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成为东地中海世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而在地中海东部占有一席之地的另一商贸强国威尼斯共和国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尤其表现在商贸上。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于是展开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交往，其中既有争斗又有合作，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争夺商贸权。

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崛起扩张的态度及对策

面对奥斯曼帝国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继续扩张，威尼斯本想抵抗，但为时已晚，于是很

快倾向妥协，宁可迁就苏丹。1454年1月15日，威尼斯总督对派驻土耳其苏丹的大使巴托里缪·马尔切罗解释说：“我们的政策是与土耳其皇帝达成和平和友谊”。

和平毕竟是通商的前提。而奥斯曼苏丹认为，与欧洲开展贸易的做法也是为维持土耳其帝国的生存所必需的，那么由于地理位置及宗教因素它不可避免的要通过威尼斯。于是，二者保持着一种典型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一切都使他们分道扬镳，利益又使他们生活在一起；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情形变得越是如此。1475年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被攻占，黑海对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贸易几乎因此关闭。

1516年和1517年占领叙利亚和埃及使土耳其人有可能关上黎凡特贸易的传统大门。可是土耳其人并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停止他们从中攫取厚利的过境贸易。因此，事实上，尽管如前面所说，奥斯曼帝国崛起对威尼斯造成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了维持商业特权并在黎凡特分享商业份额，威尼斯有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这也由此形成了他们的合作关系。

为了其共同利益，威尼斯共和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必须和平相处，但共处中也难免出现可怕的

战争风暴。第一次威土战争（1463年-1479年）显示出双方力量的悬殊。这不像后来英俄之间的那种鲸熊之斗。如果土耳其帝国是熊，它的对手威尼斯至多能算是一头胡蜂。但这是一头不知疲倦的胡蜂。威尼斯与欧洲技术进步相联系，因而处在有利地位；仗着财大气粗，威尼斯在欧洲各地招募军队，抵抗和骚扰奥斯曼人。等到土耳其人气喘吁吁时，威尼斯自己其实也精疲力竭。

威尼斯还善于在伊斯坦布尔施加影响，蓄意进行收买或贿赂，即使在战时，也设法通过拉古萨和安科纳保持其部分贸易活动。此外，威尼斯还策动其他的熊共同对付奥斯曼熊，其中包括查理五世皇帝、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俄罗斯，欧根亲王的奥地利。康提亚战争期间，甚至还一度把路易十四的法国也拉上了。

为了包抄奥斯曼帝国的后方据点，还利用与土耳其的逊尼派为敌的萨非王朝的波斯作为什 叶派的摇篮，利用伊斯兰内部当时存在的宗教战争来制约奥斯曼土耳其。威尼斯对奥斯曼国的军事对抗具体表现为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之间的七次战争。尽管大多次战争威尼斯都以失败告终，但总的来说，威尼斯出色地抗拒了土耳其人，直到1718年订立帕萨罗维茨协定为止，从君士坦丁堡和约算起，威尼斯抵抗土耳其历时达两个多世纪。

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商贸关系的内容

任何事件的发生或关系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商贸关系也是在一定

的背景下形成的。在奥斯曼帝国于 1453 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许多重要的城市形成了，这些城市成为了帝国与欧洲其他地方的连结中心。例如，威尼斯和维也纳存在于帝国之外，而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勒颇等都属于奥斯曼帝国。

然而，在他们之间，规则是不同的：欧洲天主教西北部的伊比利亚的意大利城邦严格限制着进入该城市的人，而在穆斯林的东南部的奥斯曼帝国则允许多样化的居民。威尼斯当属这一规则中的例外，它作为一个港口城市，从与东地中海世界的海上商业贸易中获得了它引以为傲的经济实力。两大文明态度之间的差别在威尼斯滋生了一场长期并引人关注的宗教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持续不断的十字军东征反对着伊斯兰世界，但同时也需要与控制着东方国际商业路线的伊斯兰城邦结合。从天主教世界的视角来看，依赖这种贸易的威尼斯于是与穆斯林对手间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1453 年后，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迅速和解是伊斯兰-威尼斯和解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当听说东罗马帝国首都陷落，威尼斯上议会立刻派出一名拥有全权的使者抵达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来安抚它的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并与之协商和平条款。

这样的和解，常常被解释成奉承，这不仅在不断扩大的奥斯曼领域的主要城市中形成了威尼斯的商业定居点，而且也形成了在威尼斯当地以奥斯曼为主体的殖民地。于是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的商贸往来得以进行。

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商贸关系的纽带——巴洛

在艰难的十六、十七世纪里，威尼斯试图与它强大的邻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维持不稳定

的和谐，而维持这种状态的关键在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首席外交家——巴洛。

巴洛这个词起源于拉丁文字 baiulus，最初意思是运送者，后来指在君士坦丁堡监督管理威尼斯事物的威尼斯外交官。在君士坦丁堡，巴洛的工作是非常广泛的，因为他们既是威尼斯的政治大使，又是威尼斯的外交大使。他们在维持与奥斯曼苏丹与威尼斯政治之间的融洽关系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他们在君士坦丁堡代表并保护着威尼斯的政治利益；巴洛还负有解决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之间冲突的责任；此外，巴洛还需要与有影响力的奥斯曼人建立联系和友谊，这些

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但在巴洛职位的接替上，威尼斯遇到了困难。或者是因为没有足以胜任这个职位的候选人，或者有了候选人但他们却拒绝接受这个职位，还有就是在去君士坦丁堡的路上暴病而亡的，所有这些都给威尼斯派遣巴洛带来了困难。

但维持威尼斯在地中海地位的复杂性需要最合适的官员，巴洛为首选。巴洛能够在大多数职 位上胜任，并在威尼斯等级的高度上为人们提供重要的认知，而且在威尼斯国家机器中可以作为更为重要的职位的一个跳板。于是，巴洛作为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关系的纽带在沟通两国间贸易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商贸关系对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那个时代，除了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在东地中海世界争夺商贸权争的不可开交外，马穆鲁

克埃及以及萨法维伊朗也是东地中海贸易控制权的竞争者。彼此斗争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共同的几个商业区域有利益上的冲突，主要反映在区域间的商品贸易以及远距离的国际奢侈品贸易。他们希望通过竞争可以维持在那些商贸区的地位，以便使那些地方的资源可以重新分配给每个国家。

结语

威尼斯城市共和国从拜占庭时代在东地中海占有主导地位到奥斯曼帝国时代逐渐衰落，其

原因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密不可分。其中，商贸权的争夺在两者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两国所处地理位置及海外殖民地的毗邻和交叠使两国不可避免的产生利益冲突，其中尤以商贸权的争夺为甚，包括争夺商贸主导权、争夺商业路线及商业据点的控制权以及商贸特权。

于是由此引发了两国一系列复杂的关系，如威尼斯在经济上对奥斯曼帝国的妥协求利以及军事上不得不奋力反抗土耳其人扩张的关系，又如两国为了对抗共同敌人通力合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