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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是对夫妻间解除婚姻关系的通称。

离婚古称“仳离”，离婚这个词最晚在晋代就已出现了。

离婚主要有强迫性离婚和协议性离婚两种类型，就唐代情况而言，大体上可分为七出、义绝与和离三种情况，前两种为强迫性离婚，而后一种为协议性离婚。

1、七出与义绝

古代婚姻关系中的“七出”，突出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的“男权”。

所谓“七出”，又称“七去”或“七弃”。七出源出于礼，后入于律，“可以说是风俗和礼教的混血儿”，它的目的“不是保障婚姻的持久，也不是专给男子以离婚便利，而是建在宗法主义的基础上来维持家族的利益”。

七出的内容历代几无变动，据唐朝户令规定，七出为“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等七项名目。如果妻子触犯了其中任何一条，丈夫就有权行使“出妻权”，强制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七出的规定为男子抛弃妻子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借口，他们可以非常轻易地就找到充足的理由解除婚姻关系。

唐朝初年，凤阁舍人李迥秀的母亲是媵妾出身，他对母亲非常孝顺，“其妻崔氏尝叱其媵婢,母闻之不悦，迥秀即时出之。

或止云：

“贤室虽不避嫌疑，然过非出状，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顺颜色，颜色苟违，何敢留也，竟不从。”

仅仅是母亲稍有“不悦”，就可以构成出妻的理由，而且还堂皇地作为“孝养”的典范，被树碑立传。

更有甚者，令狐建为了抛弃妻子，便诬称妻子与“佣教生”邢士伦通奸，“因逐其妻”。有时甚至丈夫一时的恼羞成怒，也会成为出妻的理由。

如五代时潘佑容貌丑，而他的妻子严氏却绰约绝态。一天早晨，严氏在镜台梳妆，潘佑潜窥，妻子突然在镜中看到了一张恐怖的面孔，惊怖而倒。潘佑“怒其恶己，因弃之”。

白居易曾写过两道判文，对两桩虚拟的出妻案进行了裁决。

一桩称，某乙在田间劳作，妻子在吃饭时间没有将饭送来。原因是妻子在半道碰上了父亲，父亲称饥渴难耐，于是将饭给了自己的父亲。丈夫大怒，“遂出妻”，妻子提出上诉，白居易在判文中称将丈夫的饭送给了父亲，“义虽乖于齐体，孝则见于因心”，所以认为“凤凰欲阻于飞，吾将不取。”

仅仅是因为没有按时送饭，就会导致出妻。

这个案件反映了当时轻率出妻的社会背景。

又一桩案件是，某乙出妻，妻不服，上诉称：“无失妇道。”乙称：“父母不悦则出，何必有过。”

白居易判文称：

孝养父母，有命必从；礼事姑舅，不悦则出。乙亲存为子，年壮有妻。兆启和鸣，授室之仪虽备；德非柔淑，宜家之道则乖。若无爽于听从，曷见尤于谴怒？信伤婉娩，理合仳离。且闻莫慰母心，则宜去矣；何必有亏妇道，然后弃之？未息游词，请稽往事。姜诗出妇，盖为小瑕；鲍永去妻，亦非大过。明徵斯在，薄诉何为？

微瑕细过，都可以成为出妻的理由。

唐朝初年，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大臣群起反对，许敬宗在朝廷上为高宗辩护称：

“田舍儿剩种得十斛麦，尚欲换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关汝诸人底事，而生异议！”

许敬宗所说的，显然是当时流行的一句俗语，即哪怕是寻常百姓，只要家境稍有改变，就有可能会萌生“换旧妇”的念头。

这种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为男子弃妇提供了合理合法的借口，如上文曾提到的崔颢，“娶妻惟择美者”，妻子只要年长貌衰，就会遭到被抛弃的命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

出妻书都是由丈夫手书，并由丈夫及夫妻双方的家长签署，“东邻西邻，及见人皆署。若不解书，画指为记。”

妇女是这种婚姻关系的最直接和最大的受害者。在唐人“去妇诗”中，反映了被遗弃的妇女的悲惨境遇。

戴叔伦在诗中描述被遗弃的妇女称：

“出户不敢啼，风悲日凄凄。心知恩义绝，谁忍分明别。

下坂车辚辚，畏逢乡里亲。空持床前幔，却寄家中人。”

明知丈夫恩义已绝，但仍依依不愿分离，离母家越近，愁绪越重，见到乡亲们后怎么说呢？

2、“七出”之外“三不去”

七出诸条的实行，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除“恶疾”与“淫泆”两条外，如果触犯了其他五种出妻的律条，在三种情况之下，不得出妻，即曾经为丈夫的父母服过丧者；女家本宗无人，无所归依者；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

这就是所谓的“虽犯七出，有三不去”的规定。

唐律规定，如果妻子无七出之状而出者，要处以一年半的刑罚；虽然有七出之状，但属于三不去的情况，而丈夫出妻者，也要处以杖一百的刑罚，并将妻子追还。

此外，对于“无子”出妻的年龄，法律上限制在50岁。

“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也就是说，50岁以上无子者，并不是全都解除婚姻关系，有些只是取消嫡妻的资格。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只有“恶疾”与“淫泆”构成绝对出妻的条件。在唐代也可以见到因“无七出而出之”受到责罚的个案。

李元素就是其中之一。

李元素曾担任过浙西观察使、吏部尚书等重要职务。他早年离婚，后来娶王方庆的孙女为妻。初婚时，李元素还只是一个郎官，对妻子非常礼重。王氏无子，等到李元素贵盛之后，溺情于姬妾，对王氏逐渐鄙薄，并受前妻之子的挑拨，与王氏离婚。

王氏家族上诉，皇帝下诏责罚李元素称：

“李元素病中上表，恳切披陈，云‘妻王氏，礼义殊乖,愿与离绝。”初谓素有丑行，不能显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处置。访闻不曾告报妻族，亦无明过可书，盖是中情不和，遂至于此。胁以王命，当日遣归，给送之间，又至单薄。不唯王氏受辱，实亦朝情悉惊。如此理家，合当惩责。宜停官，仍令与王氏钱物，通所奏数满五千贯。”

李元素出妻，最初也是以“礼义殊乖”为由，但实际上却“无明过可书”。像王氏这样最后能依靠母家赢得“公道”的，在广大弃妇中只是极少的特例，大多数只能是像李白笔下的弃妇一样，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叹君弃妾，自叹妾缘业。忆昔初嫁君，小姑才倚床。今日妾辞君，小姑如妾长。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

唐朝强制离异者，还有所谓“义绝”。

唐律对义绝有明确规定，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有“夫犯妻族”，即丈夫殴打妻子的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子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奸妻母等；“妻犯夫族”，即妻子殴打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杀伤丈夫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与丈夫缌麻以上的亲属奸；“夫族妻族相犯”，即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妻犯夫”，即谋杀丈夫。

触犯以上几方面法规者，由官府强制离异。如果判离而拒不执行者，按“义绝不离”科罪，处一年徒刑。

3、和离与“出夫”

和离就是经由婚姻当事人双方同意，协议离婚。

前引唐律“义绝不离”罪条称：“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据解释，“不相安谐”的意思是“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

也就是说，和离主要是因为双方感情不和而协议离婚。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的妻子，是御史中丞郑昉的女儿，因“情志不合，去之”。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和离史例。

又进士张不疑也曾“娶妻崔氏，以不协出之，后娶颜氏”。所谓“不协”，与“不相安谐”同义。

唐人和离，也需要有离婚书。

如魏元忠的儿子魏升娶了荥阳郑远的女儿，后来魏升参与谋杀武三思的事件，被乱兵杀死，魏元忠也被捕入狱。郑远见魏氏失势，于是向魏元忠求“离书”。

得到离书之后，马上就将女儿改嫁了出去。殿中侍御史麻察对此不平，草状弹劾，称郑远“既连婚国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狱，遂诱和离，今日得书，明日改醮”，认为这种行为“滓秽流品，点辱衣冠”，应该予以责罚。

这次事件是因郑女和离而起，郑远最后因此丢官，但对郑女的和离与再嫁，则未作任何变动。可知和离是具有法律效应的。

在协议离婚的史例中，有些属于女子主动提出离异要求。

如《列女传》载，刘寂的妻子夏侯氏，已生二女，因父亲丧明，提出要求与刘寂离婚，归侍父疾，因而受到朝廷的表彰。

因归养父母而提出离婚者毕竟为数很少，这一时期妇女提出离异，主要是出于对丈夫的不满。

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杨志坚离婚案。

杨志坚是抚州人(今江西临川市西)，嗜学而家贫，山妻“厌其饘藿不足”，于是向他索取离婚书，杨志坚写了一首诗送给她，“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

妻子持诗到州，“请公牒，以求别适”。颜真卿认为这种行为污辱乡闾，败伤风俗，判“决二十。后任改嫁”。

并赠予杨志坚绢、米。据记载。自此之后“江左十数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

如果记载属实，则当时江南弃夫者并不是个别现象。

杜甫将女子提出离异的现象称为“去夫”，他在诗中描写了一位柳姓女子与丈夫离婚的事，称“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河东女儿身姓柳。”

宋朝人解释称：“夫妇之际，贵有始终，在女儿言之，有姓柳者，不喜其夫，如抉眼中之物而去之。”

其实，从杨志坚的例子可知，女子提出离婚者，先得由丈夫出具“离书”，然后还得到官府申请“公牒”，与丈夫拥有的“出妻”权利根本就无法相比，杜甫径称“出夫”，显然是不合适的。

4、复婚

隋唐五代也存在复婚的史例。

如隋人李德武娶裴矩之女裴淑英为妻，一年之后，德武被亲属罪案牵连，流放岭南。

裴矩为黄门侍郎，奏请与德武离婚，得到隋炀帝的准许。离别之后，裴淑英十余年坚持不再改嫁，而李德武则在岭南另娶尔朱氏为妻，“及遇赦还，知裴氏守节，乃出后妻，重与裴合”。

唐代也时有复婚之事。如唐朝著名宰相房琯之子房孺复狂疏傲慢，初婚郑氏，被他虐待致死。在他任杭州刺史时（公元788-789年)，再婚台州刺史崔昭女，崔氏妒悍，杖杀需复侍儿二人，埋入雪中。

事发之后，房孺复被贬为连州司马，“仍令与崔氏离异”。后来在担任容州刺史期间（公元794-797年），房孺复暗中又与崔氏往来，“久而上书请合，诏从之。”

但是过了两年多，他竟然又奏请与崔氏离异。数年之间，离而复合，合而再离。

又，吕温之女在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嫁右卫兵曹萧敏为妻，生二男。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萧敏“心疾乖忤”，因而离异。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萧敏病愈，经申请与吕氏复婚。

从以上几例看，复婚要重新履行结婚手续。史书中称房孺复“取舍恣逸，不顾礼法”，则复婚的行为虽然于律无碍，但是当时社会习俗并不鼓励这种做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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