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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人的背信弃义，不仅仅代表帝国在宗教上遭遇了挫折，更是在政治上的失败。从表面上看，教皇只是控制了保加利亚教会，但实则他控制的是进入君士坦丁堡的门户，而这也间接地影响到了整个君士坦丁堡教会；

另一方面，鲍里斯在与教皇通信后，又与其前盟友法兰克人重新交好。这对此时的拜占庭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外部威胁。所以，切断保加利亚与西方教会的联系，重新恢复对保加利亚教会的控制成为当务之急。

867年的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就是佛提乌为与教皇继续争夺保加利亚教会归属权而召开的。他想通过否定拉丁传教士在保加利亚境内传播错误教义和教仪的方式来证明自身的正统性，从而达到警醒保加利亚人重新选择归属君士坦丁堡教会管辖的最终目的。

因此，在该次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谴责拉丁传教士在保加利亚传播“错误”教义的行为：首先是有关基督教教义问题：自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以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主教和信徒普遍都接受了“和子”句信条。

当西方传教士来到保加利亚后，把这个被东方教会视为眼中钉的“和子”句也带了过来。会议上，佛提乌紧紧抓住这一点来打击罗马教会。

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西方教会“和子”句的错误之处，第一，从圣灵的来源出发，他认为，如果圣父是圣子和圣灵的一个来源，而圣子是圣灵的另一个来源，圣三位一体的圣灵就会变成双重的神性。

从“和子”句的逻辑出发“和子”句是错误的，圣灵从子发出，子成为圣灵之父，子是永远从父而生的，那圣灵为什么不是圣父的孙子？”

第三，他从“和子”句的理论依据出发，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拉丁神学一直错误地延用了《罗马书》“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是不属基督的”的说法和《加拉太书》“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的内容来作为“和子”句的理论依托。

在希腊人看来，保罗所要强调的并不是圣灵来自于圣子，而是强调圣灵与圣父和圣子具有同一性。再者，有关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早期的普世性议会会议结束之后，信仰已被完整且正确地保存了下来，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不能再对其更改。

据此，佛提乌强烈谴责罗马教会“圣灵由父及由子而出”的这一说法，再次强调了圣灵只来自圣父的教义。除了“和子”句教义的冲突，佛提乌还谴责罗马教会轻视已婚教父的做法。

在西方教会中一直遵循着一种独身原则的传统，从四世纪开始，许多议会就已经禁止主教、祭司和执事结婚。

而到了五、六世纪时，西方几乎所有教会都遵守了独身法律。从七世纪末直到十世纪末，罗马教皇和议会仍然固守神职人员应该自觉履行独身的义务。

在西方教会看来，教会事务是神圣的，教职人员不应该被世俗婚姻所牵绊，这样会影响其信仰的虔诚性。

对于这一问题，东方教会则有不同的观点，特鲁洛议会会议第六条教规明确规定：“在使徒的教规里，凡是没有结婚而升任神职的人，只有读经人和主领才能结婚；

我们也坚持这一点，决定从现在起，任何副辅祭，执事或长老，在他们被任命后缔结婚约，但如果他胆敢这样做，就让他被免职吧。

如果任何一个进入神职的人，希望在他被任命为副祭，执事，或长老之前与妻子缔结合法婚姻，那就去做吧。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允许已婚的神职人员”和“允许神职人员的婚姻”。

在很多人心中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但实则不然。“已婚的神职人员”往往是在受任圣职之前就已经缔结了婚姻，而“神职人员的婚姻”则侧重于在任职期间内结婚，这在时间的维度上是不同的。

在西方教会中，这两种情况是均不被允许的；在东方教会则不同。约翰·富尔顿牧师的《圣徒索引》中的一句话就很好地解释了东方教会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主教、司铎、执事和其他男子一样，都被禁止以宗教为借口休妻。

而当一个人在任圣职时还没有结婚，情况就不同了。他被认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上帝，做着神圣的事工，他被禁止从他的奉献中收回他维持和养育家庭的关心和爱。总之，除了少数例外，结了婚的人可以授任圣职，但是任圣职以后则不允许结婚。”

佛提乌认为，轻视已婚教父的做法，非但没有达到其所谓的保持其内心绝对的虔诚性，反而是一种异端行为，因为只有异教徒才会特别厌恶婚姻，禁止神职人员有蓄须、结婚等行为。

其次涉及到教会的宗教仪式问题：在这方面首当其冲是大斋节问题。大斋节的时间和仪式在佛提乌时代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大马士革的约翰曾总结东方教会有关大斋节的相关规定：斋期之前有一个准备周，在准备周期间建议信徒只食肉类或“吃奶酪”等。

准备周过后，接下来是为期六个周的斋期，在这期间禁食肉类、鸡蛋和乳酪等。整个斋期以庆祝第三时祷告、午时经和申初经、举行预先设定的礼拜仪式以及在圣周只允许干食为标志。

而西方传教士在保加利亚有关大斋节问题上却存在诸多与东方传统相悖的做法。西方传教士允许保加利亚人在星期六守斋，在东方教会中，星期六被东方教会认为是“半个庆日”，在这一天不仅不能守斋，而且应该举行礼仪进行庆祝。

但是西方教会却允许保加利亚在星期六守斋，这无疑是与东方教会的礼仪规定是相冲突的。

除此之外，它还允许保加利亚人在大斋节期间吃乳酪，喝牛奶。作为教会礼仪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作为复活节的预备期的大斋节在东正教徒的心中是非常神圣的。

为了更新和强化信徒的属灵生命，在斋期期间，教徒要“能够为神所喜悦的真理禁食，应该用他所有的力量和热忱来避开这一切，并保持坚不可摧和不可动摇的地位，以抵抗从那方面所计划的恶者的一切攻击。”

所以是不能食用肉类、动物制品、鱼类、橄榄油和酒等食物的。显然，罗马教会纵容保加利亚人在大斋节期间吃乳酪，喝牛奶的行为，违背了东方教派通过克己忏悔，重新归向基督的怀抱的传统，这个是佛提乌所不能容忍。

他认为这些不遵守斋戒的人“在禁食的时候，用人的喜悦的方式破坏了神的恩典。借着自己内心的虚荣使自己变得膨胀、臃肿，总是竭力掩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欲望——暴饮暴食的欲望，更是一种自负的欲望。”

有关宗教礼仪，佛提乌还提到了一点：圣餐礼中应该使用无酵饼还是有酵饼。自从8世纪末，西方人就一直使用“无酵饼”来举行弥撒，而这一点引起了希腊人的尖锐指责，他们称拉丁信徒为“无酵派”。

希腊人在圣餐中通常使用的是有酵的面包，他们认为没有酵的面包不是面包，在真正的圣餐中，面包也必须是神圣的。拉丁人使用“无酵饼”是继承了犹太人的无酵传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因循守旧。

与西方教会截然相反的是，他们认为教会圣餐中的饼应该是与饼名称，与这圣餐的圣洁，并与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的成规都相称的一种饼，即有酵的、纯洁的、小麦制的饼。

在保加利亚问题上，佛提乌表现如此强硬，是教皇始料不及的，他以前从未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拜占庭来说竟然如此重要。更准确地说，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东方教会与帝国之间如此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

虽然此次会议反击了保加利亚的背叛和罗马教会的对抗。但却没有让保加利亚人回心转意，反而加剧了东西教会对于保加利亚新一轮的争夺。当佛提乌想要借助皇帝和帝国力量进一步对鲍里斯和教皇施加压力时，拜占庭帝国内部却发生了叛乱。

曾带领军队横扫保加利亚并战胜鲍里斯的摄政王巴尔达斯被他的对手，也就是后来马其顿王朝第一任统治者巴西尔一世暗杀；不久之后，迈克尔三世也遭到了刺杀。巴西尔独揽朝政，成为拜占庭新的统治者。

帝国的主力军队此时全部都在克里特岛战场，也无法调动军队来对保加利亚实施军事压力。所以，即便佛提乌想要与罗马教会一争高下，重新恢复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但没有了强大的帝国作为支持，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巴西尔上台后，作为新政权的反对者，佛提乌辞去了牧首职位，伊格纳提乌重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教会权力的中心。虽然伊格纳提乌和佛提乌之间因主教续任问题而水火不容，但在涉及到帝国和教会利益的保加利亚问题上，他们却站在了同一立场。

伊格纳提乌上任后，就867年会议上提到的种种”异端思想和行为”，继续向教皇和保加利亚方面施加压力。

其实，在转向西方教会后，鲍里斯一世想通过罗马教会建立起属于保加利亚独立教会的要求也并未得到重视，教皇甚至直接否决他希望让其亲信福尔摩苏思担任保加利亚主教的请求，对此鲍里斯深感不满。

于是，他于869年再次派遣使团出使君士坦丁堡，此次出使的目的只有一个——请求议会决定他们的教会的归属权问题。保加利亚使团到达帝国后，伊格纳提乌重新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商讨有关保加利亚问题。

会议上，虽然教皇使者坚持认为，保加利亚教会应该归属教廷管辖的古代伊利里亚地区，因此保加利亚的管辖权应该交由罗马教会。

但东方教会代表则认为，巴尔干半岛历属于拜占廷帝国，因此保加利亚教会事务应该是归于君士坦丁堡教会管理，教皇无权插手。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皇帝巴西尔亲自下令表示接受保加利亚人建立教会的请求，允许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并决定在会议召开后，从君士坦丁堡接收一个大主教和12个主教，建立起保加利亚的东正教教阶制。这引起了罗马使节的强烈抗议。在他们看来，保加利亚问题是罗马教会的内部的事务，希腊人没有权力插手。

况且，在基督教的世界中，整个教会都在教皇的管辖之下，只有教皇一人才具有审判的权力。但孤立无援的罗马使节所有的抗议都是无效的，因为在拜占庭人看来，保加利亚自始至终都是属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

无计可施的使节们只能将自己在拜占庭的遭遇报告给阿德里安二世，教皇立即给伊格纳提乌写信，在信中，教皇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征求罗马教皇意见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我们有权拒绝。”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伊格纳提乌还有其他的违犯教会法律的行为，例如，他将一些没有达到教会规定升任时间的平信徒提升到执事的位置，甚至派遣他们前往保加利亚。

总之，阿德里安二世他承认伊格纳提乌是一位合法的牧首，但前提是他不能在保加利亚做任何危害到罗马教会利益的事情。如果他一旦这样做了，那么不仅会被剥夺与罗马的交往的权力，而且还会因此被逐出教会。

从写给伊格纳提乌的信件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阿德里安二世想极力否决这次会议的决定，但为时已晚，保加利亚教会又重新转向了东方教会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