期人口的组成部分，负责维护军纪和对罪犯的监管，在殖民地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为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793 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后，来澳的移民更为复杂，美洲战场上的官员和军团一起来澳。这些军政官员及其家属是早期澳大利亚人口的又一组成部分。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对来澳大利亚的罪犯进行惩罚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澳大利亚殖民地进行开发和建设。

在他们的监管下，罪犯们到达殖民地就被编成若干劳动专业队，如筑路队、农业队、建筑队、搬运队等，然后罪犯们就开始在各自所属的部门内从事各种劳动。这样，不仅实现了对罪犯的管理，也促进了殖民地早期的建设，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形成了一种军人专制制度。

罪犯殖民地时期，社会不同的阶层对澳大利亚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占绝对多数的罪犯阶层，对澳大利亚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罪犯身份开始与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成为阻碍殖民地进步的重要因素，他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军团作为澳大利亚最早的自由移民，对澳大利亚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促进了澳大利亚殖民地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澳大利亚管理阶层的军政官员对澳大利亚早期的开发功不可没。但是，他们建立的军人专制制度阻碍了澳大利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步伐。19 世纪 20 年代到 50 年代澳大利亚自治运动的开展，标志着这种军人专制制度逐步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演变。

罪犯殖民地时期经济的发展

澳大利亚不知疲倦地接待来自英国的罪犯，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监狱。最初，英国政府组织监狱农场和公共制造企业，为殖民地的罪犯们提供一个维持生计的部门，从而实现殖民地的自给自足。

不幸的是，澳大利亚早期农作物的种植条件相当艰苦。劳动工具和农业生产经验匮乏、罪犯劳力的自觉性较差、农作物成活率较低，这些因素导致殖民地粮食不能长期自给，只能依靠英国的运粮船解决温饱问题。

如果运粮船延期或失事.饥荒就会立即出现。1789 年殖民地农作物的收成非常不好，同年从英国前往悉尼的运粮船因遭遇恶劣天气而延期，殖民地出现了大饥荒。

于是殖民地政府开始削减粮食的配给量，18 世纪 90 年代初期，运粮船“赛里乌斯号”(Cyrius) 遭遇不测，加剧了殖民地的饥荒，每人分配到的粮食更是少得可怜。有一位老人在等候领取粮食时昏倒死亡，军医解剖他的尸体发现他的胃里没有一粒食物。

面对这次严重的大饥懂，菲利普总督坚信:如果殖民地只靠犯人劳动来生产财富，靠英国的救济维持生存，那么殖民地不会前进一步，因此他制定了殖民地上地使用和劳力分配的新措施，即“土地恩赐制”和“劳动指派制”。

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土地思赐制度是指殖民地总樱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将英国政府垄断的土地授予军政官员和自由移民用于发展农业的一种制度。

任何罪犯，如果品行良好，总权有权予以释放，免除他们的劳役，并分配士地。如果释放犯单身，那么他有权获得 30 英亩的土地。如果结婚，则有权获得 50 英亩的地。如果有子女，每个子女可额外获得 10 英亩土地。

相比之下，退休士兵可以得到 80 英亩的土地，自由定居者(前 20 年很少)能得到 130 英亩的上地。殖民地政府对土地这种不均衡的分配方式，强化了殖民地私营经济的发展。

劳动指派制是释放犯人，把他们作为军政官员和自由移民耕种土地的劳动力。强制性的劳动指派制是澳大利亚经济体制的集中表现，弱化了其资本主义性质。

在该体制下，政府指派犯人到军政官员、自由移民或释放犯所举办的农牧]等私营经济部门进行无偿劳动，签订协议书并遵守其中的规定，这些私人雇主要免费为罪犯提供衣食住等所需。犯人为这些私营经济部门生产的产品由殖民当局统购统销。

另外，总督对他们的工作时间进行严格的限制: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工作 10 小时，星期六为6 小时，其余的时间由罪犯们自由支配。如果雇主愿意付给罪犯工资，政府允许罪犯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起初，从事指派工作的罪犯人数并不是很多，到 1806 年便增加到 620 人。“该制度到 19 世纪 30 年代达到了高潮。

土地恩赐制和劳动指派制的推行不仅解决了殖民地的温饱问题，同时也使殖民地的国营农场所有制遭到破坏，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私有制经济形式。“这种私营经济是政府主导的公共经济的早期竞争者，并且是公共经济培育了私营经济。

官员们通过垄断殖民地的对外贸易，从而控制外汇收入，进而迅速春并土地，国家最初对土地资源分配的垄断地位被殖民地的官员所取代，军官们开始将资本转向殖民地的畜牧业。此时英国政府对羊毛种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殖民地开始出现畜牧业专业化的现象。

金 (King) 总将声称“在我领导本届政府时深信羊毛的改进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澳大利亚殖民地早期这种经济体制，推动了殖民地富有进取心的官员向牧民的转化，为 19 世纪 30 年代畜收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