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日军军火-华 克 之（上）

——这是扣人心弦的真事，不是小说。

临别之前

1945 年秋的上海，就像一个久病难愈的患者，刚出现一线转机，就又被新的病魔缠倒了。日寇是投降了， 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们，并没给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希望，而是纷纷忙着占房子、抢车子、搂金子……致使黄浦滩头，民怨又起。

某天下午，一辆挂有特别牌照的小卧车，穿过四川路桥，驶进虹口区。和司机并坐的，是一个佩带德国驳壳枪的武装警卫；后排是一文一武，其中，穿黄呢军装，肩扛中将军衔的就是我。

过往的行人都知道，自日本投降后，能在大上海驱车横行的， 只有那些抗日时躲进峨眉山的国民党“劫收”大员。我从人们匆忙让路却又面带愠色的神态中，深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得人心。可惜，这种误会却是无法解释的。那些私下朝我们车后“呸呸”吐唾沫的人们哪里知道， 我并不是什么国民党“劫收”大员，而是敌伪和国民党特务早就竭力追捕的一名“犯人”！

十年前，做为刺杀蒋介石未成而误伤了汉奸汪精卫的一名主犯，我从这个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早在 1939年为缉拿我而悬赏大洋10万的告示还遍布上海街头，我却接受党的指示，重新潜入上海，从事了解敌情的工作。六年过去，组织上出于种种考虑，要我和几位同志转到解放区工作。

就要离开上海了，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向这个我曾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城市告别呢? 又该用什么样的礼物，奉献给我曾以眷念母亲般的深情，朝思暮想的解放区呢?

半个多月来，我一直在苦苦思虑，最后决定，利用现存的社会关系，以及当时敌伪惶惶无主，企图各奔前程的心理，搞一批军火运到解放区。

当时，国民党的“劫收”大员虽已到了上海，但都在忙着为自己捞便宜，八年中发足了“国难财”， 如今又要发“胜利财”了。至于那些不能吃、不能喝的军火，大员们则认为，反正已是“囊中之物”了，便迟迟不去过问。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大可以以乱裹乱，混水摸鱼，搞一次“行动”!

我把我的“行动计划”向组织作了汇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将参与此行动的其他人姓名，都用化名或代号称呼)， 组织上当时代号“老太爷”的负责同志完全赞同，并约定隔二三日即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眼下，便是行动的关键一步： 我将以国民党陆军中将的身份，去见日本后勤仓库军官冈田少将。

……汽车在虹口区急驶。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与冈田中间的牵线人郑德。在大上海，此人堪称一个活跃人物，也是搞军火这出戏的一名主角。既然这出戏是郑德第一个出场，那么就首先从他说起吧：——

郑德何许人?

郑德比我大四岁，是宁波人。其父在清廷是个京中大官，本人生长上海，能言善辩，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如鱼得水。举一个例子便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即郑德并未上过什么大学， 却会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自称是美国期坦福大学的硕土。一次，他遇到几个真正斯坦福毕业的留学生，知底的朋友以为这回准得露馅， 哪知郑德却主动和人家聊起“当年留学”的情景， 如数家珍一般地点出当年斯坦福大学校长和几位著名教授的姓名，以及校中几座大建筑的风格、特点， 甚至还指出了图书馆的某些管理缺陷，直说得那几位正牌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为之瞠目，连连自叹不如。其实，郑德的这些常识全是从他订的美国杂志上看来的，是准备唬洋鬼子，做大生意的“本钱”。

当时，江浙一带是蒋介石势力的老巢，不少嫡系均为江浙原籍人氏，以郑德的籍贯、出身和能力，是完全可以到政府做大官的，然而他只致力经商，看不起官僚、政客们的腐败，非常反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我和郑德交往多年，通过为苏区运盐和营救、保释被捕同志等几件事，我知道此人有正义感， 办事牢靠，而且深晓世故， 不该问的决不多问。比如他早已知道我与刺汪案的关联及处境，可从不主动打听我的行踪及住址， 仿佛他很懂得我们地下工作的纪律似的。

他是个精明人，不愿卷进政治漩涡，却又深知在中国干什么都离不开政治。日本一投降，他立刻感到这江山的主人要换了。换国民党吗?太腐败，不会长久；那么将转向何方呢? 打开当时的地图，上海周围，新四军的解放区倒是星罗棋布⋯⋯于是， 郑德将我请到了他家。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中产阶级家庭。宽敞的客厅摆满了沙发，桌上放着许多中外报刊，玻璃酒柜里琳琅满目， 白兰地、威士忌、咖啡以及西湖龙井、徽州红茶，应有尽有。寒暄过后，郑德便直截了当要我谈谈对时局的看法。我正想请他为搞军火从中搭桥，当然不愿放过这个机会，便马上说：“首先，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的前途极其暗淡， 因此，内战很有可能发生，而这最后的胜利，不用我多讲原因，必然是属于共产党。”见郑德在点头称是，我又补一句：“不过，在胜利之前的过渡阶段， 大家的生活将是困难的， 战争嘛。”听到这最后一句， 郑德马上说：“你的关系多， 我得求你帮忙，找些机会搞点生意干干，好歹赚几个钱花。”

我答应一定帮忙之后说：“我也有件事情想请你协助。现上海的情况，我可用四句话说明，就是‘日寇欲击击不得，蒋欲来来不及，汪伪号令令不行，我军接收收不到’。可以说，从古至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能像如今的上海，供各类冒险家大显身手。你了解日本人在上海储存军火的情况吗?我想拉你合作，为新四军搞些军火。这在我，是埋在心里很久的心愿；在你， 则可立一大功！”我与郑德互相托办过不少事情，可从没有今天这样的内容。大概，他从我的话里听出了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因此， 没有像往常那样，拍着胸脯满口应承， 而是若有所思地朝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这点头的分量，内心不由涌出了一股欣慰之情。

迟迟不露的导演和演员

郑德自接受我的嘱托后， 便主动与上海宁波帮里的那些小奸商多了往来。这些小奸商在日伪时期，大多是日本人的买办，所以和日本人交往甚密。

一天，郑德告诉我， 他通过小奸商介绍， 终于结识了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主任冈田少将。作为初识的朋友，郑德觉得此人还讲交情，是个典型的武士道，不甘心战败的命运，可又担心回日本没有出路。郑德介绍完初步印象后，朝我搔了搔头皮：“至于搞军火一事，我实在是外行， 不知第一次怎么个开口法，都需先扯什么?”“这好办，我来教你。”我爽快答应着。从此，在以后的十几天里，我便充当了“导演”的角色，由郑德权做前台的演员。记得第一次“导演”是这样开始的——

我叮嘱郑德说： “从你对冈田的印象来看，此人可算个标准的武士道分子，所以，你的言行举止上，千万不得流露出丝毫的骄矜。并要反复向他表示，中国虽被列为战胜国，但中国这种代价惨重的胜利，不仅对我们国家没有好处，对我个人，也很可能大大有害。只要冈田对此稍有兴趣，问及原因， 你马上就接上话茬， 说你是个既反蒋，也对共产党极无好感的第三条道路主义者。这是很能投合这批走投无路的武士道分子胃口的。接着你便装做很神秘地告诉冈田，说在中国， 是有第三政治力量存在的。并列举你有一个朋友，在国民党中是个中将，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的好友，被刘置于军中，倚为心腹。你对冈田说，他的政治主张远比你我更为积极，认为国共两党都不好，蒋介石在国民心中，毫无威信，回天无力；共产党那套阶级斗争，又绝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时冈田必定要问你，你那个朋友的打算是什么，你便告诉他这是军事秘密，不过听朋友透露过， 第一战区在河南西部已划出二十余个县的地方，驻扎刘峙的心腹部队，准备将接收的日方较好兵器都集中在那里，并收容日军中有志之士，不知作何用场。”

郑德像听故事似的听到这里，见我打住了话匣， 便问：“就说这么多?好像还缺少个结尾吧?”我笑着说： “这个结尾要由冈田自己去猜想，这样才使他无暇去琢磨咱们这套鬼话的可疑性；才能重新逗引起他要继续为大东亚共荣圈奋斗的梦想！”转天，郑德告诉我：“冈田听得津津有味，不仅相约下次再见， 而且还嘱托我向那个中将朋友打听收容日军人士有何之用哩！”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 蒋介石自宣布接收上海后，一直夜以继日向江南调兵遣将，内战很可能即将爆发。我深深懂得，搞军火的计划如能成功，无疑将给新四军一个不小的支持，于是便对郑德说：“咱们得加速行动了！”

“怎么个加速法?”

“对冈田实施攻心战：给他讲纳粹德国战败后，战俘被关进集中营的命运，连一支笔都要没收的呀；讲日本天皇下诏无条件投降后，如何正待罪于皇宫；东条英机首相又是如何绝望自杀，以及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在天皇广场剖腹的情形……”

“这些，恐怕冈田也已晓得了。”

“晓得归晓得，反复说的效果可不一样，尤其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会使冈田马上联想到那‘第三政治力量’上去，既然回国前途渺茫，那么很显然，只有采取合作态度，才可能免于成为战俘——冈田听完后，一定会这样想的。”我十分肯定地说。

“另外”，我又告诉郑德一些有关游说的诀窍：“比如， 你要冈田听你的话，那就切不可直说‘我要你这样干，因为对我利’！这非失败不可；而应该说，‘你如果这样干，对你将有多少好处’！对方就感兴趣了。”郑德听得很专心，其实，我心里明白， 我这么絮叨，完全是怕把事情办糟，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一句一句地教——太伤人自尊心了！而郑德的心理恐怕也是和我一样，所以才如此耐心，认真求教。要不然，凭他这个上海老开的“功底”，未必真不知道怎样对付冈田。

摘自《隐蔽战线大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