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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事变改变了战争的发展进程。诸王相继撒手不管战区军事，卷入内讧的涡流。

数以万计忠勇将士被戮，统帅杨秀清及许多高、中级将领死难，致使战略指挥中枢严重削弱。

1856年9-10月，韦昌辉执政，天京陷入血腥的恐怖。石达开规劝止杀，反遭报复，祸及全家。翼王逃往安庆，撤走武昌城外援军，放弃湖北郡县，移师讨韦。

于是，太平天国战略指挥系统发生分裂：韦昌辉只能控制天京战区，上游军事则由石达开指挥，成为与中央抗衡的一大势力。为了威胁韦昌辉，石达开驰援宁国，并控扼天京上游门户芜湖。

1、清廷何以不发起反攻？

清廷极力从天京内讧中捞取战略利益。

咸丰获悉事变奏报后立即诏令各战场清军头目，迅速转取进攻，并辅以政治诱降，妄图“乘其内乱，次第削平”。

于是，在清军全面战略进攻下，无论是韦昌辉，还是石达开，只得被迫实施战略防御或退却。

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因天京事变而告终，太平军将士面临严重的军事考验。

其实，咸丰叫嚷进攻，却没有制订出一个全局性的总体战略进攻计划，而是让各战场将帅自行其事，选择自己的进攻目标。

清廷则逐个加以指导并相应整合协调。

这样，同时出现若干个进攻重点：

湖北湘军进犯武汉；江西湘军攻瑞州、抚州；皖北清军深入巢湖腹地，皖南邓绍良包围宁国府城；江北大营重犯瓜洲、江浦；江南大营重振旗鼓，反攻溧水、句容。

就战略方针而言，依然是分兵进取的老套路，缺乏组织战略会战的重点战场。结果势必分散力量，在每一个进攻点上，清军都显得力量不足，攻势难以持久与扩展。

除了战略指挥上的严重缺陷外，清军还面临着三大困难：

第一，太平军将士英勇抵抗，寸土必争，决心保卫天国疆土，致使清军畏战惧进，攻势阻滞乏力。

第二，兵饷俱缺，严重限制了进攻的力量与规模。皖南依赖浙江饷需，皖北全靠外省协饷，湘军专恃湖南接济，也需外省协拨，江南大营由江、浙、上海支持，江北大营必须外省支撑。

但协饷往往落空、截留、打折扣或拖欠，造成前线军饷积欠数月，军心大受影响，兵勇不愿卖命，逃亡、哗变、溃散成为军营中的常事。

而且，财源枯竭，募勇扩军大受限制，清军不能迅速增加或替补置换，制约了进攻实力。

第三, 1856年10月底，因清廷再次拒绝各国列强的“修约”侵略要求，英法联军乘中国内战入侵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被迫调遣兵勇抵御侵略。这一事变限制与削弱了清廷全面进犯太平天国的力量，客观上有助于天国度过内讧后的危机。

2、武汉“失守”

太平天国方面，诸王把内讧与权力斗争视为当务之急，反清武装斗争降到次要地位。

由于中枢指挥失控，缺乏统一调度的全局战略计划，各战场的战略整合与协同机制受到阻碍，原来行之有效的集中优势兵力、重点和机动地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不能再行实施。

于是，各战场将士自行奋战，捍卫国土，英勇抵御清军进犯，出现了激烈的攻守战事。正是广大将士浴血奋战，积极阻滞与痛击来犯之敌，挫败了咸丰“次第削平”的乘危渔利图谋，部分抵销了内讧铸成的严重军事损失。

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是举国军民，而他们的领袖却不同程度地对天国犯下罪错。

先看武汉战事。

这是上游军事重心。国宗韦俊坚守武昌，指挥湖北将士；秋官副丞相钟廷生驻守汉阳，为武昌犄角。

清军由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主持全局，兼犯汉阳；湖北巡抚、湘军二巨头之一的胡林翼专攻武昌。

战争从1855年春开始，至天京事变，已历一年半。1856年8月，石达开进援武昌，湘军被迫攻坚拒援，双方战斗频繁激烈。至9月4日夜，石达开奉密诏诛杨，从前线撤出援军，援鄂之战半途而废。

翼王开始驻节安庆，观望内讧动向，兼顾上游军事。官文获悉石达开撤离前线，亲赴汉阳督战,，9月6日发动三面进攻。太平军安设巨炮，待清军“近至卡墙，连环轰击”，官文初战不捷。

9日再攻，兵勇伤亡百余人。12日，官文亲自指挥水陆偷袭五显庙，被太平军击走。布政使李孟群、副将王国才分攻龟山与西门桥，被钟廷生抄袭后路，损折清军一百六十余人。官文夺气，不敢再攻。

胡林翼没有猛攻武昌，而是竭力扩军, “水师增船六营”，弁勇五千人，战船二百五十只； “陆师增人五千”，总兵力扩至二万以上。湖北月饷达二十八万两。

湘军在武昌外围挖濠筑墙，形成“四面长围”。还由广东购置六百门洋炮，大大加强了攻坚火力。这样，武昌成为湘军长围攻坚的试验场，形势对太平军愈益不利。

石达开决定继续遣军上援。9月中旬，万余将士由北岸进援汉阳，官文派重兵驰堵，胡林翼分兵“渡江合剿”，在摄口击败援军。

同时，翼王令翼殿兵部尚书鲁某由南岸进援武昌，至咸宁亦被堵回。

而且，石达开在湖口、安庆新造船舰八十余只，调集运输船一百六十只，于9月末上驶武汉。10月初，被湘军水师在蕲州、田家镇焚夺。

是时，湘军水师船坚炮利，控制武汉江面，断绝石达开水上接济，陆师合围两城，深濠坚垒，切断进援线。

因而得以抽出机动兵力专事拒援，分别挫败石达开策划的三次上援行动。

之后，石达开与韦昌辉决裂火并，对韦俊不愿再行驰援，武汉将士陷入危城孤境之中，形势更加险恶。

咸丰严旨诘问官文、胡林翼说:

“何得以城坚贼悍为词，坐拥水陆重兵，日久无功？若云断绝接济可以困贼，何以为时已久，尚末葳功？”

上谕湖北湘军乘天京内讧，迅速“克复上游，即可移师东下，由九江而至安庆，由安庆而至金陵”。咸丰仍在做着灭亡太平天国的美梦。

10月，石达开移洪山援军驰赴宁国，准备靖难讨韦，湖北太平军实力急剧削弱。胡林翼喜出望外，立即调整城外兵力，分遣湘军控扼青山港、石嘴等要塞，堵截江路，与水师联络援应。

11月上旬，韦昌辉伏诛，韦俊守志大受影响，亟欲寻求出路。从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武昌将士昼夜骚扰湘军，窥探敌围虚实。12月12日，韦俊督师全面突围，鏖战一天，未能奏效。

官文在汉阳前线也着手移营进逼，10月29日，李孟群在五里墩扎营四座。11月10日，钟廷生遣队袭击沌口，“上窜掳粮”日遭清军伏击未遂。中旬以后，汉阳将士坚守城垣，牵制清军，策应韦俊寻机突围。

官、胡还对守军施展政治诱降的阴谋，乘内讧“射书入武昌、汉阳城，劝贼归降”，为太平军严辞拒绝。

韦俊决意经水路撤出，在角塘、南岸嘴聚集水营船只，加紧制造木伐、快艇，以运载突围将士，并在城内留驻重兵抵御清军攻城，配合后卫将士堵截敌入追击。

部署初定，汉阳太平军首先胜利撤出东门，在江岸登上舟簰，迅即下驶。天黑时，全部撤离。

清军冲进空城，抢掠杀戮后，纵火焚城, “火光烛天，照耀江波”。同时，韦俊与洪仁政也基本撤出武昌守军。

官、胡在奏捷时无耻捏报“战果” ，被亲历戎间的幕僚方玉润揭穿。

他写道: “大军围攻武汉一年，并未损贼一桩一签。二城太平军于本月廿二日(12月19日)忽同遁去，盖回援江省也。”

官、胡“老师糜饷，待贼自遁，然后成功，可慨也夫”！

王闿运也说，当天，武昌太平军“开城遁走”，“汉阳寇亦东走”。只字不提官、胡捷报中的连篇大话。

3、江西相持

12月23日，官文渡江，与胡林翼会商东侵计划，决定首先乘胜追击，夺取湖北；继之, “力攻九江；最后“由浔达皖，或分兵会剿江西。”

企图与曾国藩会师，恢复湖口战役之前的军事态势，再实现以往湘军头目梦寐以求的“直捣金陵”的战略目标，控制天京上游诸省地盘。

为了支持东侵，胡林翼建议咸丰，大力经营湖北, “以此为高屋建瓴之势，控制长江。”

湖北疆土全部沦丧，构成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全面战略退却的主要环节。

从此，上游战局难以复振，太平军再也没有能够重新立足湖北。

相反，湘军以两湖为后方，与太平军争夺赣皖，迫使天国转取内线战略防御，消耗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显然难以支撑持久的战争。因此，湘军卷土重来，再度成为太平天国最难对付的凶恶敌人。

1856年春，太平军控制江西大部分州县，清军只据有“南偏一角，曰南赣宁郡；东偏一角，曰饶州、广信”。

曾国藩与巡抚文俊困守南昌，学政廉兆纶筹防赣东，兵饷俱缺，朝不保夕，赣南“久已不通声息”，推给两广总督叶名琛收拾。

由于太平军普遍建立乡官政权，清军筹饷无源，每月十九万两饷银基本仰赖外省协拨，湘军与赣军不时争饷内耗，曾国藩与文俊相互牴牾，矛盾日深。如果石达开增兵进攻，曾国藩将遭灭顶之灾。

可是，杨秀清檄令翼王率三万精锐于4月中旬参加歼击江南大营会战，黄玉昆受命主持江西军政，因实力减弱，将士中“大抵土匪结党成群，而长发老贼甚少”，只得转入战略相持。太平军“分踞各城，并未四出滋扰”。

曾国藩趁此摆脱困境，实施局部进攻。他令李元度与邓辅纶、林源恩率满支湘军东犯，会师于东乡、进贤，再进取抚州、建昌，妄图在赣东取得突破。

1856年5月1日，湘军进抵抚州。

太平军英勇坚守府城。赣东突破的意图受挫，抚州出现相持战局。

学政廉兆纶受到湘军东犯的鼓舞，5月中旬，督团连陷金溪、新昌，叫嚷“建昌大有可乘之机”，拼凑四千名兵勇图犯建昌府城，构成赣东又一个军事活动热点。

基于江西危急，湖南面临威胁，应曾国藩告援，湖南巡抚骆秉章令即选道刘长佑、候选同知萧启江率湘军入侵湘赣边境，于5月25日进抵袁州，遭到太平军的猛烈抵御，攻势阻滞。但湘军在赣西开辟了又一战线。

面临敌人的局部进攻，黄玉昆的具体战略防御对策是：

集中兵力严守各大郡城及南昌周围州县，与清军相持；又分散兵力控制农村，获取给养，壮大力量，等待决战。

这种兵力灵活分合的积极防御战略，使曾国藩大吃苦头，被迫分散兵力，多处攻坚与保卫南昌，饷需、军资辗转输送，以维系相持残局。

一旦太平军大举机动，各战场清军都可能遭到歼溃，已经是一副挨打的态势。

4、湘军的战略突破

咸丰见其他战区乘天京内讧反攻均有进展，而江西“尚无一处克复”，竟至连续丧师，埋怨曾国藩“徒事迁延，劳师糜饷，日久无功”。

上谕西安将军福兴驰赴江西办理军务，暗中监督曾国藩的战略指挥，加剧了头目间的矛盾。

双方争夺的重点是赣西瑞州、袁州。

曾国藩于10月1一17日亲赴瑞州策划，决定“先断南路临江之接济，而后可以因贼。”

11月，湘军在锦江南岸构筑新垒，同时，发动二次强攻，遭太平军猛烈抵抗，伤亡沉重。

12月初，曾国华、刘腾鸿筑成南北二城，控扼上游，妄图长围久困瑞州。赖裕新多次出队干扰，未能成功。瑞州形势渐趋严峻。

由于湘军不断增加兵力，袁州已被围困。

9一11日，吉安太平军两次进援，与袁州守军声势相应，多次夹攻湘军。

11月28日，守将李能通无耻叛降献城，袁州陷落。

可见，天京事变后，赣西军情恶化，袁州是湘军夺取的第一座府城，对全省战局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曾国藩不断增强湘军兵力，重点进攻赣西，力图向东推进，以改变现有力量对比，争夺江西疆土。

至1856年12月，湘军乘虚扫荡鄱阳湖西岸州县，连陷武宁、建昌；李续宾率湖北湘军主力大举侵赣，瑞昌、德安相继失守。

1857年1月，清军水陆集结九江与北岸小池口，江西太平军面临空前严重的局面，“谨守江西”的战略也将承受新的考验。

5、皖北反攻

在第一次战略退却中，皖北出现了局部反攻的胜利。这要从皖北战局谈起。

皖北是太平天国重要的战略基地，巢湖地区粮食源源不断地接济天京。1855年冬，杨秀清为了增援芜湖、镇江，放弃了庐州。之后，又抽调大批将士组建援镇兵团，于1856年1月打响了东进之战。

至此，皖北兵力严重削弱，太平军难以控制辽阔的江淮腹地。清安徽巡抚福济、江南提督和春乘虚发起局部战略进攻。

1855年12月9日，清军进犯三河镇。太平军守将蓝成春“占据街市，四面高立石壁，以为巢穴。外有河道数层环绕，而沿河又有悍贼扼守营盘”。

这一水陆要塞防御体系使清军大吃苦头。福济、和春策划移营逼近三河，半年多来毫无进展，连外围堡垒也未能突破，从1856年初起，前线呈现旷日持久的相持战局。

9月15日，和春夜袭三河，蓝成春督师杀敌，击毙参将程智泉。清军继续猛攻，攻陷街口营垒。

蓝成春率部突围，与白石山将士会合，转进焦湖，三河陷落。

和春乘胜前进，兵临庐江。9月18日夜，太平军弃城而走，清军陷城。

是时，天京内讧波及皖北，东王部属受到株连，军心动摇，严重影响斗志。和春、福济南北进犯巢县，分遣即选知府李元华、翰林院编修在籍绅士李鸿章进犯无为与东关。

9月29日，李元华截获情报，无为太平军驰援巢县。30日三更，他乘机偷袭州城。太平军撤走，10月1日，无为沦于敌手。6日，李鸿章进陷东关。至此，清军连陷巢湖西北州县，进围巢县。

9月25日，福济兵抵巢城，次日，寿春镇总兵郑魁士驰至，清军附城筑营。

10月1日五更，郑魁士令清军潜师越过两道外濠，被太平军觉察，奋起抵抗。

守将黄和锦严密防守、不时逆袭清军，战术变化灵活，迫使郑魁士顿兵城外，形成相持战局。

10月26日，清军同时攻陷大西门与东门外营垒。夜间，福济、郑魁士发起总攻，击败巢湖太平军水师增援，并冲进姚庙冈石垒。守军深感沮丧，黄和锦率军由东门突围而出。27日凌晨，巢县失守。

一个多月间，天京粮源基地陷于敌手。当时，韦昌辉滥杀无辜，洪秀全令李秀成由句容回援三河，已是缓不济急。石达开忙于计划止杀及移师讨韦，无暇过问皖北危局，致使清军轻易实现了战略进攻目标。

但是，福济缺乏足够兵力，广阔的巢湖地区很难有效控制，只能处处分兵设防，机动力量势必因分散而减弱，既影响与制约了未来战略进攻的规模，又因防守薄弱难以阻扼太平军的战略反攻。不久，福济就要吞食自己种下的苦果。

6、桐城之战

事实上，福济胃口不只是巢湖地区，而要黥吞整个皖北。就在9月中旬，他咨福建陆路提督秦定三进犯桐城，开辟沿江战场。20日，清军七千五百人进扎三十里铺，打响了桐城战役。

桐城是安庆门户，李秀成奉天王严诏：“把守桐城，保固安省”，所部六七千人。他在城东北隅筑垒二座，西北筑垒一座，与城垣构成犄角。

9月28日，秦定三移营东门外陈家铺，“距城数里，逼近贼营，以遏来源，而便进取”。

李秀成出队干扰，未能遏堵清军进攻。10月8日，秦定三进犯东北营垒，遭到李秀成内外夹击，损兵折将。次日，清军改为攻城，又被城外太平军突击后路。李秀成挥师由南门夹攻，再挫秦定三攻势。从此，清军不敢大犯，战局消沉。

但福济正犯巢县，根本无力增援，添兵之疏成了具文。李秀成于10月27日一30日反攻清营，秦定三龟缩营垒狙击，打退了太平军的攻势。

翼王石达开将打宁国之兵交与陈玉成管带。陈玉成与李秀成是同乡至好。李秀成因桐城军情危急，向陈玉成求援，石达开决定在皖北实施局部反攻。

1857年1月初，翼王令陈玉成率宁国援军渡江，集结枞阳，陈仕章率天京援军集结裕溪口，湖北撤出将士由安庆援桐，皖北太平军声势大振。

福济惊呼：

“桐城、含山、无为、巢县，处处吃紧，防不胜防。桐贼凶悍异常，急切又难抽拨，加之兵饷月余未发分毫，拔营更属不易”。

为了协同行动，陈玉成、李秀成在枞阳商议，决定李在桐城“谨备制敌之师”，牵制清军主力，陈兵团“奇兵制胜”，突入巢湖地区，收复失地，再回师援桐解围。

这样，他们具体制订了行动计划。陈玉成部由裕溪口驰抵无为襄安镇，迅速突破薄弱的清军防线，攻克无为州城。大军直下仓头、运漕，与陈仕章会师，声势更大。接着，乘胜克复巢县，进取夏阁。

按照原订计划，陈玉成于1月28日进抵黄姑闸，拟攻取庐江，拊桐城清军之背。31日夜，太平军攻城，次晨克之，复乘势大败清援军于烟墩。2月初，陈玉成进抵桐城北境界河、新店一线，与李秀成夹击清军，胜负未决。

陈兵团旋分两路推进至三十里铺、吕亭及白沙岭, “在桐营后路，层层进扎” ,清军腹背受敌，粮道切断, “实属危险万分”。

福济手忙脚乱，东西不能兼顾。1月30日，他返回庐州，筹堵东路，岂知太平军大举西进，桐城连次索饷求援。一个月内，皖北局势的剧烈反复，实在是福济始未料及的。情急之下，他决定先固巢穴，在庐州内外集结水陆二三万人，防堵太平军攻击。

桐城清军兵饷俱竭，于2月中旬制订突围计划，但被咸丰否决。其时，正值春荒，饥民遍野，纷然投奔太平军，以求生路，陈、李兵团实力大增。

清军缺粮, “升斗维艰”，“郑师扎黄泥冈下，秦师扎月山之西，兵勇或死或逃，两营大恐”。

2月下旬，安庆将士驰抵前线，陈玉成拥众四五万人。郑魁士、秦定三决定突围求生，“合军由山径退舒”。陈、李下令追击，清军“饥饿不支，纷纷溃下”。27 日，太平军攻入舒城，并“追入鲁谼山，饥勇多从贼入城。”接着，大破三十里铺清援军，阵毙总兵郝光甲。

郑魁士逃往庐州，秦定三遁至中梅河，转逃六安。3月3日，太平军攻克六安，秦定三再逃庐州。

至此，皖北东西战场太平军势力联成一体，福济困居庐州，连次飞章求援，咸丰没有机动兵力可遣，只能看着皖北疆土重入太平天国版图。

李秀成部将李昭寿与捻军张乐行有交。通过李昭寿，李秀成与张乐行达成联合作战的协议。李秀成占六安后，即上三河尖，招引张乐行。是时张乐行先派龚德树、苏天福半路相迎。

3月18日，李秀成、李昭寿、龚德树、苏天福联合占领霍邱县。李秀成即将霍邱城交张乐行驻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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