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七七事变”（4）宣介溪：追念宋哲元

宋明轩（哲元）将军，于1940年病逝四川绵阳，今天（1965年7月4日）是整25周年。

他在华北一段功业，值得千古景仰，但却受到当世怀疑，他对国家最有贡献的期间，正是他最不为国人所谅解的期间。而且，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得出类似的人、相似的事。

笔者自1933年6月，奉派到宋将军任军长的二十九军，担任军队政治训练及与中央联络工作，至1939年，一直是参与机要，深知内情。适逢他逝世纪念，不禁追念这位前辈军人风范，并略记数事，贡献给读者。

1933年，宋哲元已直接受中央指挥，但其原“西北军”老长官冯玉祥，忽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很希望宋回到他昔日怀抱，参加抗日。

有一天，冯的代表张允荣（前冯的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留学生）、宋及我三人，坐在察哈尔商都一乡人家关公像前谈话，张允荣指着关公像说：“内穿新袍，外罩旧袍，何不忘故主之深也！”

宋当时默然无语，晚上同我说：“公义私谊，不可混为一谈，不过，冯先生是我多年老长官，我终生不会负他……”

于是，他亲自拟定二十九军永久信仰及决心八条，连同三张照片，十分精美地印制在三尺宽、二尺高的横幅上，于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元旦，分发各师、旅、团、营、连、排张挂。

“九一八”之后，日本军阀因早有预谋，很容易地侵占了东北。至1932年，渐次进逼长城，威胁华北。那时候，蒋介石办理国家大事，通常是哪里紧要，就派他的总参谋长何敬公（应钦）到哪里，有时候则自己亲自去，留何敬公看家。

这次，仍不例外地由敬公北上，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名义，统率十军，遏阻敌人攻势，十军中只第十七军徐庭瑶（辖黄杰第二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是从中央带去的，其余九军都是原驻在北方各省。

他们是：二十九军宋哲元；三十二军商震；三十五军傅作义；四十军庞炳勋；五十一军于学忠；五十三军万福麟；五十七军王以哲；六十三军冯占海；六十七军何柱国。

各军历史不同，武器装备不同，所思想、所感受的也都不同，骤然杂集于平津外围狭隘地区，作战嫌其单薄，整训嫌其拥挤，加以中央对各军补充供应，不易符合实际应有的需要。

所以，这时军分会所面临的困难，除大敌当前，日特和北方反动军人政客煽动、破坏、造谣以外，还有内部协调问题。

记得1933年某日，何敬之先生在军分会怀仁堂宴请北方各军政首长，借此交换意见。到会的是北平军分会委员、各省主席、各军军长，共三桌（笔者是当日席上唯一不属于上述三种身份的客人）。

席间，某重要与会人致辞，对某些情形表示不满，言辞激烈，态度也很严峻，一时全座愕然，宋哲元接着起立发言，说：

“这许多困难情形，大家都有同感，不过，这并不是人为不臧，是国家积弱，尤其是日本侵略的结果。大半年来，部长（何先生兼军政部长）大公无私的开明作风，正在克服困难，正带给我们希望，我们为国家、为地方、为自己团体，只有服从领导，向日本侵略暴力打出前途来。”

一席话，满堂掌声，连原发言人也非常高兴地接受，餐会及餐后商谈，都是在一片祥和气氛中进行。

1935年《何梅协定》后，宋哲元被免去察省主席职务，一时出处未定，宋为提供中央决策时参考，特邀我至武衣库公馆，密商四项办法，由我个人名义电呈中央，四项办法是：

（一）驻平或驻保绥靖主任；

（二）晋、察、绥边区“剿匪”总司令；

（三）与傅作义对调，傅主察，宋主绥；

（四）调皖主席。

我们认为，宋有一适当名义留在河北，对国家当时情势较有益处，故“驻平”“驻保”列为第一项。二、三两项只是不得已时，暂放置北方第二线，以备后用。

第四项是假定前三项均不可能，中央能派他到哪里呢？经过分析，二人都认为到安徽不失是一进退咸宜办法。同时，我是安徽人，在无妨国家大方案前提下，能为家乡争取到一位廉能爱民的长官，自所愿为。

宋哲元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幸好，不久中央采纳第一项，稍后且扩大发表为冀察绥靖主任。原来，这时日本步步进逼，以其在华北有特殊利益为借口，要求“华北政治特殊化”。

中央本不轻弃和平、不轻言牺牲政策，在何先生不得不离开华北后，亦希望有一适当人选担任这特殊性地方艰巨任务，一方面维持国家领土完整，一方面掩护中央，从容准备。

这个人选，第一，要忠贞爱国；第二，要威望、实力、才智相当；第三，还要日本方面不反对。于是，宋哲元被考虑了，并决定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命宋哲元任委员长，划平、津、冀、察为特殊行政区域。

河北、察哈尔两省主席，北平、天津两市市长，都由政委会直接管辖。该组织分设外交、财政、交通、教育等各委员会，与南京的各部会一样。

日本人为什么同意宋哲元呢？因日本人欢喜的人，我国不赞成也是枉然。日本人想，宋哲元原是“西北军”，与中央有历史矛盾，中央力量全离开了，宋哲元孤立了，再加上威胁利诱和“特务”功夫，还怕他不听话？还怕他跑到哪里去？

冀察政委会宣告成立，华北亲日分子纷纷出笼，一个个沐猴而冠。海内外同胞不明内情，群相惊疑，认冀察组织，显然是继溥仪的伪“满洲国”、殷汝耕的伪冀东自治政府之后又一日本傀儡政权。

同胞们愤激地说，宋哲元已叛迹昭著，将来我们抗日，首先得要抗二十九军；日本下一步侵华，二十九军将是他们的先驱。

当全国同胞群情激昂，日本人幻想宋哲元已在掌握，华北已不成问题的时候，只有蒋介石心情笃定，他相信留宋哲元在华北，将来一旦有事，无异是预伏一支大军。

他放心宋哲元，他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宋哲元一定还只是听国家的。

1935年10月，华北正在酝酿所谓“政治特殊化”的时候，一日，秦德纯、萧振瀛二人联袂访我，解释萧之立场，说萧必能以宋之意旨为意旨，国家的利害为利害。

我对萧早有了解，我相信他会如此，但当时平津表现的复杂情势，某些人似有利用日本外交发展个人政治倾向，所以，我当天晚上，把这些情形一并电呈蒋介石，蒋立即复示，对宋等公忠，特表佩慰。

1935年11月6日，我在北平被日军便衣四十人绑架至天津，后来脱险回京，蒋介石召见我时，有这样一段对答：

“我这次被绑架，朋友曾问我，是二十九军有人授意，还是日本人直接行动？我想二十九军最多或有下面的人走报消息，高级方面，决不希望有这事发生。”

委员长立即肯定地说：“那当然，那当然。”

1936年夏，原二十九军政训处秘书顾访白，奉派至北平与宋将军联络，回来时带有秦德纯信，内有“救国有心，回天乏术”之句，很多人因此对北方局势更加忧虑，但蒋介石还是很乐观的。

1937年7月，委员长在庐山召集全国各界人士会谈，会场上有许多人对二十九军态度表示怀疑，蒋向他们大声地说：“宋哲元是爱国的，我相信他。”

冀察政委会成立，南京把华北大局交给宋哲元苦撑以后，日本人就不断压迫，希望达到完全控制的目的。

首先要宋哲元与南京“绝缘”，跟着提出什么经济合作开发方案，要扩大《塘沽协定》范围，又要增加冀东伪组织区域。种种损害我国权的企图和要求，宋哲元当然一条也不肯答应，经过长时期的硬逼软骗都无效时，日本军阀急了，决心要用武力“驱逐宋哲元”。

卢沟桥事变发生，有人认为还是“忍”得不够，如再拖两年，岂不有更多准备？岂不更接近世界大战日期？

但日本军阀要吞并华北，是既定政策，宋哲元既已证明在阻扰吞并，日军阀既已决心要采取武力，卢沟桥事变能免，别的地方事变也不能免。

况且，二十九军守土有责，在土地受到侵犯，自然不惜一战，他们多少年来憋着一口气，早想有一天能痛痛快快地吐出来。

现在，日军未经许可便在宛平县郊区演习，并借口有士兵失踪，硬要进城搜寻，他们还能再忍吗？

于是，1937年7月7日，终于在卢沟桥上高举义旗，揭开抗日圣战序幕，露出中国陆军英雄本色，叫日本人看，“你把我们当什么人？”；叫同胞们看，“你们明白了吧！”。

七七事变后十日，蒋介石在全国各界人士参加的庐山谈话会上说：“……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得任人要求撤换，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八一三”全面抗战后，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纪念周上说：“这两天南京将有一位特别客人来，他就是宋哲元，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宋哲元不但不是有过的人，而且是对国家有大功的人，他在华北一切，都是听我的命令。”

“七七”圣火，烧去了自1895年以来的中华国耻，也照耀着宋哲元同二十九军光明万里，不朽千秋。宋哲元所率领的二十九军，打起仗来实在叫人击节称赏，进攻时一勇向前，退却时临危不乱，守阵地时就抱“存亡与共”的决心。

1933年春，喜峰口一役，王长海师长以一营兵力，创下杀敌二千余人纪录，当时报上描写：“大刀翻飞，寒光逼眼，弄得十倍于我、装备优良的敌军惊心夺魄，抱头而溃。”

全面抗战后，台儿庄之战，亦是二十九军配合友军共同造成的举国欢腾大捷。

1938年春，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奉令转进黄河南岸，宋待各单位、各部队均已渡河后，自己才带参谋、副官、卫士数十人，最后到达河桥北端。

这时，敌军离桥不过二十余里，随时有受到炮轰或地面袭击可能，但宋在桥北流连徘徊，舍不得过桥，口中说：“我们这一过去，河北就不是国家所有了！”

随从人员看他迟迟不走，都很着急，最后只好由一位参谋报告：“敌人已很近，请总司令过桥。”“很近怎么样，我们总不能让敌人赶着走！”

但马上又温和地说，“不要紧，你们让我再看看。”看锦绣千里，看河水东流，那种眷恋祖国山河，不忍离去的情感，令人肃然。

吉星文守卢沟桥，刘汝明守石家庄，冯治安守微山湖，都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张自忠扼守襄河，更是抗战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国家为纪念他的战功，改设自忠县；后方人民为尊崇他成仁报国的精神，建立张公祠。蒋介石在张的灵榇运抵陪都重庆时，曾通电全国，内有“中华民族因荩忱而……，总理在天之灵因荩忱而……。”之句。

二十九军军事干部，如副军长佟麟阁，参谋长张维藩，师长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赵登禹，以及各旅、团、营、连、排长，包括全体士兵，这种训练精良、人才荟萃的部队，三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叫人兴奋不已。

政训处同人今在台者有叶逸凡、胡睦臣、戴仲玉、古焕谟、袁璧赵、胡礼贤诸兄。

宋哲元将军，世居山东乐陵，是一个淳朴好礼的地方，其父湘及先生，设馆教学，将军幼年亲受熏陶，对研读经书最感兴趣。

二十九军驻北平及张家口时，每逢星期三、六晚上，一定由汉学家、前清翰林、省府顾问梁式老讲授经书，大礼堂上高烧红烛，高级官员及驻在附近营长以上环坐听讲，宋本人亦坐在讲师右侧，手持所讲的书，在灯下专心地听读。

记得有一次，讲《论语·里仁篇》孔子说的“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一章，大家小时候读惯的是宋儒解释，对这一章的印象是：君子常常怀念不忘刑法，有畏法之心，所以不敢做不法之事；小人只常常思念着利益，抱贪利之心，表示君子与小人的气质志趣不同如此。

这一天，梁先生以汉学家的讲法，是：刑，古通“型”，是模范的意思，君子时刻想的，是怎样在言行道德上做人模范，小人只想如何用利示惠于人。

讲罢，老师拿下眼镜，向四周三十几位大学生扫视一遍，笑问：“你们都是文武领导人物，你们觉得自己是在‘以身示范’，还是在‘以惠结纳他人’？”

每一个听讲人，都为这句话问得动容，大家都要做君子，谁愿做小人呢？

1939年，宋氏以军委会委员身份，在广西阳朔养病数月，7月携带夫人、男女公子全家到重庆，住南温泉，每日在花溪、虎啸、仙女洞、白鹤岭畅游阔论，不是宋氏同我二人，就是加上秦德纯我们三人。

宋氏这时只腰有点痛，舌部不甚随和，其他部分健康情形甚佳，兴致亦甚高，他在晋见蒋介石时，曾不止一次地要求到东北打游击，让日军遭遇后顾之忧。蒋认为可以研究，但希望先好好把病养息养息，宋氏遵嘱，移居到灌县（都江堰），不久复迁绵阳，不幸竟于次年在绵阳病逝。

宋将军常说，军人最好的归宿是马革裹尸，将军为病困缠，不能含笑沙场，一定很感遗憾。

史学家太原常燕生教授评说：“宋哲元秉赋忠纯，受过老式的严格军事训练，又吸收了新的革命思想，所以成为民国前期三十年过渡时代标准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