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冯京“由商而士”问题探讨02（总第2495期）

冯京“由商而士”问题探讨

——北宋时期社会流动的一个实例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或群体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职业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动。社会流动的程度愈大往往表明社会分层体系的开放程度愈高，反之则意味着社会越发封闭。宋代的社会流动问题因此受到研究者关注，而“由商而士”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较早涉及这一论题的有宋晞^[1]、漆侠^[2]、朱瑞熙^[3]等学者。笔者从前曾将“士多出于商”称为“职业上的社会流动”^[4]，其实“由商而士”的本质属性应当是政治地位方面的结构性变动。

王应麟《困学纪闻》称：“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注释者补充道：“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5]。唐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非“贵者”、仅是“富者”的工商业者力图集“富者”与“贵者”于一身。在北宋时期，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徙居开封的茶商陈子城就很典型。他仰仗其巨资，“关节至禁中”^[6]，拟将其女送入宫中，“杨太后（即宋真宗杨淑妃）尝许以为后”，宋仁宗欲“纳其女为后”^[7]。只因吕夷简、王曾、宋绶等大臣以及宦官阎文应竭力反对而未果，否则陈子城已集富贵于一身。如果说陈子城送女入宫、正位中宫的美梦难圆，那么先住成都、后居开封的银匠刘美（本姓龚）此前送妻入宫、正位中宫则如愿以偿。他将其前妻刘氏^[8]认为妹妹，送入宫禁，虽然几经波折，终于被宋真宗立为皇后，史称章献明肃太后。刘氏在宋仁宗前期垂帘听政达11年之久，而刘美一家 “特以外家故，恩宠无比”^[9]，高官满门。尉氏（今属河南）茶商马季良又因“娶刘美女”^[10]而官至兵部郎中。此后，开封富商帽子田家“家凡十县主”^[11]，大桶张家“至有三十余县主”^[12]。他们凭借其经济实力，屡屡娶皇室近亲之女为妻，因而一再获得官职。可是刘美等人由商人而外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由商而士”。刘美、马季良系“由商而官”，帽子田家、大桶张家则是“亦商亦官”。

所谓“由商而士”，主要是就商人之子步入读书—中举—为官之途而言。清人沈垚指出：“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他强调：宋代以后，“天下之士多出于商”^[13]。漆侠认为：“商人之向官僚地主转化，首先是‘读书为士人’而后中科举、释褐为官”^[14]。他将许骧、冯京视为“由商而士”的典型。有关事例不少，如绰号“吴纱帽”的饶州（治今江西鄱阳）帽匠吴翁 “教子任钧读书”^[15]，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富商武邦宁令其次子武康民“读书为士人”^[16]，陆九渊“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17]，因而朱熹有“陆家亦作铺买卖”^[18]之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所有这些，只是片言只语，均未加以论证。

本文选择冯京作为北宋时期社会流动的实例予以考察，原因有二：一是有关资料较多，有可能大体展示其“由商而士”的过程；二是其出身问题迷雾重重，实有厘清的必要^[19]。由于冯京是否出身商人家庭，至今仍是个有待论证的问题，下面的探讨就从这里开始。

冯京（1021—1094）字当世，宜州龙水（即今广西宜州）人^[20]。其知名度相当高，一是由于冯京的生平事迹包括家世、降生、求学、科第、婚姻等诸多方面均颇具传奇色彩，从南宋时起即成为戏曲中的主人公。在宋元南戏剧目中有《冯京三元记》，其改编本留传至今^[21]。在当代的俗语中，有“错把冯京当马凉”一语。二是因为冯京不仅历知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开封府、太原府、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成都府、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等名都重镇，而且曾任知制诰、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等要职，特别是在熙宁、元丰变法的关键时期，两次担任执政大臣^[22]，累计长达10年之久，官至参知政事、枢密使。其致位通显是个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冯京究竟出身于什么家庭？

关于冯京的家庭出身，主要有以下四种各有其依据的不同说法。

一是商人说。漆侠在《宋代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一文中说：“冯京也是来自商人家庭”^[23]。并将冯京与许骧一并作为“由商而士”的成功事例。此说源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冯三元》：“其父商也”^[24]。可是明人杨慎认为“小说不足信”，并称：“（冯）京父未尝为商，又不名商也”^[25]。

二是官员说。其依据主要是1981年在河南密县（现称新密市）发现的彭汝砺撰《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致仕赠司徒谥文简冯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冯京墓志》）^[26]。按照《墓志》记载，冯京的曾祖到父亲均系有官职之人，特别是其父曾任左侍禁。笔者因此曾认为，冯京出身“小官门户”^[27]。

三是寒畯说。其依据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五年（1135）九月，参知政事沈与求称:“臣闻皇祐元年，沈文通（即沈括之侄沈遘）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贵胄先天下寒畯。’遂以冯京为第一，文通第二”^[28]。王安石《沈内翰墓志铭》另有一说：“公（指沈遘）初以祖荫补郊社斋郎，举进士，于廷中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为第一，故以为第二”^[29]。其原因并不在于沈遘为“贵胄”、冯京系“寒畯”，而是因为沈遘系“已仕者”。与世居杭州，族中不乏进士、官员的钱塘沈氏家族相比，冯京的家庭固然不免显得家世寒微。即使宋仁宗确实将冯京作为“寒畯”的代表而予以优待，所谓“寒畯”也只是相对而言。

四是殷实说。王珪《永寿郡太君朱氏（即冯京母）墓志铭》（以下简称《朱氏墓志》）称：“其治家有法。自冠婚丧祭、牲帛俎醢，莫不有礼意。接内外姻族，尊者恭之，下者拊之，而恩勤一也。又自薄奉养，虽尺帛不妄费。一有嫁婚，视箧中所积，盖十具八九。故冯氏虽甚贫，而嫁婚能不失其时”^[30]。邓小南据此指出：“冯家虽非显赫官宦之家，但在当时当地应该属于中等殷实门户。尽管冯母墓志中称冯家曾经‘甚贫’，但家中规矩、生活方式，不似贫窘人户。”^[31]

商人乎官员乎？寒畯乎殷实乎？有关说法并不一定相互排斥，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取舍。要给冯京定个家庭成分，谈何容易。下面先分别从其祖上、父、母三个方面作些考察，再试图作一概括性的综合评估。

宋代“作碑谀墓”之风盛行，“谀碑多故吏门生之笔”^[32]。《冯京墓志》的撰写者彭汝砺系治平二年（1065）进士第一，冯京当时正担任知贡举。彭汝砺作为冯京的门生，他所撰《墓志》不免有夸大不实之处。但从中仍不难看出，冯京并不出身于高官显宦之家。《冯京墓志》称：“(冯公) 曾祖碧，著作佐郎；祖考禹谟，崇公，殿中丞；考式，蜀公，左侍禁；皆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冯氏旧家河朔，五代之乱，避地走宜（‘宜’原作‘空’，误）藤间。宋兴，天下定，崇公出，献诗百篇，太祖伟而官之，亦不克试。”在这段文字中，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据王安礼所撰《冯京曾祖碧赠太师中书令可赠兼尚书令制》、《祖禹谟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可追封崇国公制》、《父式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昌国公可追封蜀国公制》^[33]可知，冯碧、冯禹谟等人的太师、中书令、尚书令等高官，崇国公、昌国公、蜀国公等爵位，都是在冯京官拜执政大臣之后追赠、追封的。

第二，著作佐郎，唐制为从六品上，宋制为正八品；殿中丞，唐制为从五品上，宋制为从七品；左侍禁，武阶官名，北宋前期为正八品^[34]。所有这些均非位高权重的要职。

第三，冯京的曾祖冯碧即使确实曾任著作佐郎，也应当是五代时期的往事，对判定冯京的家庭出身，意义并不太大。

第四，崇公即冯京的祖父冯禹谟，因“献诗百篇”，宋太祖拟“官之”，当指授予殿中丞一职，但“不克试”，实际情况是并未赴任。

要判定冯京的家庭出身，关键在于其父。明代学者杨慎称：“（冯）京父未尝为商，又不名商也，小说不足信，当依正史之传可也”^[35]。冯京之父“不名商”，言而有据。但称其父“未尝为商”，则有待讨论。

乾道初年，广西经略司主管机宜郭见义在《三元祠记》中说：“冯公名京，字当世，世为宜之龙江人，从其父商，遨游四方”^[36]。或许是出于对“从其父商”一语的误读，清人汪森《粤西丛载·冯京》称：“冯京父冯商”^[37]。《[雍正]湖广通志》卷73《流寓志》又添枝加叶：冯商“字式之，一名式”^[38]。冯京之父名式，有《东斋记事》一书可证：“冯当世（即冯京）参政之父式”^[39]。其作者范镇与冯京并世而年长，此书写成于元丰年间。王称《东都事略·冯京传》亦称：冯京“父式”^[40]。最准确的资料当推上世纪80年代初出土的《冯京墓志》：“(冯公)考式。”

冯京之父冯式“尝为商”，并非纯属向壁虚构之说。前面引用郭见义所言 “从其父商，遨游四方”，罗大经所云“其父商也”，均是其证。此外，还有记载称：冯式“少游商，之京师”；^[41]冯式“微时，与父烧炭于郡西北岸山”，“后生（冯）京，带至楚江夏为商”^[42]。行文到此，不禁忆及范仲淹《四民诗·商》：“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43]苏轼所盛赞的白居易《朱陈村》诗：“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44] 如果说传统时代的农民重在“守村业”，乃至“不出门”，那么商人则以沟通远近，周游天下为特征。冯氏“随所至而往”^[45]，冯京有“东南西北人”^[46]之称，开封、江陵（今属湖北）、余杭（即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宁远（今属湖南）等地均是其足迹所至之所，以致其籍贯很难确定，有宜州、江夏、镡津（即今广西藤县）、咸宁（今属湖北）等多种说法。冯式“遨游四方”，或可作为其“尝为商”的佐证。只是为史料所限，冯式从事工商业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前文已论及，冯式曾任左侍禁。《东斋记事》曰：“冯当世参政之父式，为左侍禁以终。”^[47]《东都事略·冯京传》云：冯京“父式为左侍禁以终”。^[48]此事又为冯京母朱氏和冯京本人的墓志所证实。值得注意的是，左禁侍只是无执掌的低级武臣阶官。正因为其品阶低、无执掌，冯式“自以负所学而不得志”，对于此职颇为不满。在其妻朱氏的劝告下，才“屈而遂之”^[49]。由此看来，称冯京出身“小官门户”，自有其一定依据^[50]。

问题在于，冯式的官职是如何得来？邓小南认为：“冯式得官来历虽不清楚，但很有可能是靠进纳买得‘侍禁’。”这一推测不无道理。据王曾瑜研究，北宋朝廷正是用侍禁之类的低级阶官授与进纳买官者；侍禁在景德年间的卖价为粮食9000到13500石。^[51]对一般人来说，这个数字太惊人。但在冯式生意兴隆时，拿出这笔钱财，并不太难。这类官职的买方“皆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52]，非土豪，即商贩。由此看来，冯式只是普通商人而已，并非富商大贾。

《朱氏墓志》称：“谆谆尚书，知女所从，不择高华，而择于冯” ^[53]。所谓“尚书”是指朱昂，他官至翰林学士，死时赠刑部尚书。照此说来，冯母朱氏是位大家闺秀，她与冯式门第悬殊。在本文写作过程中，邓小南建议笔者将朱氏墓志与朱昂行状^[54]对读。这才发现朱氏是否朱昂之女、是否出身“高华”，很成问题。其疑点主要有三：

第一，父女年龄差距大。朱昂生于后唐同光三年（925），死于北宋景德四年(1007)，享年83岁。朱氏生于宋太宗至道元年（995），死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享年72岁。也就是说，朱氏生时，朱昂已是古稀老人。此事或可用老娶少妻作解，但毕竟相当稀罕。

第二，父女事迹不相符。《朱氏墓志》称：“始，尚书(指朱昂)为翰林学士，请老江陵。方是时，夫人年十四，端重寡言。尚书爱贤夫人，择所宜归。及见给事(指冯式)^[55]所为文，大器之，遂以归。”朱昂选择冯式为女婿，如果是在朱氏14岁时，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这并非朱昂“请老江陵”之年，而是其去世一年之后，他已在黄泉之下。而朱昂行状载，朱昂请老江陵，“公年七十七矣”。这年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朱氏才7岁，尚无出嫁的可能。

第三，尤其可疑的是，“父亲”行状中居然无此女。朱昂行状称：“女二人，长适故左正言、直史馆兼直秘阁夏侯嘉正，次适今尚书右丞、集贤院学士冯公亮。”据邓小南考证，“冯公亮”并非“冯公式”之误，而是“马公亮”之误。

邓小南说得对：朱昂与朱氏“这种父女关系实难确认”。如何解释此事？推测不外庶出与攀附两种，以攀附的可能性较大。朱氏许配冯式，并非高华下嫁寒素。但从其教养来看，朱氏应当出身在小康以上人户，与冯氏的门户差距不会太大。总之，冯京的母系也并非出自名门。

综上所述，或可如此概括冯京的家世：其先人既非高官显宦，也非富商豪贾，家境较殷实，很可能曾经营工商业，并拥有因进纳而得来的低级官员头衔。当然，在高官显宦特别是皇上眼中，冯京无非是个“寒畯”子弟而已。冯京是否一定出身商人家庭，虽然无法确考，但他个人及其家庭是个社会流动的实例则无疑义。按照传统时代的观念，冯京的家庭地位不仅与出身士人家族的沈遘相比，即使与出身富商家庭的许骧相较，都不免相形见绌。许氏“资产富殖”，“罄家产为（许）骧交当时秀彦”，宋太宗在任开封府尹时已“知之”^[56]。而冯氏不过殷实之家而已，有时甚至较贫困。冯京的前程很难一帆风顺。

在冯氏家庭中，冯京是位超迈前辈、光耀门楣的关键性人物。他博得“两娶相家之女，三魁天下之儒”^[57]的雅誉，是个标准的“天子门生宰相婿”。不仅冯京个人功成名就，而且其上三代因冯京跻身执政大臣而追赠、追封高官显爵。冯氏由中等殷实人家一举跃居达官显宦门户，实现了上升型社会流动。按照宋代的常规，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兴盛大致取决于四大因素，即经济、科举、联姻、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经济是基础，科举是关键，联姻很重要，关系不可少。冯京这个“寒畯”子弟终于致位通显，因素甚多，远不止于上述四种。

宋代有句格言：“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58]宋人往往“思教子以兴宗绪”^[59]。冯式夫妻更是几乎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其第三子冯京身上，并将此事作为家中第一要务。

冯式本人光宗耀祖的愿望便极其强烈，试图走读书—应试—高中—显宦这条仕进之路，但他是这条路上的失败者。冯式对其左禁侍这一低级武阶官颇为不满，“自以负所学而不得志” ^[60]。他的失败更让他一心促成儿子成功。《冯京墓志》称：“蜀公（即冯式）知书，善教子，然于公（指冯京）尤力。”据记载，冯式有四子：冯襄、冯衮、冯京、冯奕，冯京排行第三。冯式“心知公（指冯京）异日必贵，尝取公所诵书，题官次、服色于后。及公被命，视所书，无一字异。”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载：“（冯）式常取其（指冯京）所诵书题其后，云：‘将作监丞通判荆南军府事冯京。’（冯）式既退十一年，（冯）京举进士，自乡选至廷对，俱策名第一，为将作监丞、通判荆南，如（冯）式之言。时人谓（冯）式为知子。”^[61]

冯京仕进之路成功，与其母朱氏关系更大。《朱氏墓志》称：“方困约时，惟知教子之为乐。”在其夫死后，“携诸孤，居鄂州，自教读书。”她不仅亲自辅导冯京兄弟读书，而且决定让冯京寄籍江夏应试。朱氏还为冯京出人头地，多方编织各种社会关系。如尽力结交名士：“宾客之过门者，夫人知其贤，尝躬为饮食之。故其子虽少，而名动京师。”^[62]甚至攀附“高华”，自称名臣朱昂之女，都是为儿子的前程而努力。她还为冯京选择大家闺秀为妻，以便替儿子日后的晋升打开方便之门，下文将涉及。总之，朱氏望子成龙，用心良苦，不遗余力。

据记载：冯京“庆历中，以鄂州首荐”^[63]。他在鄂州获得解元后，皇祐元年(1049)又在省试、殿试中拔得头筹，人称“冯三元”。其省试赋《无逸为元龟》、殿试赋《盖轸象天地》皆“清婉浏亮，典丽遒密，曲尽声律之妙，遂为多士魁。四方之人传诵其文，模拟、窃取、乞灵、假宠以雄长于词林者，不可胜数”^[64]。

在科举时代，中进士难，中状元更难，连中三元最难。《宋史·论曰》：“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65]。此说有误，查《文献通考·选举考五》可知，天圣二年（1024）的省元是吴感，宋庠当时名叫宋郊，仅为殿元即状^[66]。当以南宋史家李心传所说为是：“孙汉公（即孙何），淳化三年（992）举进士，自开封至南省、廷试皆第一，前未有也。至咸平五年(1002)，王沂公（即王曾）青州（今属山东）、南省、廷试皆第一。庆历二年(1042)杨审贤^[67]（即杨寘），皇祐元年冯当世（即冯京），复皆第一。宋有国二百余年，为三元者止此四人耳”^[68]。足见，连中三元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69]。

冯京何以“所试皆第一，名声走天下”？ ^[70]当时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天才论，如郭见义《三元祠记》称：“公(指冯京)生而英爽俊迈，气盖一时，翰墨蹊径，绝人远甚。”^[71]另一种是宿命论，这类稀奇古怪的说法太多。如有的认为是由于冯京的祖父冯禹谟的坟墓埋得好：“其地形乃照天烛也，其光在顶。适葬于绝巘之巅，最为奇穴。（堪舆名家）廖金精题曰：‘一山正，一山斜，状元出在别人家。’后（冯）京发于江夏，果奇验。”^[72]有的以为是因为冯京的父亲冯式积德行善所致：“(冯式)壮年无子，将如京师，其妻授以白金数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为买妾之资。’及至京师，买一妾，立劵偿钱矣，问妾所自来，涕泣不肯言。固问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纲运欠折，鬻妾以为陪偿之计。遂恻然不忍犯，遣还其父，不索其钱。及归，妻问买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无子？’居数月，妻有娠，将诞，里中人皆梦鼓吹喧阗迎状元。（冯）京乃生。”^[73]有的甚至编造冯京是文曲星下凡的神话：“冯京将诞，其邻梦鼓吹喧阗，送状元至冯家，觉而京生”^[74]。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法或出自杜撰，或出自附会，虽不可取，但在宿命论盛行的传统时代不足为怪。

冯京的科举之路获得成功，主要是其多年“苦学”的结果。正如《冯京墓志》所说：“公少苦学，终老未尝一日弃书。” 他当年曾叹息：“丰年足酒容身易，世路无媒着脚难”^[75]。这位“苦学”者青年时代游学四方，经历一番苦斗，遭遇挫折不少，不乏趣闻轶事。下面仅举三例。

例一：在余杭遭受欺凌。方勺《泊宅编》卷上载：“冯当世未第时，客余杭县，为官逋拘窘，计无所出，闷题小诗于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见之，为白县令，丐宽假。令疑胥受赇游说，胥云：‘冯秀才甚贫，但见所留诗，他日必贵显。’因诵其诗，令遽释之。诗云：‘韩信栖迟项羽穷，手提长剑喝西风。可怜四海苍生眼，不识男儿未济中”^[76]。冯京此诗以项羽、韩信自况。此外，他在“未济”时所留下的诗句，如：“琴弹夜月龙魂冷，剑击秋风鬼胆粗”；“吟气老怀长剑古，醉胸横得太行宽”^[77]。诸如此类，“皆不凡”^[78]。

例二：在咸宁展示才华。《鹤林玉露·冯三元》载：“(冯京)家贫甚，读书于潜山僧舍。僧有犬，京与共学者烹食之。僧诉之县，县令命作《偷狗赋》，援笔立成。警联云：‘团饭引来，喜掉续貂之尾；索绹牵去，惊回顾兔之头。’令击节，释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79]。如果说“手提长剑喝西风”等诗显示其抱负，《偷狗赋》则展示其才气。

例三：在江夏幸逢知己。周煇《清波别志》卷下载：“(冯京)早年薄游里巷，夜为街卒所系，鄂守王素亟释之”^[80] 。可见，冯京求学时代并不顺利，甚至可谓四处碰壁。

冯京岂止求学碰壁，应举同样遭遇挫折。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25《监试主盟》载：“冯当世秋试于乡里，主司坚欲黜落，已而缀之榜末。时，鄂倅南宫诚监试，当拆封，大不平，力主之，遂至魁选”^[81]。如果不是南宫诚“大不平，力主之”，冯京已名落孙山。史载：“冯当世，庆历中，以鄂州首荐。至大江，风涛汹涌，几至沉没”^[82]。这在很大程度上描述的是冯京赴京赶考的心情，他担心其前程是否“风涛汹涌”乃至“沉没”。

冯京最终并未“沉没”，而是大获成功，也与机遇有关。诸如前面讲到的余杭、咸宁知县的爱才，鄂州知州王素、通判南宫诚的公正，乃至宋仁宗的开明等种种偶然因素。冯京对南宫诚、王素等人的大恩大德始终铭记在心。皇祐元年，冯京入仕为官不久，即任荆南（治今湖北江陵）通判，而南宫诚则调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通判。文莹《湘山野录》载：冯京“释褐除荆南倅，南宫迁潭倅，公以诗寄谢。”冯京诗曰：“尝思鹏海隔飞翻，曾得天风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难”^[83]。南宫诚死后，冯京仍不忘其恩德。史载：“始，(冯)京乡居，受恩通判南宫诚（“诚”原作“成”），迨贵，以郊恩官其子。”^[84]治平二年（1065），冯京出任陕西安抚使，与正在知渭州（治今甘肃平凉）任上的王素相逢。周煇《清波别志》卷下载: “后，冯(京)使关中，王(素)方帅渭，宾燕甚欢。冯(京)贻以诗。”冯京诗云：“吞炭难忘当日事，积薪深愧后来恩”^[85]。

冯京的婚事均非以感情为基础，而是以利益为归依，都着眼于个人的前程与家庭的兴盛，具有政治婚姻的性质。以下三点颇为引人注目。

其一，不婚外戚。《冯京墓志》载：“公皇祐元年及第，时张尧佐介外戚势，欲以女妻公。即使吏卒拥公至其第。以金腰公，曰：‘此出自上意。’公辞曰：‘老母尝议王氏矣。’顷之，中人以酒肴来，微示公妆奁数。其一曰金五百两。公笑而掩之。出，僦马归。即纳采于王氏。”据钱公辅《翰林学士冯公妻王氏夫人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王文淑墓志》)记载，张尧佐对冯京软硬兼施：“张氏之人奔华驷，拥健从，挟而归于其家，饮之酒而迫促之。”而冯京的态度异常坚定：“吾婚决矣，奈何屈我以势？吾头可截，婚终不可易!”^[86]张尧佐者，宋仁宗所宠爱的张贵妃之伯父也。张贵妃死后追封为皇后，谥温成，史称温成皇后。此事因被作为“榜下择婿”的典型而加以渲染，几乎尽人皆知。冯京不婚外戚，不难理解。虽然张尧佐“势重倾天下”，但其社会形象极差。《宋史·张尧佐传》称：张尧佐“以戚里进，遽至崇显，恋嫪恩宠，为世所鄙”^[87]。正如冯京所说：“彼张氏炎炎，炙手可热，吾敢以足蹈其焰而富贵权豪之诱哉！” ^[88]不仅如此，宋代吸取前朝教训，对外戚实行虽“崇爵厚禄”，但“不畀事权”的政策^[89]，外戚任职受到种种限制，关键在于不给实权。按照当时的规定，“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位”^[90]。冯京一旦联姻张氏，很可能成为他日后晋升路上的绊脚石。

其二，联姻文臣。冯京拒婚张氏，而娶王文淑为妻，实属较佳选择。冯京说：“吾闻王氏女贤且有容德，吾诚欲室之” ^[91]。其实，关键在于王文淑有个“好”家庭、“好”父亲。《王文淑墓志》载：其“父讳丝，官至尚书兵部员外郎、三司盐铁判官，以清节闻于时”^[92]。王丝与范仲淹同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其《墓表》为范仲淹所作^[93]。他历任衢州(今属浙江)通判、袁州(治今江西宜春)通判、荆湖南路安抚使、广南东路转运按察使等职，所至政绩卓著。如在广南东路，博得“金珠御史”的美誉。叶廷珪《海录碎事》载：“会稽王丝以侍御史为广南东路转运使，兼提举市舶。旧，番货(税)^[94]之来，十税其一，必择精者。丝令精粗兼取，夷人悦之，目为‘金珠御史’”^[95]。其声誉与张尧佐迥异。难怪冯京“归心于王氏”，并斩钉截铁地宣称：“吾头可截，婚终不可易!”冯京说：“吾自度一书生，犹以其台省家，势位不吾敌” ^[96]。他攀上这门婚事，或许与王文淑的长兄王霁是其同年进士有关。《王文淑墓志》称：“于是京师士大夫翕然以贤于公，而称王氏之女得其归。”王丝喜得状元为东床，冯京一跃而为贤士大夫家中的乘龙快婿，两家可谓双赢。就冯氏来说，这门婚事的决策者是冯京之母朱氏。《冯京墓志》载，冯京称：“老母尝议王氏矣。”朱氏可谓颇有心计，一心为儿子日后的飞黄腾达开路架桥。

其三，“两娶相女”。此说并不完全确切。元人所编《氏族大全》将“两娶相女”解释为先“富弼妻以女”，后“再娶晏殊女”^[97]，更是与史实不符，且辈分混淆。在冯京的夫人中，无宰相晏殊之女。在晏殊的女婿中，无冯京其人，而有冯京的第二位岳父富弼。欧阳修《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并序》载：晏殊“女六人，长适戸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弼，次适礼部侍郎、三司使杨察，其四尚幼”^[98]，即是其证。所谓“两娶相女”，是指冯京有两位夫人，均系宰相富弼与其晏氏夫人所生。《富氏墓志》载：“翰林学士冯公京两娶富氏，皆今枢密使、检校太师、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公（即富弼）之女，赠侍中元献晏公（即晏殊）之外孙”^[99]。应当指出的是，前富氏夫人在世时，富弼尚未拜相，仅官至枢密副使。严格说来，冯京仅“一娶相女”^[100]。冯京首婚于皇祐元年，王文淑19岁时，与冯京成婚，次年便去世。他再婚于至和元年(1054)，王陶《故太和县君富氏墓铭》载，富氏“年二十二，归冯氏。当翰林(指冯京)为太常丞、直集贤院时，奉薄族众，几无以赡朝夕。夫人斥卖其服饰玩好之物，一无爱惜。故旨甘享祀，以时不阙”^[101]。她次年即病故。冯京三婚于嘉祐三年(1058)，据记载，“前富氏卒，其妹再与冯京续室。年二十归冯，至元祐三年（1088）四月十三日不起，享年五十”^[102]。后富氏夫人作为冯氏主妇，时间最长，达30年之久。蔡骃《宋故安化郡夫人富氏墓志铭》称：“方是时，文简公（指冯京)官未显，族众禄微，用不给。而夫人日捐奁箱所有，以佐其阙”^[103]。可见，她对冯氏贡献也最大。

富弼作为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宰辅重臣，在北宋中期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权位与影响绝非王丝可比。就冯京择偶来说，如果王丝之女是其较佳人选，那么富弼之女堪称最佳人选。特别是在后富氏夫人出嫁之初，冯京“官未显”，但富弼已拜相，其财力、势力、影响力都更大。《宋故安化郡夫人富氏墓志铭》载：“岁时，文忠公(指富弼)或遣人问遗，物无多少，悉归之堂上，弗以自奉”^[104]。足见富弼何等疼爱其女，自然爱及女婿，并且绝非仅限于物质。冯京此后的仕宦前程，都与他的这位宰相岳父关系颇大。总之，探究冯京的仕进与冯氏的兴盛，王丝尤其是富弼不失为一个重要因子。

宋人说：“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105]；“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106]。其实，进士乃至状元在宋代不过是晋升的必备条件，官场险恶，要平步青云还得靠奋斗和善处。冯京与并世的王安石、司马光以及吕惠卿、蔡确、章惇、曾布等人明显不同。蔡确、章惇等人得意时，皇上言听计从；失意时，惨遭贬逐。而冯京入士之路不乏险阻，为官以后相当顺当。在他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最大挫折莫过于熙宁八年（1085）正月，因受郑侠案牵连，宋神宗迫于来自吕惠卿等人的压力，解除冯京参知政事，守本官，知亳州（今属安徽）。这在宋代很常见，算不上多大的处分。元丰四年（1081）正月，年逾花甲的冯京被解除枢密使，纯属自愿，应视为荣退。史载：“(冯)京数以疾求解机务”，神宗批准其请求，并下制褒奖，其中有“始终眷遇，出入显荣”^[107]等语。冯京的为官之路何以较顺当^[108]，与其两大从政作风关系极大。

其一，苟且执政。冯京可谓考场内的高手，政坛上的庸才，从政才干很有限。宋神宗对冯京的总体评价不外乎“平”、“弱”两个字。他说：“（冯）京如何，似平稳” ^[109]。又说：“京弱”^[110]。所谓“弱”者，平庸也，低能也。宋神宗的评论相当中肯，冯京实属“平”、“弱”大臣。以下两“无”，即是其证。一无明显政绩。《宋史》本传对于其政绩，记载相当笼统，无非是“其为郡守，诸县公事至，即历究之”^[111]云云。恰恰表明，冯京政绩平平。他仅有一事略显才干，即熙宁九年在知成都府任上，用修好的办法平息了茂州（治今四川茂县）少数民族事变。难怪王安石说：冯京“充位耳”^[112]。邓绾亦称：“冯京预政日久，殊无补益”^[113]。二无突出政见。宋人赵汝愚所编《宋朝诸臣奏议》及明人黄淮、杨士奇所编《历代名臣奏议》未收录冯京奏议数均为零。很清楚，从赵汝愚到黄淮、杨士奇都认为，冯京的奏议质量太差，充数而已，无收录价值。冯京是个多栽花、少种刺，遇到棘手问题绕道走的官僚。御史中丞杨绘将冯京与王珪相提并论，上疏请求宋神宗“指挥冯京、王珪等，令各振其职，无苟且焉”^[114]。如所周知，王珪绰号“三旨相公”^[115]，而冯京或可称为“苟且执政”。总之，冯京政绩不突出，但政治地位突出；为官平庸，但仕途坦荡。庸官少风险，能臣多坎坷，这在传统时代很常见，不足为奇。

其二，争而不力。南宋史家吕中指出：“当(王)安石变法之时，……力与之争者，唐介也。争而不力者，赵抃、冯京也”^[116]。此说相当中肯。冯京并非旧党首领，只是个较为理性的旧党人士，有以下三点可证。一是并不一概否定新法。他主张对新法予以适度肯定：“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117]。其态度并无偏激之嫌。冯京说：“天下事，不可急。”王安石反驳道：“有一日行之，而立见效者，亦不可不急”^[118]。冯京说：“此等事不宜仓卒。”王安石的回答是：“因循至今，所以不免仓卒”^[119]。冯京与王安石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轻重缓急之争。二是党派偏见并不太深。冯京与新党人士并非一概势不两立。如新党薛向在元丰三年（1080）九月，被解除同知枢密院事时，据《冯京墓志》记载，冯京曾“从容开说，以为可惜”。即使与王安石，冯京至少也能对话。如熙宁五年底，“（王）安石固求罢，上不许。”宋神宗“令冯京、王珪谕旨，于是安石复入视事”^[120]。冯京与旧党中人，也并非无争执。如他与旧党孙固“同在枢府”，“屡于上前争论”^[121]。御史中丞吕诲作为旧党人士，竟高调弹劾冯京：“所至嗜利，西人目为金毛鼠。”^[12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冯京居然将其次女许配新党中坚蔡确之子蔡懋（原名蔡渭）。与冯京关系更为融洽的固然是号称“中立无与”^[123]者，如熙丰宰相吴充，他与王安石同中有异，与司马光异中有同，是位较为理性的新党。冯京《赐宴史院和首相吴公（即吴充）》诗云：“天密丛云晓，风清一雨余。三长太史笔，二典帝皇书。”^[124]他对吴充可谓敬重有加。三是王安石尚可接受的人物。冯京先任枢密副使，后任参知政事，宋神宗都同王安石商量，并取得其赞同。熙宁三年七月，神宗问王安石：“令作枢密副使，如何？”王安石说：“欲用之，何不可!”^[125]冯京于是出任枢密副使。王安石甚至排斥其儿女亲家吴充而容忍冯京。神宗“初欲用(吴)充参知政事”，王安石说：“充岂能忘形迹，若论议之间，顾形迹则害国事。”冯京因而在熙宁三年九月，取代吴充，任参知政事。史载：“充性谨密，在两府数乘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126]。可见，王安石之所以不认同吴充，关键在于政见。至于王安石何以尚可接受冯京，其主要缘故在于冯京能力较弱，又无坚定立场，不碍事。当时人说：“冯京、王珪同列预政，皆依违自固，不扶颠持危”^[127]。又说：“冯京知而不言，王珪曲事安石，无异厮仆”^[128]。总之，冯京并非态度偏激的旧党。

俗话说：“树大招风。”冯京在朝廷里不是扶颠持危的中流砥柱，而是个较少作为的“平”“弱”大臣；在旧党内不是个呼风唤雨的领军人物，而是个依违自固的普通成员。正是由于他不露锋芒，以致其仕进之途既晋升较快，又无大起大落。

北宋时期的名门望族往往骤然而兴、倏然而衰，这是当时社会流动的一大表征。张载说：“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129]。冯氏骤然而兴，可以冯京皇祐元年（1049）中状元为标志。至迟到南宋初期，冯氏已无闻人。其兴盛时间至多七八十年而已。

《冯京墓志》载：冯京“凡三治产，皆捐诸宗族。”“荫补自兄弟始，次其侄，次其子。”他试图将一个家庭的兴盛扩展到整个宗族。在宋代，一个家庭或家族要发达兴旺，其主要手段有应试为官、联姻高门、花钱买官等。^[130]冯氏起家时，这三大“妙”法运用得近乎极致；发家后，仍在科举与联姻两大方面继续努力。

就科举而言，冯氏并不成功。冯京五个儿子，两个夭折。在他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中，未发现有考取进士的记录。其长子冯谌在崇宁年间，任职于讲议司，担任盐泽检讨官；五子冯询在两宋之际曾知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其三子冯诩只知起初荫补为右承奉郞。可见，从冯京的下一代开始，便呈现出明显的衰败迹象。

至于其联姻对象则高第多、高官多，情况相当可观。在冯京的儿媳中，既有宋仁宗朝参政程琳之子、宰相贾昌朝之婿程嗣弼的女儿，又有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韩琦的长子韩忠彦之女。在冯京的女婿中，既有宋初宰相赵普的后人赵思恭，又有熙宁执政、元丰宰相蔡确的儿子蔡懋。在冯京的孙女婿中，既有宋哲宗朝执政、徽宗初年宰相韩忠彦的次子韩澡，又有元祐六年(1091)进士第二朱谔(原名朱绂)，还有元祐元年状元马涓。其中，朱谔大观元年(1107)官至尚书右丞,当年便去世。马涓曾任秦州(治今甘肃天水)签判、应天府(治今河南)少尹,崇宁二年（1103）入《元祐党籍碑》。蔡懋宣和六年(1124)同知枢密院事,靖康元年（1126）任尚书左丞，建炎元年(1127)贬英州（治今广东英德）^[131]。他们或因疾病,或因党争,或因劣迹而均不得善终。

总之, 冯京及其家庭不失为北宋时期社会流动的一个典型事例。当时较为具体的“由商而士”的实例虽然不多,但社会流动的例证则不少。梁庚尧说：“科举考试成为塑造宋代社会性质的一项重要因素。科举社会的特色是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性较以往增加，平民子弟仕进的机会大增”^[132]。李弘祺则说：“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单线社会流动’的社会，除了通过考试制度晋升科名之外，可以说没有其他有意义的社会流动。”“由于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单线上升的社会，上升的机会十分有限”^[133]。两种说法虽然强调的方面不同，但不是非此即彼，都颇有见地，实可互补。

（成荫、陈鹤两位学友纠正了文稿中的若干错讹，谨表谢意。）

原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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