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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艾德礼政府执政后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英帝国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急剧衰落，美苏两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艾德礼政府时期正在形成的“共识政治”促使其延续“三大国体制”。

然而，新任外交大臣贝文在重新评估了战后英国的外交处境后，萌生了构建大西洋联盟的想法，他企图以英帝国和自治领为基础内核，通过组建西欧集团和借助美国力量等方式，最大程度维护英国的现实利益与大国地位。

英国的虚弱、苏联扩张与美国对欧政策摇摆不定

艾德礼工党执政后，贝文曾在一次党内演讲中提及了政府在外交事务上面临的棘手问题。贝文谈到:“你不能轻易忽略各国经济体制的差异和国内经济的影响。无论是谁，都必须把不同理念结合成一个防止侵略的世界组织，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段演讲表明，贝文认识到战后英国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主张建立世界组织(联合国)来维护和平，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对外敌对倾向，反而希望英国能够凭借国际声望引导各国合作，肩负起世界大国的责任。

其次，苏联向东欧、东南欧等地区的“扩张”给艾德礼政府带来了严峻的外交压力。因此，贝文在做出外交决策时不得不考虑苏联因素。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经济损失惨重，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战争的持久性让军队人数迅速增长，武器装备和军事实力更为先进和强大，实际上已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

与其他两个战时盟国一样，苏联认为自己对胜利的贡献是决定性的。为了保住胜利果实，将统治延伸至周边国家、重建经济和保持大国地位是必须的。

然而，斯大林并不打算通过征服领土来获得安全感，更愿意采用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建立一种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单边主义的行动第一次给西方敲响了有关苏联意图的警钟，由此产生的不安转而引发了更深远的焦虑。

波茨坦会议前，艾登就向首相丘吉尔报告了他的担忧:“我觉得世界前景黯淡，到处都有苏联渗透的迹象。”贝文出任外交大臣后也面临同样的境况。战后初期苏联的外交战略是以确保本国安全和既得利益为核心的，而非真心实意地要推动“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

当然，也不是西方人士所言的那样，是纯粹扩张性和放射性的，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斗争妥协兼而有之的、积极防御性的外交政策。这在斯大林看来无比正当的外交政策却加深了东西方矛盾和不信任感。

因此，东西方的关系实际上无法缓和。然而战后初期，美国并无意与苏联对峙，同时不希望由英国来塑造本国外交政策。除此之外，苏联还提出了两大阵营、两大体系和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并以此为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外交政策及其走向无法预测。由于外交政策充满机会主义，同时不需要向本国人民解释或证明其政策的合理性，因此要分析其背后的指导原则无比困难，但有一点较为确定，即为了其政权稳定，须在国内外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

对于苏联的政治体制来说，外交政策深受领导人风格影响，斯大林的强硬、多疑、反复无常等性格特点使得英国外交部无法准确预测苏联的政策轨迹，应对之策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战后苏联的内外多重因素使得艾德礼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外交压力。

最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摇摆不定让贝文无法确定美国的外交意图，因此在采取对外政策时处于谨慎之态。原因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像苏联那样“神秘化”，而是因为宪法中的“自由主义”使其变得不稳定、不确定和情绪化。

二战时美国民众认为卷入国际社会不可避免，因此心中占主导地位的“孤立主义”逐步被一种新的“全球共识”所取代，在1944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10%至15%的人是孤立主义者。

而新共识认为，战后美国的首要利益不仅在于保证西半球的安全，还在于保证东半球免遭单一的潜在敌对大国的控制，同时也使40年代在美国政治中盛行的两大思想流派之争暂时以“东方国际主义派”胜出。

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罗斯福开始构建战后世界秩序，包括两部分:分别是建立联合国组织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企图通过这些国际性组织实现美国领导的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前者是以美国为主导、利用“大国合作”的方式来维持战后世界稳定，主要参与国为美英苏，关键是美苏合作，这其实是借鉴了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

罗斯福的构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战后的两个主要目标:一是经济上关注本国的商业利益，创建自由贸易、投资、减少原材料交易控制障碍等国际经济发展方式;

二是创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性世界组织，希望通过建立和平交流的平台和动员压倒性力量来阻止某个国家发动战争。

但战争结束后，孤立主义思想卷土重来,“中西部民族主义派”以美国对欧洲出口的盈余仅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2%为由，驳斥了国际主义者的欧洲优先战略，这就导致美国政府内部继续出现了对欧政策的争论。

与此同时，美国舆论认为随着战争结束，军队必须要从欧洲撤回，可以利用联合国组织来解决国际冲突。罗斯福时期，联合国就广受美国人欢迎，因此，美国民众极力反对干涉国际事务和过多承担国际义务。

这种孤立主义可能在更广意义上与美国在地理上的孤立以及有别于欧洲的意识形态相关，这使美国外交政策在脱离欧洲式的权力政治与干涉的想法和以美国形象重建欧洲的想法两者间摇摆不定。

艾德礼工党的上台也使美国不愿过多参与英国及欧洲事务。工党当选的消息在美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大选前的报道很少，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温斯顿·丘吉尔将重新掌权。

艾德礼工党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英国选民忘恩负义的指责，尽管美国自由派大多支持工党的胜利，但新闻报道普遍持批评态度。

《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警告称，美国的援助可能被用来资助社会主义;美国政府和贸易商都认为，一个面临经济问题的工党政府可能会诉诸补贴、帝国主义优惠和其他控制手段，这将与美国放开国际贸易的希望背道而驰。

私人银行界比华盛顿更担心对英国的财政援助，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正如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在1945年大选时所报道的那样:“当时许多美国人倾向于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的英国更可能与共产主义苏联结盟，而非资本主义的美国。”

美国政府内还有一种舆论倾向，即希望西欧各国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构建战后欧洲的均势，美国则以中间者身份来调和东西方矛盾。

因此，美国政府及民众对欧政策的不同态度使杜鲁门总统无法同时满足各方的利益需求，外交政策也就无法趋向一致，这种不明朗的态势让英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变得更为困难。

三大国体制与艾德礼政府“共识政治”的形成

战争后期，丘吉尔就看到了战后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将不复存在，因此主张建立一个以英美苏三大国合作为基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来管理战后秩序。

丘吉尔曾在1944年11月向斯大林发文称:“我信赖英苏同盟条约和与美国的紧密合作是组成世界性组织的主要支柱，并以此确保世界实现和平。只有创建这样一个世界性机构并从属于它，才能着手构建欧洲各国之间良好的伙伴关系。”

丘吉尔实际上迎合了美苏两国的战后设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行自己的外交战略。盟国外交最重要的一部分莫过于交好美国，巩固英美关系，将来英国才不需要单独去面对战后的世界残局。

这也是丘吉尔为何极力提倡三环外交的重要原因，其目的还是保存英国仅有的帝国遗产。在随后的雅尔塔会议上，确立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大国一致与合作”，这实际上变向承认了三大国体制，只是扩展为“四警察”制度而已。

战时大国合作体制是丘吉尔基于英国将在战后面临的恶劣外部环境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存续而主张的一种统治秩序。

由于美苏在战后处于优势地位，因此英国应尽力维系战时同盟关系，利用英帝国的势力、优越的治国之道以及经验教训等软实力来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通过加强与西欧的联合来增强本国实力，最终形成与美苏“共治”天下的局面，这对艾德礼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推动了“共识政治”的形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