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曾有一位名叫尹嘉铨的老臣,因求封自己父亲谥号二事触犯皇权,被判处极刑。此事轰动一时,被称为“尹嘉铨谥号案”。

一、封建礼法的箍锁:求父谥号之禁

尹嘉铨出生于康熙五十年,祖籍河北,他的父亲尹会一曾在康熙朝任吏部侍郎,在文学上造诣颇深,被称为“文学四子”之一。尹嘉铨从小在书香门第长大,深受家学熏陶,长大后考中举人,后历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正卿等职,官至三品顶戴。

尹嘉铨70岁时已功成名就,便告老还乡,准备度过闲云野鹤的晚年生活。谁知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波就此展开。

其实,尹嘉铨之所以陷入这场风波,与当时清朝极为严苛的封建礼法有很大的关系。在清代,子女为父母请加谥号,是被严格禁止的。这在儒家伦理中,被视为子女的不孝表现。因为谥号赐予,本就是皇帝的特权,子女擅自请求,等于在践踏皇权。

所以,尹嘉铨当年提出为父亲求谥之举,就触犯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也是乾隆帝勃然大怒的原因之一。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个时代,儒家伦理观念被无限放大,义理观念凌驾一切。像尹嘉铨这样违背“孝道”,擅自为父请求谥号的举动,无异于社会禁忌。

所以,尹嘉铨的第一道奏折一出,就注定要遭到当权者的怒火。这背后反映的,是封建时期皇权和伦理规范对个人的双重箍制。个人在这种箍制下,失去任何超越规范。尹嘉铨也许出于个人诉求,但这种诉求本身就越过了当时不容挑战的底线。

我们今天在判断这个历史案件时,也许难以理解当年的伦理禁忌。但站在那个时代,尹嘉铨的行为无异于对皇权和主流价值观的公然挑战。它增添了乾隆帝打击异见的理由。这一点,也成为这起案件特殊性的来源。

二、自负心的膨胀:触犯皇权的致命结果

那一年,乾隆帝巡幸到了尹嘉铨老家附近。尹嘉铨欣喜若狂,翘首以盼终于可以面圣接受嘉奖。可是左等右等,乾隆帝始终没有召见他。尹嘉铨心中极为失望,自负心也受到打击。他觉得,自己为朝廷工作几十年,立下汗马功劳,难道就得不到皇帝的肯定吗?

于是,尹嘉铨决定采取行动,向皇帝讨要一个解释。他让自己的儿子尹某,向乾隆帝呈上一道奏折,恳请皇帝为其已故父亲尹会一加封一個谥号。

奏折一出,立刻惹怒了乾隆帝。乾隆帝认为,尹嘉铨这是在以老臣的身份,要挟皇帝行使加封谥号的权力,简直是对皇权的公然冒犯。

其实,尹嘉铨之所以如此冒失,很大程度上源自他膨胀的自负心理。他自幼家学渊源,又得乾隆帝器重,官至三品,这让他渐渐对自己功成名就的官宦生涯产生了错觉和傲慢。他认为皇帝巡游自己家乡,不亲自召见,是对他的侮辱。这种被“冷落”的假想,刺激着他膨胀的自负,于是作出上书的决定。

然而,他显然无法理解皇帝的立场。一个小小大理寺正卿,凭什么认为皇帝就应该召见他?他的自我感觉良好,让他完全忽视了皇权的威严。这就是他大错特错的根本原因。

他的第一道奏折,无疑是自大的表现。乾隆帝本可以严惩,但还是宽容了他。谁知尹嘉铨完全不知悔改,很快又上书要求父亲入祀孔庙,这更是显摆才学的举动。他完全无法理解,皇权不是用来满足臣子自负心的工具。

尹嘉铨自负心的膨胀,直接导致他挑战皇权的行为。换位思考,即使他有再大的才学和功勋,也难逃触犯天条的命运。因为在封建时代,皇权高于一切,任何人的自我感觉都要退让在皇权威严面前。尹嘉铨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也正是他自负心造成的悲剧。

三、1600多部违禁书成他死罪

乾隆帝本想责罚尹嘉铨,但考虑到其以往的功绩,便作罢了这次的冒犯。谁知尹嘉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立刻再次上书皇帝,要求将自己父亲尹会一与范文程、汤斌、李光地等朝中大儒的名字,一同收录进孔庙,以示对他们学识的褒扬。

这一次,乾隆帝彻底震怒。他认为尹嘉铨完全没有臣子的自觉,如此屡次侵犯皇权,必须严惩不贷。于是乾隆帝立即下令将尹嘉铨逮捕入狱,并派人对其家进行抄查。

在尹嘉铨的房屋中,礼部官员抄出了1600多部图书典籍。其中不乏多种含有攻击皇权内容的“违禁书”,更有一本尹嘉铨自己编纂的《名臣言行录》,竟然收录了多名被查为逆贼的言论。乾隆帝看后勃然大怒,认为尹嘉铨居心叵测,立即下令将他处以极刑,“赐死”。

这1600多部被查抄的藏书,直接导致尹嘉铨被判死刑。我们可以想见,乾隆帝本就对尹嘉铨求父入庙之事极为愤怒。一旦发现他还收藏了大量“逆书”,自然更加断定他是异见分子,必须严惩。

其实,尹嘉铨作为文人,收藏典籍是正常的兴趣爱好。但在文字狱盛行的时代,藏书本身就成为了罪证。这批书中只要有一两本言辞激进的“禁书”,就足以让乾隆帝认定他政见不同,甚至谋反。

更让乾隆动怒的是,尹嘉铨自己编的《名臣言行录》,竟然收录了多名“逆贼”的言论。这等于在言行上认同逆贼,斥责朝廷。乾隆帝哪能容忍臣子有此觊觎之心?

虽然无法考证尹嘉铨是否真有异心,但在封建时代,只要有一点不同政见的苗头,就足以构成“谋反”的罪名。文字狱中的很多案例都是如此。尹嘉铨书中论辞的鲜明,无疑给乾隆帝定罪的理由。

四、就餐状况反映心态:皇帝宽恕之因

狱卒将尹嘉铨临刑前的最后一餐送进牢房时,只见他神色从容,吃掉两块瘦肉,喝下三杯清酒,丝毫没有惶恐之色。狱卒们都惊异万分,这样的场景上报给了乾隆帝。

乾隆帝听闻尹嘉铨临刑前的淡定态度,心中颇为吃惊。他认为尹嘉铨定是后悔自己的冒犯行为,遂召他前来赦免其死罪,但取消所有官职,遣返回乡。

我们不难理解,一个罪人面对断头台,正常心理都是极度恐惧和不甘。但尹嘉铨表现出的淡定从容,说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命运,并悔过自新的心态。这与囚犯临刑前常见的反抗、痛哭截然不同。

乾隆帝作为君主,也具有通达人性的一面。他判断尹嘉铨的心态已无叛逆之意,只想赎罪忏悔。所以他再次发落仁政,将死刑变为发配,给了尹一个活命的机会。

这说明,尹嘉铨面对死刑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乾隆帝的决定。他临刑前的就餐状况,在无形中打动了皇帝,让乾隆帝看到了他忏悔的诚意。这成为他获救的关键。

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尹嘉铨在狱中表现得意气用事,哪怕只是稍有怨言,皇帝就有可能坚持死刑。他淡定的心态,恰是乾隆帝宽恕他的关键性因素。这说明,命运常在一念之间。尹嘉铨通过最后的就餐,抓住了转机,避免了生命的终结。

五、警示之作:当权者绝不容忍异见

尹嘉铨谥号案的教训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它提醒着每个臣子,在封建皇权面前,懂得退让和谦卑才是自保之道。它也成为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时代,挑战皇权的后果是悲惨的。

尹嘉铨虽然在案结尾被皇帝宽恕,但他在狱中受尽折磨,也未能达成其诉求。此案充分体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无情。时至今日,它依旧给人以深刻警示。

这个案件充分表明,在专制统治下,言论与思想始终不自由。个人的观点与请求,根本无从表达,只要稍有逾矩,就会招来当权者的严厉镇压。

尹嘉铨仅仅是为父请求谥号,并无谋反犯上的意图。但这点小小的诉求,也超出了皇权的容忍线。它在根本上否定了皇权的绝对性,因此遭到当权者强力打击。

结语

同时,大规模的抄家也说明,个人隐私在专制面前毫无尊严。藏书本身就是可疑的证据,足以证明政治异见。这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书同文,犯同罪”。在这种氛围下,知识分子是多么的艰难。

尹嘉铨案充分反映了皇权对个人诉求的无情镇压。它预示着中国两千年封建制度的毛病——无法容忍任何与主流不同的声音。这种弊端一直延续到今天,也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