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上具有某种“非典型性”，但在长期统治中逐渐增强了对中原的认同，从而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和经验教训。

它以军事强大、没有外敌的独特优势有效地巩固了版图与国家认同，较好地处理了大一统与因俗而治的张力，也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但由于治理粗疏等原因，元朝过早地走向灭亡。

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都是世界历史的常态，但多民族统一是中国应当坚守的传统。要更好地处理当前民族问题，历史提供的直接经验不多，需要在新形势下积极探索，发扬新的政治智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朝的“非典型性”

从时空上界定“元朝”，有一定的复杂性。自成吉思汗建立草原帝国，下讫１２５９年蒙哥去世，这一时段严格讲还不算发扬新的政治智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朝＇将其纳入元史属于追溯。当时蒙古的国号“大蒙古国”是从蒙古语翻译过来的，蒙古大汗给罗马教皇写信，印玺中用的就是这一国号。

如此界定，元朝便和前后朝代衔接起来。按照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处理方式，元朝版图包括中央政府统治的各行省和宣政院管辖的藏地。西边几大汗国虽然也是蒙古人所建立，但已经独立发展，只有一些形式上的联系，难以纳入中国史叙事。

与同为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北魏、辽、金政权相比，元朝在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上具有某种“非典型性”通过历史比较可以清楚地显示这一特征。

在中国古代史前半期，北方民族的起源叙述都出自汉文史料，这些史料应当有一定根据。据记载，早期北方民族普遍倾向于声称与中原同源，具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起源地离中原较近，另一种则不排除后来附会的成分，如鲜卑人所追溯的起源地一大鲜卑山离中原很远，那么他们与中原同源的说法便更值得怀疑。

辽、金在统治过程中，尽管保留了原先的族群文化，但接受中原化相对较快、较深，具有明显的认同中原的倾向，不仅政策上逐渐和中原接轨，还直接自命为“中国”。

辽朝绝大部分疆域是草原和森林地区，汉族及渤海农业区地盘很小。草原森林地区和农业地区实行不同的统治体系，而且农业区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大致能与前者相当。

辽尽管没有人主中原，只占据了一小块中原地区，但在文化上有很强的中国意识和内向认同，不仅自认为能够代表中国，而且有和宋朝竞争之意。其君主（尤其后期）的身份感与中原帝王比较接近，例如辽道宗便自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

金的建立者女真人本身是农业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以中原制度为主导的政权。他们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汉人的制度、文化，实行的是“一国一制”，这一点与清朝的共性较大。

元朝的统治更具复杂性。蒙古崛起之初，以草原为中心向外扩散，发展方向和统治范围的重心不同于中原王朝，具有草原性、世界性，中原在很长时间内属于边缘地带。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以中原为中心，但背后的大草原和西边的四大汗国，始终对政权重心有所牵动，使其一定程度上偏离中原这个中心地区。

现存的元朝非汉文文献，如藏文、西夏文文献，都有称元朝为“大元”的材料，这说明元朝在这些民族地区使用的国号就是＂大元”。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蒙古人也逐渐习惯和认可了这一“招牌”。

蒙古统治者比较充分地保留了民族特性，对于治理汉地农业社会一度是“一头雾水”，但由于汉族占到总人口９０％以上，农业收入在国家财政经济结构中具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只能运行一套体系，同时在局部稍加变通。

元朝皇帝在汉文正式文件中自称“中国”，面向汉人颁布的诏旨也大多采取汉地传统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这固然表明他们对中原文化的接纳，不过这些文件或诏旨都是由汉人起草的，不完全代表蒙古统治者的真实想法。

不过另一方面，到元朝后期，随着对中原地区统治的深人，多数政策的出发点和关注对象都是汉人，统治者日益和中原接近，汉语、汉文化水平逐渐提高，认同中原文化传统、以历代王朝接班人自居的意识明显增强。

国家认同与因俗而治

元朝作为庞大的多民族帝国，必然有塑造认同的措施和思想，但相关资料并不多见。在蒙古人的认识中，世界由一块大陆和零碎岛屿构成，他们凭着赫赫武功四处扩张，已经征服了大陆的绝大部分，没有达到的最西边只是次要之地。

按照中国古人的观念，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主中原建立政权并非不能接受，历史上这种情况曾经一再出现。蒙古进人中原后，北方汉人很快接受了蒙古的统治，认为蒙古政权与此前的金朝在本质上相同，只有量的差别。

元朝的多民族治理和国家认同有特殊的客观条件。它几乎击败了所有的对抗政权，没有外部敌对势力，再凭借它强大武力的震慑和弹压作用，确保被征服民族和地区很难制造独立、反叛等大问题。这一优势是其他王朝所没有的。

元朝在兼顾大一统和因俗而治方面做得较为成功，既没有因为强调统一、实行一元化管理而引发地方反抗，也没有由于因俗而治、照顾地方情况而导致分裂。以行政区划而言，在高层基本统一的前提下，边疆和内地在中下层管理上存在差异，但又有相通之处。

元朝的因俗而治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管理办法。只要遵从两大前提，一是服从统治、不得造反，二是承担赋役等义务，就允许延续当地原先的管理体制，不追求底层制度整齐划一。

不过元朝在国家管理方面也有失败之处。蒙古统治者不仅对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管理体系不强求一致，而且作为游牧民族，在国家治理效果方面要求不髙。元朝的统治在局部环节上常常较为随意或粗线条，细化程度不够，导致管理上比较松散混乱。

文化多元与认同不足

元朝凭借强大武力巩固了国家政治认同，而在文化的统一和认同方面着力不多，宗教、文化政策较为宽松包容。皇帝信仰藏传佛教，但并未将这一信仰在蒙古人当中推广，更不关心其他民族的士民对其是否信仰。

同时，元朝并未像北魏那样推行激进的汉化政策，一部分色目人和蒙古人（尤其到元朝后期）接受了汉文化，与汉人在同一话语体系中形成文化认同，另外一部分色目人和蒙古人则可能缺乏这样的文化认同。

一部分人居中原的蒙古人受到汉文化影响，表现出对汉文化的爱好乃至认同，仿照汉人起姓名字号，有的能够创作诗文书画。不过这类情况相对来说出现较少、较晚，他们的汉文化造诣通常也算不上突出。

色目人群体中包括诸多族群，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但在人居中原后，对汉文化的接受大都比较迅速。

当然，上述情况并不能涵盖色目人全体，那些并未人居中原的色目人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例如藏地的吐蕃人，就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虽有一些僧侣不时进出内地，而留居者极少，与汉族文化也交流不多。

总的来说，元朝是一个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不同文化在有所交流的同时，各自特色仍然保持得比较明显，文化层面的认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元朝的遗产

元朝是一个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上的多民族帝国。它稳定统治了中原和边疆一百多年，始终保持辽阔的版图，这是很难做到的巨大成就，也是留给后世的主要遗产。元朝在多民族国家治理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尽管一些政策在元亡之后没有得到延续，但不乏深远影响。

明清两朝继承了元朝的遗产。汉族王朝在统治和治理边疆上不如边疆民族有优势，因为他们对边疆的熟悉和包容程度不如后者。元朝对东北和藏地的控制，也在明朝（至少部分时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学术界流行“内亚视角”等提法，简单讲就是强调少数民族王朝的非中原色彩。他们认为：中国学者对于少数民族王朝，基本是视作传统中国式的王朝来研究，这样并不全面，应当充分关注其边疆、内亚的一面，那一面的影响可能是超出以往想象的。

多民族国家如何治理是一个难题。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十分悠久，但要更好地处理今天的民族关系，向历史寻求经验的空间已经不大。

古代社会的人口规模、社会组织、产业结构、思想观念、信息技术、交通条件等等因素与今天相去甚远，更不具备今天高度全球化的背景。

共和国建立后，民族政策参照了苏联的理论和做法，并形成基本政治制度，缔造了民族团结的基本格局，但也有某些方面效果不尽理想。解决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还需要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扬新的政治智慧，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