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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间放牛是唐代农牧兴盛的主要因素之一。唐王朝在重振农产、重振民业、提高国库收入、保障租庸调等方面，采取了“一人一头牛”的措施。

民间奶牛养殖在促进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家畜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研究经济史家，多著重于马政官牧，对家畜大型家畜养殖之研究，较少涉及家畜养殖之问题。从秦汉至今，牛群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牛群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生产资料，是农业生产和运输的有力工具。

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肉食，奶制品，草药，皮毛，以及农作物的肥料。牛群是“耕稼之本”，与国家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从古代开始就倍受关注。

唐朝文学家柳宗元在《牛赋》中云：

“牛之为物……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

所以，每一代的皇帝，都对牛爱惜有加，除了多次颁布禁令之外，在祭天，祭祖的时候，都会常减省，不会用牛来做祭品。

《唐律·厩库律》中确也规定：

“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

这道“禁止屠宰”诏书中自然也包含了“禁止屠宰牛”，这对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此，在举行正式的仪式时，朝廷往往会主动地将礼堂的规格降下来，取消了牛羊豕三畜的太牢，改成了只有羊羔的少牢。

在此重蕃牧生产的指导思想下，唐初官员普遍认为，禁杀牲畜的重要意义也更加明晰。

例如，武周的张廷珪就在他的一封上谏信中写道：“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这就把对耕地的保护上升到了一个朝代的生死存亡的高度。

同时，保护牛、牲畜、减少供品、不用牛牲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敬神、移风易俗。

二、唐政府为实现农耕户一户一牛化所做的努力

在大型家畜中，牛是最能拉，而且最适于耕地耕作。所以，牛和牲畜就成为了保证耕地耕种的根本，也是人们生活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话：“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

唐代的统治者，不但多次颁布了严禁屠牛的法令，还力图让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头耕牛，虽然没有国家的统计数据。

但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的一份法令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份法令中，有一份关于农民和农民的财产状况的报告。“定户口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将入货财数”的规定。

也就是说，当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人民的财产时，农民的房屋和每丁一头牛，都不算在内。

这是对农夫耕牛的一种保护，也是唐国想要让农夫每人有一头牛。在吐鲁番出土的几个唐朝的乡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基层农业乡村的牛户的比例。

高适在《寄宿田家》中写他见到的“牛壮日耕十亩地”。一只强壮的公牛，一日可以耕种十亩地。人、牛、地三者的相互配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天灾、瘟疫发生时，没有了耕种的牲畜，散户也不能耕种。

唐敬宗时，还实行了度支市牛，平分贫民的办法。敬宗有一次圣旨，上面写着：农功所切，实在耕牛。疲旷乏此，理须给赐。宜委度支于东镇、武、灵、盐、夏州分市耕牛万头，支付京兆尹，均给畿内贫下百姓。其价以户部绫绢充。

他要用户部的绸缎，去东镇，武，灵，盐，夏等州购买一万头牛。赏赐给京城里的贫民，让他们发展农业，因为他们的劳动，都是用来耕牛的。这也是为什么朝廷要把每一户农民都有牛的原因。

唐代政府一方面致力于使家家有牛，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民众牛群的管理。自唐代初期开始，每乡按其所拥有的牛的数量、年龄和毛色，设置了《牛帐》。百姓的牛死了，要送去衙门验尸。

吐鲁番出土《唐永淳二年(公元683年)某县录事唐牒为检翟欢相牛死无他故事》：一份文书，说有一头牛生病死了，要向官府报告。同时，如果有特别的需求，政府还可以随时征用民间的牛群，或者是车马。

元和年间，朝廷为了对付吴元济，在京畿之地，送来了几千辆马车，每辆马车上坐着三头牛，这些马车都是从附近的乡下人那里运来的。从这一点来看，唐代并不是没有条件的。

唐代推行耕牛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促使人民回归本业。同时，还可以提高国库税收，以确保租调的顺利进行。这既是农业对家畜的依附，又是民间个体农户自然形成的农牧兼作特性。这种特性，也就是中国封建时代，自然经济所具有的特性。

三、民间的养牛大户

在唐代政府的鼓励下，再加上先进的饲养技术，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批养牛户的产生，《新唐书》卷一九七《张允济传》中所云初唐元武县民以特牛依妇翁家，使牛“孳十余犊”一般来说，一个家庭拥有超过十头的牛，就可以被称为养牛大户了。

《新唐书·陆羽传》载陆羽幼时牧牛的情景时说：

幼时，其师教以旁行书，答曰：“终鲜兄弟，而绝后嗣，得为孝乎?”师怒，使执粪除圬填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潜以竹画牛背为字。

陆羽小时候，就是这个老师，让他参加了“牧牛三十”，他没有办法好好读书，只好拿着一根竹子，坐在一头牛的背上，偷偷地练起了书法。

那三十头牛，是不是都是老师？若全是老师，则巧妙地利用学生的劳动力，来放牧。

云南多为少数民族，因“地多瘴，草深肥”，所以只能生长“沙牛”，沙牛应该是一种有当地特色的牛类动物，可能是从南疆引进的。

《宋史·层檀国传》载：

“层檀国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畜有绵羊、山羊、沙牛、水牛……”,由于此牛不断“更蕃生犊”,或许就是类似黄牛的一种。

在云南一带，天宝年间，故“一家便有数十头”牛者，所在多有。至于其它牲畜家禽，当地百姓也都“悉有之”。

这意味着，在这片土地上也有很多家庭，他们的羊群，大部分都是从吐蕃运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从汉地运来的。

除了耕作和运输之外，牛只还可以被用来交易和销售。大唐朝廷在武陵、陵陵、盐、夏诸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中很可能有不少都是从这几个州的牧户那里购买的。

朝廷会以一个公道的价格，收购他们饲养的牲畜，然后分发给那些没有牲畜的农民，让他们继续耕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私营牛在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寺院养牛业

修道院饲养的牛，有长寿之意，也有生产之意。而长寿牛，则是因为牛群的异常，而被信众们按照宗教上的不杀戮原则，捐献给寺庙的。

据《太平广记》记载：

唐宋令文者，有神力，禅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筑圈以阑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两角拔之，应手而倒，颈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

禅定寺有一头蛮牛，很可能就是因为它喜欢和人接触，所以没人敢靠近，所以才会被送到这里来。

禅定寺不得不为他设下牢笼，将他囚禁起来，幸好后来有个宋令文，将他的脖子扭断。为了维持寺庙的田地，很多寺庙都会饲养一些耕牛。

在唐贞观时期西州高昌县弘宝寺的《杂物牲畜》一书中，曾在吐鲁番发现过这本书。“大牛捌头。在外大牛壹头。……大草牛拾伍头。特辖捌头，贰岁草特陸头。犊子七头。女犊子参头。”寺中共有四十八头大小公牛，帐中写着“在外大牛壹头”。

想来是将公牛租给了外面的人。这么多的牛群，主要用来耕种和运送寺田，只看帐目上写着“镰叁拾叁个，犁肆具”，便可知这座寺庙的田地并不少。这些牛，只怕都是寺庙里的奴仆在养。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内地寺院，《玉堂闲话》载：“宜春郡东安仁镇有齐觉寺……其寺常住庄田，孳高甚多。……常住有老特牛一头，无故而死，主寺僧于街市鬻之，只酬钱八百。如是数处，不移前价”。

齐觉寺里有一片庄田，里面有很多动物，这些动物都是用来种地的，有一头母牛，一直到老死，才会把它的肉卖掉。由此可见，一定给这座寺庙带来了不少的牛群和牲畜。

寺庙中的牛群和牲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的剥削，例如，在吐峪沟中发现的《唐西州下宁戎、丁谷等寺帖为供车牛事》，即是西州政府在唐代初期对寺庙进行剥削的一篇帖子。

五、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时的民间牛畜经济

敦煌档案中有大量活生生的记载，反映了敦煌地区在吐蕃占领区、归义军时期，以及在此期间，人们对牲畜的饲养和利用情况，有了很好的了解。

正如前面所说，牛和畜不仅是农业生产和运输的动力，而且还是一种社会资产，因此，在《敦煌家产分册》中，牛和畜始终是一项主要的分册内容。

如《分书》的样文，载云：

“今则兄ム乙、弟ム甲，今对枝亲村邻，针量分割。城外庄田，城内屋舍，家资什物及羊牛畜牧等，分为ム分为凭。”

其中，羊群和牛群养殖就是其中的一项。《天复九年董加盈兄弟三人分家文书》,就是一件具体的家产分割契约，现将契文摘录如下：

天复九年己巳岁润八月十二日，神沙乡百姓董加盈、弟怀子、怀盈兄弟三人，伏缘小失父母，无主作活，家受贫寒，诸道客作。兄弟三人久久不谥。今对姻亲行巷，所有些些贫资，田水家业，各自别居，分割如后：

兄加盈……又玖岁牛婴特(牛)壹头，共弟怀子合。

弟怀子……又玖岁牛婴特牛一头，共兄加盈合。

畜牧业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牲畜的贸易。从唐代初期到吐蕃占据敦煌，牛、羊等牲畜的贸易一直延续，并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贸易。

因为牛是最重要的劳动力，所以他们在交易时，一般都会签订“两共平章”，在价格上达成一致，这是一种公平而又慎重的交易，双方都会在契约上注明，一旦被人认出，就会被称为“偷”，也就是说，偷来的东西，要归原来的主人所有。

我们亦指出，后一份契约，亦有前一份契约所无之处，那就是买卖之后，若发觉“牛有宿疹”，也就是牛本来就有疾病，不能吃水，三日内可归还。

这符合《唐律》中“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的规定。到了归义军时代，可能是因为军事、农业、运输等方面的原因，对牲畜的需求量也增加了。

这一时期，与“牛畜”“犁牛”“耕牛”等相关的交易、转让、交换、租借和抵押有关的文件大量增加，也正是这种状况的一种体现。此外，P.4638号、S.542号背、P.4783号、S.6341号、P.5927号IV、S.6981号等文书，都有关于牛畜雇用、车牛租雇以及犁牛、耕牛交易等方面的记载。

总结

这说明在那个时候，对牛和牲畜的使用是非常频繁和普遍的，它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有联系。与此同时，还可以从耕牧关系紧密结合的相互促进方面，透视出当时私人牧牛业快速发展的情况。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我们不难发现，在唐朝，私人养牛业是提供耕牛的主要来源，它在唐朝的整个畜牧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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