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学校外的事情甚至比学校内的事情更重要，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的观点深刻地说明了教育受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们要找到教育矛盾产生、发展、变化的根源，必须要回到教育所处社会环境中，回到学校教育内部的各种关系中。

二战后日本社会经济的变化

战后，整个日本都进入了无序状态，日本人固有的价值观随着美国人的占领土崩瓦解。美国民主文化与日本的传统专制文化发生冲突，让日本人一时无所适从，新的价值没有建立，旧的价值又被否定，一向循规蹈矩的人失去了方向。

就这样，战后的日本人突然从传统价值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个人主义价值的理解十分有限，把提高生活水平作为奋斗的目标。但是，当一个社会完全排除了其他价值，少了其他力量的牵制，就无法抑制欲望的膨胀，让人在无序的世界中越陷越深。

可以想见，战后的日本满目疮胰，粮食紧缺成为全国各地面临的首要问题。由于战时的轰炸，东京可能比其他地方更为糟糕。

车站周边黑市林立，在这样混乱中，饥饿的、失去亲人的少年们成为车站地下通道里的流浪儿。营养不良是当时人们身体状况的真实写照，甚至成为“流行语”。在街头的流浪者和三餐只能在外吃的人中，经常出现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事件。

“东京高中”(东大教养学部的前身) 德语教授龟尾英四郎只靠配给制生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进肚，因营养失调而死。在这种情况下，也有日本人表现所谓的气节，1947 年，东京地方裁判所的山口良忠法官因拒绝食用黑市大米而选择死亡，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1.学生的困难生活

在东京，有很多学生的生活也非常悲惨。在东京没有家、千里迢迢从各地来到京城的学生们，因为住宿难、粮食难、交通难甚至学习用品难等问题难以维持学业。

学生的出勤率好的时候能达到 60%，不好的时候只有 20%，缺课的多是地方出身的学生。有的学生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住宿，生活费从 150 日元到 500 日元不等。

正吃得多的青年白天只能吃两顿，因为每月约有一周不够吃，就必须回到农村。1946 年对东京麻布区本村国民学校的儿童粮食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当天出席者 572名，因没吃的缺课 15 名。

一日三餐都有米饭的 23 名，两餐有的 70 名，一餐有的 190名。三餐都用代用食品的 289 名，占一半以上。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儿童犯罪成为日本战后的都市病。粮食配给难成为少年不良化的温床。到 1947 年，从粮食困难犯罪开始转向住房困难犯罪，很多少年因为与父母起生活的不愉快而从家里搬出来，开始出现很多人因杂居生活而导致的性犯罪。

针对这一新现象，司法保护相关团体呼吁要建立“少年街”为他们提供娱乐设施。1953 年，为了了解战后混乱社会形势对初中生的生活、思想产生的影响，文部省国立教育研究所对关东和山梨等一都七县的三千名初中生进行了调查。

在衣食住等问题中，近一半家庭不能保证供给主食、勉强有整齐的衣服、学习用品、加餐、玩具等。

18%穿衣有困难，11%三餐吃不饱，46%没有零食，42%家里没有学习的地方，45%的缺少学习用品，76%缺少玩具，以上七项要求全不能满足的 1.3%。在这样的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很多人认为中学生私自从家里拿钱出来买吃的是不良化的第一步。

2.生活习惯的变化

日本是一个勇于向外国学习的国家。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和美国影响，从表面看起来，日本的风俗习惯比其他任何事物变得都快。

国民服、军服的裁剪方法改了，农村妇女穿的劳动裤等也转变为时尚的女裤，清一色的美国款式陈列在商铺里，这样众多的商品让刚归国的人都产生了是在外国街道上散步的错觉。虽然封建思想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但这种情况似乎也象征着日本社会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受此影响，健康快乐成为学生们的生活信条。他们希望能清白正直地生活、有正确的坚强的信念，想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帮助别人、尽量做好事，还要受人尊敬、研究高深的学问等。

学生们的烦恼主要是没有专业、缺乏自信、意志薄弱、想做的事不能做好、没有知心的朋友。在新教育制度下，高中生们的生活也去掉了某些粗俗习惯，比如认为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从正门进入的“正门主义”首先被抛弃，头发、衣着变得更自由了。

没有了“铁拳制裁”和胡闹的宿舍变得清洁，只是还能看到因为经济困难穿着破旧的学生。在高中的棒球赛上象过去那样喝倒彩的也没有了，学生们似乎正在变得有教养，很绅士的样子。

青少年亚文化发展

1.杂志与漫画的发展所产生的亚文化

1946 年，急于赚钱的商人已经不择手段，他们看到了文化市场的匮乏和人们的需求中有无限的商机，用粗劣的仙花纸印刷的煽情的杂志逐渐诞生了。由于涉及性方面内容的杂志很容易买到，对少年产生了恶劣影响。

1952 年警察厅少年课对于东京都内 12所高中的 586 名学生(女生 260 人) 阅读性杂志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高中生都背着家长看黄色杂志，借朋友的 48.6%，家里有的 41.2%，自己买的 12.8%。

有人用劣等烧酒的危险来形容劣等杂志的影响: 喝一合两合还没关系，喝三合以上就危险了。

这种杂志不断出现，《自由》、《红与黑》1946 年创刊，《猎奇》、《女王》、《微笑》、《新自由》1947 年创刊，《酒吧》、《女士》、《心》、《女豹》《罗曼史》、《粉红》.《不夜城》1948 年创刊，《情侣》、《吉普》、《小丑》1949 年创刊。

还有很多杂志就像雨后的春笋一样，混乱生长，虽然常常遭到取缔，但一般情况下是被忽视的。花哨的封面，黄色、淫秽、荒诞的内容非常具有蛊惑性。劣等杂志与吉普、妓女、黑市、劣等烧酒一起成为这一混乱时期的象征。

2.影视普及时代的亚文化

继收音机普及之后，1953 年2 月1日 NHK、8 月28 日日本电视 NTV 开始播出。日本进入了“街头电视时代”。

1953 年 8 月左右，在东京站前广场上安装了由朝日大楼提供的电视接受机，人们都聚在那里收看高中棒球的直播、职业棒球夜场直播。电器商店门口也有成堆的人在看电视。此后又从“近邻电视时代”走向了每家都有电视的“客厅电视时代”。

电视对于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影响一直有争论，但是据日本电视调查企划部调查，除报道类的节目外的所有节目中一周内播放的犯罪事件数量，杀人 27 件(包括尸体的描述)、遇害 75 件，强盗 4 件，诱拐3 件，共计 109 件。

此外出现刀具、手枪等的场合共83 次。全国所有的年龄段 65%的人能看到电视。这些大众传媒对不良行为少年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警察厅从全国 120 个警察署随机选出了收容教育的 1 831人(女子250 人) 进行了调查。

因为媒体的影响而堕落的为 11.7%，其中 30.4%是受电视影响，21.9%是受杂志影响，21.1%是受电影的影响。

从影响的方式来看，27.1%是模仿不良行为的手段,16.4%是因为看了电视或杂志后兴奋而实施不良行为,48.6%认为是间接影响，其中性犯罪最多，占 40.3%，其次是强盗、胁迫、暴行和伤害;对 15 岁少年的影响最大。

另一方面，日本电影界在战后迎来了极大的繁荣，但是有些电影却带来了不同的影响。1953 年由新人若尾文子主演的《青春性典》宣传“女学生必看”而引起了极大地轰动。

各公司纷纷出品《续青春性典》、《再续青春性典》，还出品了《少女诊察室》、《纯血革命》、《青春期》、《续青春期》等。这引起了妇女团体对电影公司进行抗议，公司方面出示了高中生写来的感谢信，辩解称这些都是性教育类电影。

日本学校教育制度存在问题

1947 年 4 月1日，日本施行《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实行六三三学制，义务教育制度化。国民学校变成了小学，老师从“训导”变为了“教谕”。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 1950 年到 1951 年，日本文相天野贞为复兴道德教育和爱国心教育，以提倡实质为修身科复活论的“国民实践要领”为出发点。这也就是所谓的教育勒语体制的实质性复活论。

即日本的保守政权因为确信自己的存在基础是允许天皇制存在的政治构造乃至支持天皇制的国民精神，首先提倡以天皇为中心的爱国心教育和作为其实施手段的复活道德教育，并以此为出发点推进今后的教育政策。

正像第二次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所说的，“在远东反抗共产主义的最大武器之一，就是日本被启发的选民”。

1951 年，根据艾森豪威尔司令官的指令，政令修改咨询委员会发表“关于教育制度的报告”。据此，明确了以国家指定教科书、教育课程系统化、教育委员会的任命化和强化文部大臣的权力等为标志进行国家统制的方向。因为对日本教育政策和教育行政指明了具体方向而倍受重视。

1952 年，以日经联为首的财经界对教育发表言论，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0 月 16日，由日经联向政府提出了“关于对新教育制度进行反思的要求”。

此后，财经界对教育的要求逐渐被直接反映到政府的教育政策和行政之中。这一年，日本制定了《产业教育振兴法》，进而制定了《防止破坏活动法》，开始对大学教师和学生进行思想调查。

在美国占领军的帮助下，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在教育相关法律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宪法》第 26 条规定了受教育权，《教育基本法》明确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教育必须最大限度地保障全部受教育者无差别地获得身心发展。

可是，日本学校教育的现实，却与保障人格全面发展的目的相去甚远，教育还是被摆在了高效选拔能够引领经济发展的优秀人材和培养支撑经济发展的驯服的劳动者的位置，并成为灌输国家主义思维方式的手段。

强制所有的孩子为选拔优等生而参与学力竞争。日常学校教育所实施的，就是教给孩子服从社会，并为此而加入“好孩子竞争”。

教育体制僵化，管理主义盛行而导致师生关系恶化。有的学校强制进行基督教式的早祈祷，半强制地购买比市价高的笔记本，不许穿白衬衣，不许留长发。学校没有重视学生的不满，导致学生罢课。尽管如此，1952 年时讨厌学校的学生只占 10.6%。长期缺席的原因主要是家庭贫困和抱怨家庭对自己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