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南社会与近代变迁》一书是一部研究晚清西南社会发展的区域史著作。讲述外国人视角下丰富多彩、蓬勃发展的晚清西南社会，考察其富有地域特点的发展与变迁。
为何要选取1892—1910年的法国人考察笔记作为考察研究对象？作者屈小玲教授认为，法国人考察团队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考察，有以下几个时代背景。
法国人在1892年第一次出现了从越南红河进入中国云南蒙自海关小城，专门考察进口商品市场的活动，并在1893年出版了考察笔记。
此后在1895—1910年间，法国人进入云南或西南地区的考察活动与随之出版的考察笔记较多出现，1910年以后此类考察活动基本结束。这种现象与西南地区在晚清成为法国和英国的商业利益竞争市场，因而导致清末西南边疆的云南蒙自、广西龙州，以及四川重庆约开商埠，同时法国兴起向外扩张热潮的历史背景有关。因此笔者选取了1892—1910年的法国人考察笔记作为考察研究对象。总而言之，法国人考察团队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考察，有其时代背景。
（一）清末英法两国在中国西南地区竞争商业市场促进了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中国西南地区与缅甸、印度之间自古就有一条“蜀身毒道”（《史记·西南夷列传》）。南诏国时期云南通过陆路、水路与缅甸、印度进行过商业贸易活动。近代英国、法国意欲开启进入云南的商业通道，进而开拓商业市场，两国对西南地区的商业市场进行的利益竞争，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政权时期即已开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长江流域增开镇江、九江、南京、汉口为商埠。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政权被攻克，长江流域航运恢复。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政权正处于后期，在迤东一线开展战事。法国、英国在此期间已经先后派出探路队，意欲与杜文秀政权接触，接洽与云南通商事宜，均未果。法国湄公河探路队在云南府昆明获知从越南河内红河可直航中国滇南蔓耗进入云南省，因而发现一条从越南红河通往中国蒙自的“与中国的新商路”。探路队继续北上进入川南，考察连接长江上游的通道。1873年，法国商人堵布益从越南河内经红河航行至中国云南蔓耗往返成功，因此法国运用军事手段最后占领河内，获得河内红河的通航权。英国1874年因云南杜文秀大理政权被镇压，秘密派出上海领事馆随员马嘉理，从汉口穿越湘黔滇官道，在云南边境接应从缅甸八莫来的英国伯郎上校的云南商路考察队，因此有了马嘉理在返回云南边境时被当地土人杀害事件。英国借处理马嘉理一案，在1876年中英谈判达成的《烟台条约》中，争取到在长江中游宜昌开埠（1876）的权利。宜昌与四川重庆之间建立了子口贸易关系，英国的商业触角伸展至长江上游地区。清末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开启了当地的对外开放进程。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以后，广西省和云南省成为西南地区边疆省。1885年中法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约定在保胜以上、谅山以北两处通商，法国商人可住。因此清政府1889年分别在越南保胜以上的云南蒙自小城、越南谅山以北的广西龙州府开埠设关，并设领事馆，正式向法属印度支那开放通商。英国于1885年占领上缅甸，将其划入英属印度联邦，云南省又成为与英属印度联邦接壤的边疆省。继云南蒙自和广西龙州开埠之后，1890年3月31日英国与清政府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于1891年3月1日在长江上游重庆开埠。英国、法国在西南地区的商业竞争关系随着英国在重庆开埠变得更加敏感。
1892年即有法国人首次从河内进入蒙自海关，考察进出口商品市场及蒙自本土资源，考察者是上海海关总署的法国医生皮雄。以上反映出清末英法两国交替在中国西南地区争取开埠通商市场的竞争局势。
（二）法国的工业成就和持续发展使其对远东殖民地利益加以重视1852—1870年的法国处于拿破仑三世建立的第二帝国时期。它奉行自由经济政策，发展金融资本，在工业革命和经济生活方面均取得很大成就，国力强盛。1870年在法德战争中失败后，法国回归共和政体。在工业化以及海外扩张的殖民政策方面，法国依旧沿着第二帝国的道路向前推进。铁路建设。法国铁路线在1871年已经达到17 700千米，铁路经营权也从多家中小企业集中到6家大型铁路公司之手。采矿业。法国的钢产量1869年时已经达1 014 000吨。海上运输。从海上木帆船发展为大吨位的蒸汽商船船队，速度、吨位都有极大增长。在经济生活领域，完成了巴黎都市改造。改建后的巴黎成为欧洲最著名的现代都市，出现了繁荣的大商场。巴黎博览会进一步促进了法国国内商业发展。法国在1870年后的第三共和国期间，在交通运输方面继续发展。1895年巴黎出现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有轨公共汽车，第一批公共汽车也投入运行，1900年建成了第一条地铁。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出现，进入了发展大农场、农业机械化阶段。以铁路线为例，英国、德国、法国三国之间可以增长速度和拥有量为指标做一比较。在1891—1911年的20年间，英国铁路线从26 600千米增至32 600千米，增长速度趋缓；德国从43 800千米增至61 200千米，增加近50%，在这一阶段铁路线增长迅速；法国从36 600千米增至44 400千米。法国的增长幅度虽然不及德国，但铁路线总量已经超过英国。这反映出法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铁路交通发展速度仍然较快。此处的考察时段1891—1911年，与本书所研究的法国人在中国西南地区考察的1892—1910年的时间段基本一致，借此可以认识这一时期法国的铁路建筑状况。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两国虽于1885年、1886年、1887年相继签订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与法属越南边界通商细则的条约，但除了1889年落实了在保胜以上与谅山以北开埠设立海关的条约规定，使双方有了进出口商业贸易关系，其他条约规定并未真正实施。1894年法国新任驻北京公使施阿兰（Auguste Gérard，1852—1922）带着清理以前签订条约的落实状况，以及寻求拓展法属印度支那重要商业利益的使命到北京赴任。途中施阿兰专门在罗马停留，拜访了位于梵蒂冈的教宗；在法属印度支那西贡停留拜访总督；在法属河内拜访最高军事负责人。这些均与其赴华使命有关。施阿兰抵达天津时，特意停留几天拜访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并明确表示这次出任驻北京公使，就是要具体落实法国与中国政府1885年以来签订的条约，以及推动法属印度支那同中国建立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
法国公使施阿兰1894年4月抵达北京后，立即与总理衙门展开各项谈判，但此后不久即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后清政府与日本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约定日本在中国新增四个商埠，其中之一即是重庆，重庆进一步对日开埠通商。因此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商业利益，在英法竞争中又增加了日本势力。法国公使施阿兰与总理衙门就清理以前条约的落实情况开展了一年多的谈判，双方的谈判在清朝忙于与日本交战的甲午战争期间都没有停止。施阿兰谈判的首要任务是，“保全和维护所有的既得利益”，这指的是清理和落实从1844年鸦片战争后签署的条约，直到1887年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新增任务是迅速与中国政府继续谈判“划定自红河右岸至湄公河的最后边界，并在这条边界上开展印度支那与中国间的商务关系”。施阿兰在北京谈判中，参与了俄国、德国干预中日《马关条约》中日本对辽东半岛的侵占。法国公使因此受法国外交部长指令，借此机会敦促清政府于1895年6月20日签订了中法10年换约的《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和《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两个条约，在落实以往条约的同时，进一步争取到一些新的利益，如在滇南增开思茅、河口为商埠，两地领事受蒙自领事馆管辖；沿边三省广东、广西、云南允许法国企业和工程师优先洽商矿藏开采；同时还争取到“在取得双方同意后，可以将安南境内现有的或已订有建筑计划的铁路，延伸至中国境内”的权益。以上历史大事记反映出清末西南地区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特点，使之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区域社会。中法新签订的条约，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商务渗透产生了一定影响。印度支那与中国西南地区的连接，对于法国来讲是“从印度支那设置了一条深入这个辽阔无际的帝国西南地区最直接的捷径”。自1892年法国医生皮雄从越南红河进入蒙自对“与中国的新商路”进行考察以后，中法1895年6月20日签订的商务条约，开启了新一轮法国人考察团队从越南红河航道进入西南地区的考察活动。自1895年到1910年，分别有法国贵族、军官组建的地理探险队，法国几大工业地区商会联合考察团，法国矿业和铁道线路勘测队，旅行家、记者、摄影师、作家等不同身份的考察者和考察团队进入西南地区考察，留下众多考察笔记。同时还有云南法国领事的书信笔记，法国驻北京公使、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的相关回忆录，以及云南的法国传教士对本堂区本土居民的田野考察研究等文献资料，各自留下了对这一时段的内容丰富的记载。这一时段是西南地区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交替时期。笔者选取1892—1910年间的法国人考察笔记作为考察研究对象，意在梳理、考察这一时段西南区域社会及其地方性特点，还原历史上的西南社会及其变迁原貌。
西南地区在1892—1910年开埠通商和开展“新政”期间，呈现出怎样的生机？本书作为一部研究晚清西南社会发展的区域史著作，以法国人来华考察笔记等史料为依托，通过外国人视角，展现了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丰富有趣的社会细节，如妇女“天足运动”、富商生活、马帮行旅、近代教育等，介绍了当地独具特色的种植业、丝绸业、盐业、采矿业等，从多个角度展示晚清时期西南地区富有地域特点的社会发展与变迁，让我们得以一窥西南社会和平发展的热闹景象，对全面认识晚清西南社会具有较高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