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夫妇去武汉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萧军夫妇去武汉，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作家诗人蒋锡金家，与胡风、聂绀弩等人共同编办文艺月刊《七月》，当年11月13日，二萧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捕至当地公安分局，12月10日经当时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营救后获释。之后，特务仍时时在其住所附近游弋、窥伺、跟踪，形势恶化。时“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李公朴邀约聘请，萧和聂绀弩、诗人艾青、田间等去任教。1938年1月间，他们至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萧红任职“文艺指导”。2月间，由于日军准备进攻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到吉县乡芹。萧军随“民族革命大学”去吉县，萧红随同当时丁玲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乘火车去了西安。二萧于是分开了。

聂绀弩在《在西安》文中说：“萧红穿着酱色旧棉袄，外披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心里不安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的。脸白得跟月色一样。在临汾分手的时候......我们本来都说是到运城去玩玩的，萧军兴趣不高，就让他留下了。一个夜晚，萧军送我，萧红、丁玲、塞克、D.M（端木蕻良）到车站，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和我单独在月台上踱了好一会。‘时局紧张得很’，他说：‘临汾是呆不住的，你们这回一去，大概不会回来了。爽兴就跟丁玲一道过河去吧！这学校（民大）太乱七八糟了，不值得留恋。’那你呢？’‘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

萧军在《侧面》文中写道：“就这样决定了，让他们去运城，我留在临汾。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才能甘心......我比他们强壮。”萧军是想去五台山的，也可窥测二萧微妙关系，聂绀弩《在西安》（收入《沉吟》散文集）称：“半月后，我和丁玲从延安回来，当中多了一个萧军。他在去五台山中途折到延安，我们碰着了，一到XX中（我们所住）的院子里，就有丁玲的团员喊:‘主任回来了！’萧红和D.M一同从丁玲的房里出来，一看见萧军，两人都愣了一下。

D.M就赶来和萧军拥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有畏惧、惭愧。‘啊，这下可糟了！’等复杂的意义。我刚走进我的房，D.M连忙赶过来，拿起刷子掸我衣服上的尘土。他低着头：‘辛苦了！’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我知道，比看见一切还要清楚地知道：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觔斗栽到‘奴隶死所’上了！”

萧军著文说：“1938年初夏，在延安我计划要去‘五台’，当时不能成行，就随同丁玲、聂绀弩一道到了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样，萧红也正寄居在该团。正当我洗除脸上沾满的尘土，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向我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好。’我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说。接着很快地就走出去了。......这时屋子里，似乎另外还有几个什么人，但当时的气氛很宁静的，没有谁说一句话。

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的，并没有任何废话和纠纷的确定下来了。这一喜剧的‘闭幕式’在由延安到西安的路上我就准备了的。但还没想到会落得这样快！这‘快’的原因，据我估计可能是萧红自己的决定，也可能是某人所主张，因为他们的‘关系’，既然已经确定了，就应该和我划清界限，采取主动先在我们之间筑起一道墙，他们就可完全公开而自由，免得会引起某种纠纷，......其实她或他估计错了，我不会，也不屑......制造这类纠纷的。在临汾和萧红分手的当时‘约定’：我们分别以后，万一我不死，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那时候你如果没有别人，我也没有别人，如果双方同意，我们还可以共同生活下去，......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各走各的路吧！”这个“如果”却是“爱情”的“墨菲定律”了，“爱情”似乎不能“如果”或“可能”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