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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事变后，许多忠于天国的志士为革命的前途忧心忡忡，焦思苦虑解救之策。

旧的一套方针政策，既然已经不能再起激励人心、昭苏士气的作用，就必须改弦更张，实行一套针对时弊的改革措施。

太平天国自1857年后，在危机四伏之际，首先愤然而起倡言改革的，就是久历戎行的李秀成。

李秀成于《自述》中曾一再提到自己向天王建议改革弊政复振天朝的问题。虽然他为此多次遭到天王的呵斥、严责以至罢官，可是他仍然置个人荣辱于度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以尽人臣之分。

这说明他基于对天国安危的责任感，为改革弊政确实作了很大努力。

1、李秀成改革方案出台的背景

其中言词最为恳切、论点最为集中、态度最为鲜明、措施最为具体的一次改革奏议，乃系他担任“副掌率”佐理朝政时期。

其具体时间当在1858年春，即1月至4月之间。在这个时期内，李秀成提出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不是偶然的，主要是与天国所面临的日趋严重的军事政治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镇江太平军守将吴如孝向天京告急时，天王遂命李秀成率军从安徽赴援。 由于兵疲力弱，李秀成在高资附近经过一番激战后，仅能于1857年12月27日将吴如孝全军救回天京，而未能击退清军，坚守该城。

因而李秀成留守天京，大约即为1857年底或1858年1月初。同年4月，他即奉命出京。因此，他奏请改革亦当在此时期之内。

这时，由于镇江既失，和春、张国梁乃于孝陵卫重建江南大营，并开始沿天京“城西、城南、城东宽掘长濠，坚筑高垒”, “绵亘百余里，经年始成，俗称万里长濠。”

其目的就是要使天京粮尽粮绝，不战自溃。

李秀成见大敌当前，政局混乱，他曾数次谒见天王，痛陈利害，要求天王批准自己出京，设法解救京围；同时，又力主改革以挽危局。

在李秀成看来，争取军事上的胜利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在政治上实行一套治国安民的方针大计，才能挽回已失的民心，重振衰颓的国势。

由于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故其成败利弊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政治领导的是否正确。

所以军力的强弱乃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民心的向背则系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因而只有良好的政治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为军事上的胜利创造必要的条件。

2、李秀成改革方案的内容

从李秀成这次奏请改革的基本内容来看，偏重于政治而很少涉及军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这决不是他的疏忽，而正是他的识见深远之处。为此，李秀成在离京远出之前，就向天王提出了必须进行改革的建议，其原文如下：

那时我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我自为兵出身，任大职重，见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尽臣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 王。因此奏陈，当被我主降诏革除我爵。后再复一本，将天下之大势情形，并陈奏谏之来历。奏本由朝臣手过，见我本章明顺，朝臣亲上殿奏谏，仍复我职。

由上可知，李秀成此次奏谏的基本动机是因为“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匡谬补阙以尽人臣之分而已。

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明确奏疏的性质,，而且也可以了解李秀成平日对国事民瘼的态度。约而言之，要点有五：

第一，举贤授能，重用翼王

李秀成针对天国后期亲贵弄权，政治腐败的现实情况，认为必须重用贤能始可救亡图存。因而他向天王推荐了自己心目中最为钦佩的翼王石达开。

翼王在杨、韦事变后是金田起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位功臣。在军事上，石达开“谋略甚深”，曾国藩说他“狡悍为诸贼之冠”，左宗棠也说石达开“狡悍著闻”。

在政治上，石达开“不甚傅会邪教俚说”，即不拘泥于宗教偏见，“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 “其才智出诸贼之上”。

像这样文武兼备的人才，在天国的确是不多的，不仅如此，石达开还是自幼“饱受教育，而又能行动的人”。在人事上，由于翼王“英雄侠义”, “正直耿介”，他的才能为众所敬服，天朝群臣, “喜其义气，推为义王”。

左宗棠惊呼：石达开在江西能“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所以，他显然是一位文才武略皆有所长，能够团结天国内部的中坚人物。

第二，“礼而恤下”，“择才而用”

为了罗致、选拔大量才智之士为天国效力，李秀成奏请天王要“礼而恤下”、“择才而用”。太平天国定鼎天京后，虽曾开科取士，还于各地出榜招贤，多方招揽人才。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往往流于形式或者成为例行公事，并未能收到明显的效果。可是，要想兴邦建国，没有英才杰士辅助是绝对不行的。

为此，李秀成希望天王能够效法古代明君纡尊降贵多方求贤，以便择才而用。

李秀成的原意是指用谦虚、诚恳的态度去敦聘人才，以礼相待，重用才智之士，则是十分清楚的。必须指出，太平天国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也确实是存在着不少的缺陷。

终太平天国一朝，并未真正选拔、重用过多少才识超群胸怀韬略之士，这是有史可查的。

李秀成曾经比较过敌我双方的不同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系清军“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则“无读书人”。所谓“无”，即指未能重用之意。核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是缺少明确可行的方针政策亦为不容否认的事实。

第三，“定制恤民”、“申严法令”

李秀成身历我行，连年从事征讨，深悉“民间苦难”。太平军起义之初，纪律严明，“行军有法”。可是到了后期，军纪隳坏、“害民烧杀”之事不断发生。

李秀成深知一支纪律废弛不能获得人民支持的军队，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所以，他一面向天王建议要“申严法令”，违者从严究办；另一方面，又建议天王要“定制恤民”，即确立法制，上下遵行；整伤军纪，体恤民艰。只有如此，才能重振天朝之声威，挽回已失之民心。

第四，改革苛法，挽回影响

天国之法不设徒刑，其主刑只有枷杖与死刑两种，因而军民一旦触犯刑章，非死即杖绝无回旋周转的余地。而量刑标准亦漫无节制，畸重畸轻因人不同。

例如犯轻罪者虽仅治以枷杖之刑，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则往往依主管官员们的主观意志或喜怒好恶而有所上下。

如为主管官员所喜者，薄责数下即可了事，如系所恶，虽纤介小事杖至血肉俱枯，而死者，也屡见不鲜。至于重罪则一律处死，其执行的方式，除斩首、五马分尸、点天灯等外，据《李秀成》载。天王后期又行“椿砂剥皮”之刑，较之明清律的规定，显然要残酷得多。

而各种法律手续既不完备，轻罪重罪之间的法律界限亦不明确。在此情况下，法不当捕、罚不当罪、刑及无辜、误杀良善之事，均难以避免。

第五，实行善政，以惠四方

李秀成希望天王能够博访周咨力行兴革，所以又用概括的语言提出“行古制以惠四方”的建议。

3、李秀成因奏请改革而被革职

由上可知，李秀成此次奏谏，是从“尽臣心力”以纾国难的立场出发，希望天王能够采取果断措施，清除积弊进行改革，以达到收拾人心重振国势的目的。

那么，天王为什么又会赫然震怒下令革职褫爵呢？

主要的原因有四:

第一，建议重用翼王，深触天王之忌

洪、石之间积嫌生恨，因恨成仇，彼此的矛盾已尖锐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当时敌人方面就断言: “洪、石二逆不致复合”。

李秀成也深知“翼王与主不合，君臣相忌”，可是他仍然要求天王予以重用。因而使洪秀全感到震怒将他革职，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从天王的角度来看，石达开一再抗拒君命，不能算是“忠臣”；带走天朝的精兵良将而另树一帜，实无异于“背主”。

可是李秀成却盛赞其贤竭力保荐，这不能不深触性如烈火的天王之忌；更何况根据天朝荐举制度本来就有“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的规定。

第二，罢斥安、福二王，天王难以接受

天王向翼王求援时，曾将两位胞兄的王号削去以示不再干政。但这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借以换取石达开的回京和缓和一下内部郁积已久的不满情绪，实际上则疏不间亲信用如故。

这就是在时隔数月之后，李秀成于奏谏时又一次提出要罢斥贪鄙庸劣的安王、福王的原因。

由此可见，石达开之所以坚决不肯再回天京，也可能是他业已看透了天王的赐金牌、罢二王之类的做法，无非只是一种权术或手段而已。所以他在《布告》中说：“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

核诸天国史实，天王对自己的这两位胞兄始终是信任无间寄以腹心之重的。李秀成对天王“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啧有烦言，殊不知从天王牢牢保固君位的角度出发来考虑的话，这两个人是绝不可少的。

因为只有他们能够秉承天王旨意起到任何“外臣”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例如洪秀全为了神化自已曾经亲上“高天”，蒙“天父”面授机宜，是“上帝真命子”，天命所归要称“天王”于华夏，为“天下万国真主”。

于是，王长兄、次兄就立即编造《亲耳亲目共证福音书》，绘声绘影地虚构了许多荒诞不经的神话情节，加以证明。

然而在上述情况下，天王深为“疑忌”者，李秀成奉之为“明贤”；天王依为股肱之臣者，李秀成却视之为“谗佞”，而且天朝又有“滥奏贬人者黜为农”的明文，李秀成还要犯颜直谏“婴人主之逆鳞”请求废黜安、福二王，这当是他触怒天王而遭到“痛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依古制”理庶政，非天王所不屑

李秀成的这些建议，与洪秀全后期以教主自居的神权思想是绝不相容的。

因为自东王死后，天王总算从半傀儡式的状态之中解脱出来，他的至高无上的神权地位已经无人能够，再以什么“代天父发言”的特殊身份咄咄相逼。

李秀成要求他从教主的灵光圈中跳出来，从天王府的深宫里走出来，从镜花水月式的“万国真主”的幻觉中醒悟出来，就立即受到洪秀全的斥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第四，“宽刑以待四方”，有损天王威权

如上所述，李秀成鉴于太平天国刑律严酷，又长期不加修订，以致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反响和授敌人在宣传上以口舌。因此，他出于对天国的一片忠诚，向天王提出了“宽刑以待四方”的主张。

然而这一合乎情理的建议，竟然遭到天王的峻拒，其原因究竟何在？这除了洪秀全不能虚心纳谏，不了解现实情况等因素外，还必须从天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天王此时的尊严地位去探讨，始能弄清其底蕴。

应当指出，由于天国特重宗教，洪秀全实际上已成为介于天人之间、掌握生杀之柄的教主兼君主。

根据天朝制度，天王具有天赋的绝对威权，天下军民的生命财产，“或生或死，或予或夺”，均须由天王“降旨主断”。所以，教主的神圣地位，君主的无上尊严，就使得洪秀全飘飘然昏昏然。

如果明订刑律依法办事，他就不可能予智自雄刑赏随心。“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因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将自己的权柄约束于法制范围之内的。

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从未让步的，所以不仅见到李秀成的“宽刑以待四方”的建议感到忿不可遏，即使他后来深为信任的洪仁玕于《资政新篇》中提出了不要擅杀无辜的省刑“勿杀”的建议时，他也严词驳斥竭力反对。

诚然，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前曾经赋诗明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以后在天国颁布的许多文件中都一再提到要“斩邪留正”统一天下的口号。

由于天王深拒固闭不太了解下情，为了坚持所谓“斩邪留正”、“天法杀人”的绝对正确性，对于任何人的意见都是听不进去的。

4、李秀成奏章的意义

1858年、1859年这两年，正是天国在迭经变乱之后，国势飘摇的严重时期。李秀成奏请改革，前后共达“数十封章”，虽然一直被天王所峻拒，但是清军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和天国广大军民对朝政的不满情绪，终于使得天王不得不正视现实问题。

因此，他考虑了李秀成改革方案中的某些意见，如选拔贤能宽以待人，等等，并且又立即恢复李秀成的原职，同时在1858年春李秀成出京后只有三四个月，天王就提拔了一批战功卓著的将领，重建五军主将之职。

这是天国后期军事上的一大转机。

这里有两点特别需要加以说明：

（1）韦俊为韦正的胞弟，天京事变时正在武昌前线，因而得免于难。洪秀全十分憎恨韦昌辉，故对韦俊亦颇嫌恶。经李秀成“在天王驾前力保”，乃封为“定天福之职，即与李秀成合队”。这次韦俊晋封为右军主将，相当于起义初期韦昌辉的地位。

这样的人事安排，可大大缩小乃至消弭天京事变后，杨、韦余党的恐惧心情，从而起到团结内部稳定情绪的作用。所以，影响是很大的。

（2）杨辅清则为杨秀清族弟，天京内讧发生时，他正在江西作战。由于杨氏族人在事变中被诛殆尽，杨辅清怕被洪秀全株连治罪，遂避祸福建。他一度曾与出京远走的石达开合军，旋又脱离，于1858年9月攻克婺源，预备进援天京。

这时天王乃弃却前嫌，任命他为中军主将，其地位相当于早期的东王，在政治上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由于擢拔贤能，调动了将帅们的积极性，在1858年夏季之后，太平军在战场上又连获捷报，先后出现了克复庐州、再破江北大营，第三攻克扬州（1858年10月)等战役的胜利。

特别是三河之战，陈玉成李秀成密切配合，击毙湘军悍将李续宾，全歼敌方精锐六千余人的辉煌战绩，使得围攻安庆的敌军望风遁逃，在战场上重新掌握了军事主动权。

而天京内部的人心在江南大营的围攻下，在兵力单薄的情况下，却显得镇静稳固，发挥了很大的战斗力。

本来在三河大捷之前，曾国藩一度因为取得陷九江、围安庆等一系列胜利，头脑发热忘乎所以，1858年秋曾经大吹大擂地作出了“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的估计，此时旋即破灭。

应该说，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是与李秀成的力求改革，不顾个人安危荣辱，一再向天王进谏分不开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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