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珞珈山传奇​：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时代”

厚古薄今是人的天性，一提起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繁荣”的时代，往往非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中西合流的民国莫属。它们曾塑造了国人的气质，并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现象。

但还有一个与当下中国关系最深的文化繁荣时代——1980年代，却时常被忽略。在那个短暂、激越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地图上群星闪烁，如果说改革的政治中心是北京，经济中心是深圳，鲜为人知的是，在武汉的珞珈山畔，也同样在进行一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刘道玉与他所在的武汉大学锐意革新、成果辉煌，被称为“刘道玉时代”。

1981年至1988年间，是刘道玉先生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那个年代，武大最耀眼的不是它的樱花，而是由刘道玉和他的教授、学生们共同缔造的珞珈山奇迹。

而刘道玉之所以能缔造这一教育奇迹，不只是他的勇气与改革才能，正如刘道玉对自己一生三次转身的描述：从“拓荒牛”到“杜鹃鸟”到“啄木鸟”——

作为一个教育改革者，首先必须是个实干家，是“拓荒牛”，有担当、有能力；其次，必须是理想主义者，为教育的至善境界鼓与呼，是“杜鹃鸟”，即使失去了舞台，也不安于现状，对现实不甘妥协；最后，还必须是半个思想家，做错误观念的“啄木鸟”，敢于逆潮流而动，致命遂志，其命维新。

▌武大的蔡元培：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

在刘道玉主政武大的时期，学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思想自由、民主学风。他认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人为设置一道道的门槛和禁区，磨灭学生们求知的冲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限制，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敬畏和渴求。

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刘道玉当时的远见和改革魄力，依然令人感慨，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率先废除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制；多次进京恳求、克服重重困难，率先摸索出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等一系列先进制度，实现了“以学生为本”。

在武汉大学开学第一天，刘道玉先生就对全校学生说：“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

据当年武大学生回忆：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他们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

学生们可以组成讨论会，探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问题。据说，只要学生们邀请，刘道玉校长会尽可能推掉其他事情，参与讨论，倾听学生们的声音。

刘道玉还独创了插班生制：社会青年通过考试，可以直接到武大念大三，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著名作家野夫就是第二届作家班的插班生，他感叹“校长给了我们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

当时的武大学生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转系甚至转校；经济困难的可以贷款，毕业后5年内若有大的成就，或自愿奔赴边远的，由学校还贷。

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主持人窦文涛，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

刘道玉被称为“武大蔡元培”。在武大校长任上，他一方面营造了自由开放的校风；另一方面大刀阔斧改革高等教育，学分制、主辅修制、导师制等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他治下的武大。

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同步，在短短8年时间里，塑造了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

他惜才如金，曾为杨小凯争取平反、保护赵林不被开除、破格录取野夫、帮邹恒甫筹集哈佛大学的学费；培养出了易中天、邓晓芒等著名学者，陈东升、雷军、毛镇华、艾路明等企业家。

遗憾的是，就在武汉大学如日中天的1988年，刘道玉准备开始第二个五年规划时，一道撤职令突然传下来，他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校长一职。

▌一个合格的教育改革家，他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

被免职后，刘道玉的日子不太好过。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生病住院都会被拉出来做检讨，但他从没写过一个字。

杨小凯1995年受刘道玉之邀回武大讲学，校领导不但禁止他讲课，甚至还派人监视他的行踪。

在被免职后，刘道玉还多次受邀出任厦大、暨南、华侨等大学的校长，甚至还有某市市长、团中央书记，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心灰意冷地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只会办教育。但是，既然换来换去都是那个婆婆，我又能做成什么呢？”

他曾写过一副对联：“生不做万户侯，死不争半寸冢。“这是他对为官的真正态度。

刘道玉心心念念的仍然是教育。在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中，他对中国的教育之积弊提出了大量真知灼见。

他抨击错误的基础教育是“戕害人性”，对功利化、官僚化、排斥现代文明的办学方式深恶痛绝，无一不指向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

一个合格的教育改革家，他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做事的方式却更像实干家和冒险家，能将空中楼阁般的教育理想，落实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正如刘道玉所说：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很多东西总认为不完美、不满意，总要想改它，追求事物最完美的状态。而现实派认为现成的东西都是合理的。

培根有一句名言：新东西再好，人们也会因为不适应它而反对它；旧事物尽管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适应它，所以愿意保护它。

但是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意义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就已经被浪潮淹没了，但是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致命遂志，其命维新

“卸任”武大校长之后，刘道玉没有气馁，而是开始攀登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教育研究和演讲，并留下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

在《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一书中，刘道玉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的思考，归结为十条意见，无一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病根所在：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杜绝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的权钱交易。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独立学院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停止大学办分校：办分校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科技开发园决不能多，多则必滥。

◎实行教授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

◎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让剽窃抄袭见光死。

◎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

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仅以上十个方面，但这些是最主要的。刘道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正是因为他的国际视野和触及教育灵魂的改革理念：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正如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略带辛酸的话：“80年代任职的大学校长之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

即便是今天，像他这样敢于直言并且一针见血的教育家依然是极少数。

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耳朵已不太灵光，视力也在衰退，最麻烦的是他还患上一种书写痉挛症，右手提笔写字就颤抖，吃饭可以，拿刀可以，就是不能拿笔。

“这是天要杀我耶，我这种人不写作了，还能干什么呢？”

《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便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出版出来的。这本自传，凝结了他大半辈子对教育的思考，在当今这个教育矛盾愈发激化的社会，读来更是振聋发聩。有人说，那是保存在书本里的改革火种。

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说：

“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

在武大的校友里，无人不知刘道玉。关注中国改革教育史的，同样无人不知刘道玉，但在相关的资料与档案中，他却被有意无意的隐去了。

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

在改革举步维艰、温饱都没解决、互联网尚未出现的80年代，刘道玉校长就创造了世界瞩目的教育奇迹，提携了无数青年才俊。尽管中途受阻、壮志未酬，然而他的成就和影响，早已超出校园和时代，至今无人望其项背。

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

刘道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与中国40年的教育改革画上了等号，尽管武大至今没有刘道玉一个题字，也没有一座建筑、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然而世所公认：他的生命历程、改革历程，早已与武大、与中国教育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