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国父，却不是土耳其族！凯末尔：消灭本国文化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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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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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是土耳其历史上最为激进的改革者，他是阿尔巴尼亚人的后裔，却成长为土耳其国父；

尽管他已逝世数十年，但他的影像如同幽灵般盘旋在伊斯坦布尔上的上空，在每一位当权者的身下投下阴影。

当年，为了完成世俗化改革，凯末尔曾规定：

土耳其传统的费兹帽，一律以新式的西方礼帽代替，这一措施被人称为“帽子革命”。

说它是革命是名副其实的，旧式帽子在土耳其社会根深蒂固，俨然已成为伊斯兰-奥斯曼帝国的象征。

凯末尔试图以此行动来刺激土耳其人民的神经，告诉他们旧秩序和旧观念就要成为历史，新秩序和新观念势不可挡。

面对抵抗之声，无论是上层阶级还是平民阶级，凯末尔雷霆手段，直接将反对者处以绞刑。

由此可见，凯末尔的革命波及何其之广，决心何其之大！

那么，凯末尔究竟是要革谁的命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完成革命大业的呢？

（凯末尔）

世俗化改革的发难之源：岌岌可危的伊斯兰政权

凯末尔要对抗的，是根深蒂固的“参天巨树”、统治历史达数世纪的垄断者——伊斯兰教。

现代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封建古老大帝国，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其中98%以上的国民信仰伊斯兰教。

早在公元7世纪，居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居民，就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下，开始信仰伊斯兰教。

因此，在帝国建立之初，奥斯曼统治当局就有意识地向他们传播和宣扬伊斯兰教，他们试图运用伊斯兰教这一宗教工具来巩固和维持统治。

（凯末尔）

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历程，一直与保卫伊斯兰教息息相关，在奥斯曼帝国长达六个世纪的统治中，伊斯兰教已经深深地植入国民信仰和生活当中。

在奥斯曼帝国的上层建筑中，伊斯兰教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标志就是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集苏丹与哈里发的双重身份于一身。

他不但是奥斯曼帝国的世俗领袖，还是《古兰经》万物主宰——“安拉”在世间的代理人，号称为全体穆斯林的精神领袖。

但从16世纪末期开始，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停滞和衰落，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伊斯兰政权开始遭遇危机。

这固然与西欧新航路的开辟以及资本主义兴起有关，但问题的根本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当局内部，他们的腐朽没落带来了国内民众伊斯兰认同上的危机。

（凯末尔）

帝国末期，奥斯曼统治当局也曾试图通过变革救亡图存，但却引发了新的危机。

这些内忧外患下积累的合法性危机，终于在一战中得到总爆发。

此后，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揭开了土耳其历史新的一页。

不是土耳其族的“国父”

马克斯·韦伯曾说：

“统治三种类型中，个人魅力是建一众在某个超凡魅力人物的英雄气质、非凡品质和献身精神上，人们相信他能带领他们走向幸福，因而愿意服从他的政治统治。”

显然，凯末尔就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型的领袖。

凯末尔是阿尔巴尼亚族的后裔，并非是土生土长的土耳其族人，但是他凭借着出色的个人魅力，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忠实支持者。

凯末尔的个人魅力和威望，来自于长期领导土耳其人民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作斗争。

（凯末尔）

最初，他的非凡个人能力体现在军事上。

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保卫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利战役中，凯末尔带领奥斯曼军队取得了奥斯曼帝国一战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这次胜利使凯末尔一举成为民族英雄。

此后，凯末尔又领导军队在抵抗希腊人的入侵中取胜，并与腐败无能的苏丹政府决裂，在安卡拉建立了大国民议会政府，最终取得土耳其民族解放真正的胜利，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他本人也被称为“阿塔图克”，土耳其语意为土耳其之父。

从建国初的1923年到逝世时的1938年，凯末尔一直担任土耳其总统，成为土耳其现代史上最受人尊敬的人物。

（凯末尔军旅生涯）

关于凯末尔的个人能力，土耳其记者在一本书中，曾经把他和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恩维尔做过一番很好的比较：

“恩维尔的特点是胆大，而穆斯塔法·基马尔的特点是有眼力……如果1914年的陆军大臣是穆斯塔法·基马尔的话，他决不可能把国家拖进第一次世界大战。”

“如果1922年进入伊兹密尔的是恩维尔的话，他就会乘势掉转头来长驱直入叙利亚和伊拉克，从而把所有己经自到手的东西全部输掉。”

如果说土耳其建国前，凯末尔的才能主要体现在军事上，那么建国后则在于他成功推行了改革运动。

它消灭了披着伊斯兰教外衣的“爱国者”，使土耳其由一个落后的封建神权制国家转变为政教彻底分离的现代民族国家。

这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没有在领导民族解放战争中积累的超凡个人威望和魅力，也就不可能在伊斯兰教传统深厚的土耳其推进如此彻底的世俗。

彻底的世俗化改革：消灭本国文化的爱国者

国家独立后，从表面上看来，土耳其已经进入了世俗社会，然而要想使改革彻底进入土耳其的社会深处，按照“文明国家的一般习惯”来彻底改造社会，改革之路才刚开头。

（凯末尔）

要达到这一目的，单靠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不够的，只有对国家的整个法律系统进行彻底的改变，才能使整个社会朝着世俗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凯末尔深知这一点。

长期以来，土耳其实行的是伊斯兰宗教法律——沙里亚法，该法以《古兰经》为主要依据。

国家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全部以此为依据，由宗教法庭来审判。

尽管19世纪奥斯曼改革引进了欧式法庭，但并未废除宗教法院，两种法院并存的局面导致司法混乱，严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显然，要维护政治领域改革的成果，推进司法领域的改革是必要的。

1924年3月，土耳其政府撤消了宗教基金事务部，废除了宗教法和宗教法院，确定了国民议会的立法权。

随后，颁布土耳其共和国宪法，但迫于压力，不得不把“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这句话写入其中。

（凯末尔）

但在1928年，凯末尔獠牙再现，直接删去了这一条款，并表示要“消灭本国文化的爱国者”，将拥护伊斯兰教的国民全部屠戮。

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司法改革引起了土耳其人的惊惧和怀疑，但过程却是比较顺利的，无疑是因为政治领域改革的顺利推进为其做了良好的铺垫。

凯末尔以空前的个人威望和国家权威，顺利地完成了这个在伊斯兰教国家看来不可思议完成的改革。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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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ent Gokay. Kinross on Ataturk: A Note, Lt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27, No4(Oct,1991).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