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苏北地区土豪劣绅通匪窝匪，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民国时期土豪劣绅通匪、窝匪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苏北地区的匪患之所以严重，与当地的豪绅势力与之勾通交结、沆瀣一气有很大关系。

苏北土豪劣绅与土匪交结，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其一是为匪势所迫，被逼与之合作；其二是匪与绅之间角色地位的互相渗透，二者合而为一；其三是豪绅养匪，为患地方。这三种情况中，以第二、三种对社会危害最大。此类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距离遥远和落后的交通，中央政府推行其意志的能力受到削弱"，而地方士绅发现与匪贼联合可以保持既得利益，甚至有可能有效地在地方上取得更大权力及更高地位，于是绅匪合流，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使得传统社会秩序与规范遭到了彻底破坏。

当时的苏北地区，豪绅劣董皆蓄养丁勇，暗与土匪勾结，甚至庇匪窝匪，代为销纳赃物。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制度未变，而军防已弛，盗氛遂炽，于是夏季禾稼茂密时，便多白日行劫。其匪首多依附豪恶及大地主。据民国时期一位曾任沭阳县长的人回忆，"沭阳所有大户，几无一不与匪通声气，为求自保计，多蓄惯匪一名或数名，号为门丁。此辈皆倚大户为护符"。沭阳土豪秦炳华多次因"养匪殃民"被控，"炳华若不养匪，本地匪无立足之地","炳华所养土匪，名为看门，实是保护财产，作为爪牙，暗散枪支，掩人耳目。匪藉（炳）华势（力），靠为护符，恃作窝巢。故匪与华，彼此相依，互为利用。纵有控告各匪，由华运动贿保，匪仍无事，以致匪等，任意抢抬架杀，无恶不作，地方受害者，比比皆是。所有被害之家，均系弱小民族，忍不敢言"。每有控告，虽证据确凿，但官府却总是缓究，"土豪手段，灵敏可知"。秦炳华养有土匪多人，均由其管家朱明甫直接指挥，干有抢劫绑架，贩枪济匪等各种不法情事。后被其家人揭发，控告官府。

苏北类似这样的土豪劣绅还有很多。淮阴县一市娃娃井街保卫团总朱湛霖，手下徒弟共有七百余人，自己虽不作案，但却指使徒弟作案，导致清江浦绑票案迭出，后被侦获，县长下令将其枪决。徐州板桥乡团董张德让与匪首朱从伦、李老德及僧益正等串通一气，"掳人勒赎，从中分肥。后僧益正被拿获，团董张德让与益正为把兄弟，来城向四十军军部请保，当被捕获。军法处讯供不认，嗣由军部派员调查通匪属实，已于三十日下午，将张德让、僧益正两名，执行枪决"。宿迁北乡大地主马启太有庄田数百顷，养练勇甚多，雄视一方。但其练勇及仆从人等，多与匪通，土匪受捕急，多藏伏其家，以资庇荫。故时谚云："土匪若听来了兵，不藏'马棚'内，即聚'豆稞'中。"豆稞即暗指以北邳县境内的窦姓，亦为著名之豪绅，马棚则指马启太家也。

甚至还有一些土豪劣绅直接为匪。阜宁，"杀人行劫，奸究所为。昔为沿淮一带有其事，清末遂滋蔓矣。光复以后，邑境纷扰，相煽易变，往往有良家子弟身罹法网而不顾者"。"淮阴县境，日来匪氛大盛，往往极良善之人家，其子弟亦甘冒不违做匪。如三日王营匪案，其匪首乃朱家集圩主朱庶东所为。"王树槐认为，"这是民风所趋的结果，其为匪患，并非全受经济所迫"。其实，此非但不是经济所迫的结果，反而完全是绅士阶层劣化后的必然所为，是"绅风"流变的结果。

由于此时苏北匪患严重，官府或地方绅商团体采取"以匪制匪"之策，往往对拥有较强武力的股匪加以招抚，将其收编为地方的保安团队，使这些靠劫掠为生的土匪摇身一变成为地方治安的维护者，匪首变成绅士，跻身地方权贵之列。如晚清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受张謇建议，招抚江淮一带著名盐枭徐宝山，张謇谓"此辈如乱柴，徐则约此之绳也"，"专令镇缉沿江诸匪"。后来徐宝山当上缉私营管带，不再与江湖人物往来，反而专门缉拿过去熟识的帮会中人，由"黑道"径人"白道"。被招安者甚众，却没有几人能如徐氏那样彻底与过去断裂。其中大多数则本性难移，积习不改，迹近盗匪；或旋抚旋叛，继续祸害社会。宣统年间，宿迁县境东南丁嘴地方，有一个叫钱立本的人，盗匪出身，积财置地至三十余顷，称霸一方。其附近之丁嘴本为丁姓集市，立本暴发后，即占为己有。凡行面商业等收益，为其独揽，又公然奸占集市上妇女，毫无忌惮。丁姓族人忍无可忍，乃勾通钱家练勇，聚众攻入钱家，将立本及其家口，以及恶奴悍仆等二三十人，尽皆杀戮，仅一子在外得以幸免。此后，丁姓等遂为匪。盱眙县山匪、湖匪势力较大，县府在一九二七年用招抚办法将高八、徐福田股匪收编为缉私营，两匪首分任营长，但他们受任后，本性难改，变盱城为匪巢，城乡居民仍遭蹂躏。县政府不得不重新厚集兵力将其剿灭。

土豪劣绅通匪、窝匪、养匪，甚至直接为匪，已经是苏北社会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了，所以一九二八年国民军在徐海一带大举进行剿匪时，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派员查拿通匪窝匪之劣绅土豪严惩，拒捕准予格杀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