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号战犯到无罪释放，冈村宁次逃脱法庭制裁背后的真相

#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

1949年1月26日下午4点，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审理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案，事先冈村宁次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法庭会判他有期徒刑7年，冈村宁次本人也认为，他理应得到如此哪怕更甚的下场，因为比起他在中国犯下的这些罪行，判7年真的是太轻太轻了。

审判现场

当时庭长石美瑜问冈村宁次有何最后陈述，冈村宁次说，对于日军官兵的罪行，造成了多数中国人民的人身精神物质上的巨大灾难深表歉意。

紧接着，石美瑜站起来大声地宣判，被告冈村宁次依法应判无罪。

此言一出，就连冈村宁次本人都呆若木鸡，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了，还没等反应过来，审判长就进入了庭长室，门都来不及关上，记者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大喊大嚷，表示不解和不服。

而这个时候，冈村宁次已经在法警的保护之下，趁乱从后门溜走了。

这个被中国人民视为“天字第一号战犯”，同时名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名单之列的冈村宁次，是如何躲过了与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一同被判绞刑的下场，甚至还得以无罪释放。这一幕究竟是由谁导演，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咱们首先得来扒一扒冈村宁次究竟在中国欠下了多少血债。

冈村宁次

作为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冈村宁次参与制造了1928年的“济南惨案”，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夺取长城隘口，也是拜冈村宁次所赐，他还代表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攫夺了对华北的控制权等等，这里头最没有人性的当属南京大屠杀，致使三十万中国人民遭受戕害，还有在华北他施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要求日本军队凡是攻下一地，不留一人一物全部杀光、抢光、烧光。

当时无数的村庄和城镇都遭受了日军的洗劫、屠杀，整个华北搞得是无村不戴孝，家家有哭声，甚至在一些偏远地区，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宛如地狱一般。

抗日战争时期，冈村宁次不断的挥舞屠刀，残忍杀害百万中国民众，正是这样一个杀人狂魔，在中国犯下无数血案的头号战犯，竟然被无罪释放，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

冈村宁次步入投降仪式会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当时举国都是要求惩办战犯的呼声。延安方面甚至直接宣布冈村宁次为首要战犯，国内舆论也普遍认为他是中国战区“天字第一号”的案犯，应该判处极刑。

递交投降书

对于中国，对中国人民，他百死莫赎，粉身碎骨不足以偿其罪。

冈村宁次本人也深知罪责难逃，惶惶不安，他曾经想过自杀，还在日记当中写道：“我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而且死刑也在所难免”。可是国民党态度却迥然不同，他们不仅对冈村宁次所犯的罪行一再美化包庇，甚至还为他开脱，起诉审理事宜一拖再拖。

直到1946年9月，面对中国百姓的责难及记者的一再追问，战犯处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仍然表示，冈村宁次拘留审理委员会正在研究当中。总而言之，主打一个字“拖”。

那么，国民政府为何频频为罪孽深重的冈村宁次脱罪，究竟看中了他什么利用价值呢？这里面自然有蒋介石的小算盘。

面对共产党方面和国内舆论普遍要求严惩战犯，尤其是冈村宁次必须处以极刑的呼声，蒋介石不以为然，他认为冈村宁次有非常重要的像压舱石一样的作用。

首先，蒋介石看中了冈村宁次手上的军队，他认为这些军队能够帮助他阻挡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上海、南京、武汉、北平等大城市。

其次，冈村宁次还能够约束在华的一百多万日本军队，如果这些携有武器的日本官军失去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条，蒋介石希望依靠冈村宁次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面对蒋介石的诉求，冈村宁次自然是求之不得。

1945年8月18日，冈村宁次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态度很明确，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仇视共产党，甚至直言延安方面如有抗日辱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日军在华所有的武器装备，应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

这里的所谓中央政权指的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

1945年9月12日，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冈村宁次这个总司令官竟然顺势就被改为了总联络部长官。

更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日本早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了，可是日军和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之间的战事，一直持续到了12月16日的高邮之战，以日军失败才告终。

冈村宁次不仅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保护了大城市没有落入共产党军队的手里，为国民党军队顺利接收胜利成果作出了所谓的“贡献”，还尽全力的为蒋介石反共出谋划策，并付诸行动。

1945年，“国防部第三研究室”在南京建邺路168号成立，这是一个利用特别人员组成的极端机密的特别组织，专事研究反共反苏的“战略”。

该组织集结了原日本第13军军长土居明夫中将，曾经在缅甸生吃英国军官生肉的步兵大佐辻政信，日军陆军“国宝”级研究密码的专家大久保春夫以及日军陆军情报学校的校长山网少将等等一批的日本战犯都在里头，而把这些人召集起来的人，就是冈村宁次。

对于这次配合，蒋介石很满意，满意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对待冈村宁次手下所有的所谓徒手官兵，实际上就是俘虏，一律纳入国民政府军补给的体制，享有与国民政府军官兵同等的补给。每人每月可以有主食25市两的白米，甚至后来还让他们跟国民政府军享受同等的薪资，将官一级每个月8000元，校官给4000元，尉官是2000元，士官400元，就连士兵都每个人发200元。

其次，1945年12月23日，蒋介石还亲自会见了冈村宁次，交谈当中，蒋介石始终面带微笑，摆出一副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姿态。蒋问冈村，你身体还好吗？有什么不便之处，请不要客气，直接向我和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

冈村回答，谢谢您的好意，我一直过的很满意。

蒋介石又说，听何总司令说接收工作进展顺利，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什么困难，你也可以提出来。

冈村回答，目前没有，如果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这亲切程度和关心程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俩把兄弟呢？

也就是从这次会谈之后，原打算逮捕冈村宁次的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态度转变了，提出冈村宁次作为努力配合接收的人，不建议以战犯论处，甚至在1946年4月22日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高级别会议上，何应钦还列举了不少理由，为冈村宁次免罪，蒋介石顺势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当然，光是他们内部同意，全然不顾舆论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了延迟审判，他们是绞尽了脑汁，先是国民政府对外宣称是冈村善后工作尚未结束，后来工作差不多结束以后，又说他病了，得了肺炎发烧，甚至煞有介事地拿出了为他开具的在沪养病的证明书，就这么一直拖到1948年8月2日，冈村宁次才终于首次的收到了军事法庭送来的起诉书。

8月14日，冈村宁次应军事法庭的传唤，随即被送进了战犯监狱。

8月23日，首次公开审理，当时的庭长是石美瑜，事先他发了1000多张旁听券，还邀请了中外记者外交使团，还有国内的民众前来旁听，公审地点在吴淞路，原商会礼堂举行。

当天9点30分，冈村宁次在宪兵的押解之下进入了法庭，当时的他还装出一副大学教授的模样，态度是相当的倨傲。

出庭受审

开庭不久，检察官就和辩护律师唇枪舌剑的开干了起来，法庭气氛相当的紧张，一直审理到中午都没有结束，只好暂时休庭吃饭。

就在他们进入餐厅吃饭的时候，服务员突然就跟石美瑜说，庭长请您接一个电话。石美瑜当即起身去接电话，回来之后脸色就变得非常难看。

他接到的是国民政府“国防部”秦德纯次长的电话，说冈村宁次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所有法庭人员一律不得擅离职守，于是原定下午的继续开庭，只好临时取消了。

“国防部”打来的电话，这背后又是谁下的命令呢？是时任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蒋介石的铁杆，至于原因他在日记里写了：“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

他们最终的决定就是判处冈村宁次无罪，可具体怎么操作，还没想好，只好先叫停了审理。

汤恩伯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意见，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帮助冈村宁次，有两个原因：

一、汤恩伯和冈村宁次曾经是校友。

别的不说，就说汤恩伯和冈村宁次有过四次交手对战，汤恩伯都相安无事全身而退，这个交情不一般。

二、汤恩伯很会揣摩蒋介石的用意。

那么判冈村宁次无罪，这件事最终怎么来操作呢？咱们来看1949年1月26日，冈村宁次的第二次公审。

当时负责审理的老法官陆起，特意穿上了授衔时的那套上校的军服，他马上就要到龄退休，这个案子是他毕生审理的最后一个案子了。

开庭当天，他精神抖擞地坐上了法官的那个椅子。由于当局封锁消息，出席旁听的记者只有20多个人，比第一次公审的场景是冷清了很多，那么会正常的来审理吗？只能说刚开始一切都正常。

直到中午休庭的时候，石美瑜把法官们都请到了庭长室，神情严肃地说，今天辛苦各位了，让你们的肚子受点委屈，我们先商量好对本案的处理意见，然后再去吃饭。

法官们也没有深究其中的意思，开始认认真真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了起来，都认为应该处于极刑。

可是没等法官们说完，石美瑜就打断了他们的言语，说你们都不要说了，案件拖了这么久，你们怎么还不了解内情？

接着拿出了两份电报，一份是汤恩伯要求将冈村宁次无罪释放的电报，另外一份是蒋介石发来的，内容大意是汤恩伯呈请要求判冈村宁次无罪，应予照准。

看到这两份电报，法官们都傻了，三观震碎，都崩溃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时无言。

这时候石美瑜又拿出了一份“国防部”拟好的判决，这一下法官们的心都在滴血。

石美瑜接着说，这是上峰的决定，我也身不由己，各位签字吧！现场四位法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敢签这个字，签下去就是民族的罪人。

石美瑜眼看僵着不是办法，又开口说，“国防部”派来的军法官就在隔壁房间，我们不签字，就会由他们来接办此案，结果还是一样，可是我们就要倒霉了。

最后石美瑜的目光停留在老法官陆起脸上，缓慢地说，陆法官，你年纪大，资历深，就带头签个字吧！

陆起痛苦地说，如果非签字不可的话，那也没有办法，不过我要在评议本上写下我的保留意见。

最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官们一个个无奈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也签下了他们内心的屈辱和永远的遗憾。

下午4点重新开庭，庭长石美瑜当即宣布了对冈村宁次的宣判，无罪释放。

理由是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在作战时期肆施屠杀、强奸、抢劫等罪行或许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

连战犯的认定都重新定义了，接着又说日本投降时，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投降，因此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犯相绳，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在这种诡辩逻辑下，宣判结束，紧接着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庭长石美瑜快步躲进了庭长室，冈村宁次则从后门撤离，他随即被送到了一个秘密住宅，保护了起来。

1949年1月29日早上8点，汤恩伯亲自护送冈村宁次与其他259名日本战犯一起，在上海码头乘上了美国的驱逐舰，国民政府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把他送走了。

更加可恶的是，回到日本的冈村宁次并没有就此隐退，他甚至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还被选为所谓“战友会”的副会长，在日本各地展开巡回演讲，不断煽动右翼势力，指望有一天军国主义能够卷土重来。

值得一提的是，冈村宁次为了报答他的所谓救命恩人，特地于1950年以顾问的身份拜访了台湾，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出言献策。

人常说“恶人自有天收”，1962年，冈村宁次唯一的儿子暴毙，他自己也染上了肺病，并于1966年心脏病突发猝死家中，结束了他丑陋而罪恶的一生。

但对于中国人来讲，他的死仍然太过于平和了，他的双手沾满了3500万国人的鲜血，再过百年、千年也不可能洗得干净。

其实说到底，蒋介石为了国民党的利益，利用日本战犯来对付共产党，而罔顾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利益，这才是冈村宁次从头号战犯变成无罪释放的根本原因。

而与此同时，对战犯网开一面的国民政府，也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唾弃，走向了失败的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