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式”陆军战力-以法国军人报告审视1900年中国参战陆军

国内学界有关晚清陆军近代化的研究成果可谓斐然,然依笔者所见,尚有可深究之必要:其一、长期以来国内学界的研究大多以中国人的视角,对晚清陆军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实行全景式的考察,这固然重要,但是倘若辅之以外国人的视角,无疑会丰富和拓展上述研究,因为晚清陆军近代化与外国人的参与密不可分,而他们的目力所及有时正是我们中国人所察觉不到的领域。其二、有关晚清新式陆军战力的研究一直难以深入,原因之一便是相关资料比较匮乏。再次是有针对性的研究不多,就已有成果可知,大多以新式陆军的操练、演习等作为该问题的研究主题,然而战力的研究才是问题的核心,而战力研究中实战又是最具说服力的。综观晚清新式陆军的发展历程,迎击八国联军的战争是其中的一次典型实战,所以本文以1900年中国参战陆军的作战表现为探析晚清新式陆军战力的切入点是有理由的。

《l’armée chinoise:l’armée ancienne,l’armée nouvelle,l’armée chinoise dans l’avenir》一书,乃是曾任八国联军法军总司令Général H.Frey(昂利.尼古拉.弗赖)将军[1](下简称弗赖)所著,而它实际上就是一份法国军方有关19世纪末期晚清中国陆军的全面评估报告,这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这一时期中国新式陆军建设以及在1900—1901年京津战役中这些军队作战表现等方面的资料。因此通过对弗赖将军报告的解读,不仅能填补以往学界有关19世纪末期中国陆军近代化研究中较忽略的一个学术视角,而透过弗赖这一外国军人的观察、分析,无疑能进一步完善关于晚清中国新式陆军战力以及晚清陆军建设的历史认识,另外也是对发掘近代中国问题新史料的一种探索。

(一)

在西方人眼中,晚清中国陆军的近代化变革,始于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创办新式陆军和新式海军[2],只不过甲午战败不仅葬送了北洋舰队和中国新式海军的未来,而且也使得李鸿章失去了继续主导中国新式陆军建设的权力,于是“随后的几年直至清末新政开始,各省督抚自办新式陆军便成为这一时期晚清陆军变革的一大特色”[3]。

根据弗赖报告,发展新式陆军是这一时期晚清陆军建设的重点。在直隶驻军中,出现了由荣禄统领的“武卫军”这样的新式陆军,该部“总兵力五万七千人,其中有骑兵五千人和一小队炮兵”,并以“聂士成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驻蓟州为后军,宋庆驻山海关为左军,袁世凯驻小站为右军,而荣禄自募一军为中军,驻南苑”,该部武器装备以“连发曼利夏步枪和连发毛瑟枪为主”。[4]在东北三省驻军中,“每省野战部队中有四千名步兵按西法操练和配置武器,另有五百名骑兵和二十门最新山炮”,北方边境的驻军虽然人数众多,“仅应对战时的补充兵员就不少于十七万之多,不过其中依西法操练的士兵却只有二万五千名”。[5]南方边境的驻军,“自中法战争以后,主要屯集于广西边境,其目的是防御来自印度支那方向的法军进犯”,其中称得上新式陆军的是“一支一万人的部队,该部大多数士兵曾接受过一些西法军事操练。无论是驻扎或行进中的安全警戒,还是进攻或撤退时的队列展开或分散都做得非常好,而且该部统帅可以远距离地指挥部队的集结和运动”,虽然从装备上看,这支部队的配备“大多是老式的步枪,然而所有士兵在平时射击训练时还涉及到如何使用新式快枪的内容”,无怪乎弗赖惊呼,这样的部队一旦“配以新式武器,其战斗力将无可限量”[6]。

八国联军侵华前真正意义上的新式陆军,在弗赖看来只有张之洞创办的武昌新军。早在暂署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就已开始编练新军,“1894年底张之洞从德国聘请了12名军官和24名士官来操练其驻防南京的部队,两年后当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他将一部分之前受训的部队带到了武昌,并在此基础上创办武昌新军。同时在德国教官的帮助下,在其到任后不久就立即成立了一所旨在培养新军军官和士官的军校,即湖北武备学堂。到1897年底的时候,张之洞的武昌新军编制人数就达到了三千人”。[7]新军的人员构成,军官方面,“由来自其它省份的旧军军官和毕业于天津和南京军校的青年军官出任新军各级部队的军官”,但这还只是权宜之计,按照张之洞的设想,“将来新军军官都由湖北武备学堂提供”。另外为了保持尚武的传统,张之洞还迫使其属下官员“每家必须出一子去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张之洞并身体力行,“他的好几个儿子在日本东京的军校学习”。[8]至于兵源,张之洞规定“所募之兵必须是在直隶、山东、河南驻军中已服役十年、识字且家庭出身良好”。新军的日常操练,步兵“已可以迅速有效地做到行进中或战斗中的队列变化”,“士兵的射击能力令人记忆深刻,他们已学会如何判断和调整射击角度”,工兵“不仅能出色完成步兵科目所规定一切训练,而且工兵所特有的技能他们也掌握得很快”。在炮兵中,“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已熟知如何进行大炮射击和利用射弹散布偏差原理进行射击矫正”,所以新军炮兵“射击精度很高,而且他们在射击期间一直保持着全神贯注”。骑兵“配备了马枪和马刀,训练侧重于骑术的提高”[9]。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甲午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关于如何建设陆军以及何为新式陆军等问题上,参与创建的各地督抚已有一定的认识。但相对于张之洞比较系统而完备的建设新式陆军理念,大多数督抚还主要停留在普遍配置西式武器和进行一些西法操练的层面上,因此,这一时期的晚清陆军确实发生了变革,但绝大部分“新式”陆军之区别于以往的八旗、绿营以及稍晚的湘军、淮军,更多地是体现在其武器装备及其使用的普及化程度上面,而这正是构成了抗击八国联军战争前晚清“新式”陆军的战力储备。

(二)

关于抗击八国联军战争中的晚清“新式”陆军的战力体现,弗赖认为“与联军对抗的中国正规军在1900-1901年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而且通过对中国参战之步兵、炮兵以及骑兵这三大兵种作战能力的详加考察,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清朝)政府所推行的军事改革已取得了一定成效”[10]。

从弗赖随后的分析看,上述论断并非空穴来风:比如中国参战之步兵,“他们都是些不知疲倦的士兵,而且体能充沛、身手敏捷,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守军规”,[11]同时他们非常勇敢,“在1900年7月4日至11日天津火车站的战斗中,中国正规军竟以分队形式向驻守天津火车站的联军发起了一次次大胆的冲锋,一度甚至逼近到距离我们防守阵地150到200米的位置”。[12]当处于不利时,他们表现得很顽强,“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北京,中国正规军总是依靠街垒、护墙等掩护予以节节抵抗,有时即便一座墓穴、一间只剩残垣断壁的房屋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好掩体。在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情况下,即使已深陷绝境,然而中国军队的一些指挥官和很多士兵仍会坚守阵地,直至战死,1900年8月16日的北塘之战就是一明证”,感叹之余,弗赖还推崇这些中国军人“为被动防御战提供了出色案例”。此外,中国参战军队不仅机动能力不容小觑,“往往在战场的任何一点位置就能迅速集结起一支足以构建起强大防御阵地的军队,1901年4月联军之德军在向山西边境推进时就遭遇了这一麻烦”。称赞他们战术运用灵活,有借助狂风暴雨掩护的夜袭,有依靠河流泛滥的水攻,还有防不胜防的地雷战等,“都给联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13]对于中国参战步兵的软肋,弗赖是这样评价的:首先“中国军队的步枪射击水平很成问题,看得出大多数的士兵之前没有经过系统而严格的训练”,[14]其次“无论是低级军官还是高级军官,他们对于如何在平原地带实现大兵团作战与相关武器配合,以及如何调派援军和组织预备队,还有如何在受到多面夹攻时安排合理的撤退路线等诸多方面可以说是毫无经验,而这些显然是中国军队军事教育的盲点”,所以“只需等敌人(中国军队)弹药耗尽、意志发生动摇之际发动强攻,就可以凭借我们出色的战略构想和有效的战场调度,从而确保我们欧洲方面总能以较大的优势获得最终战争的胜利”[15]。

对于中国参战之炮兵,弗赖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无论是大沽炮台还是天津城防的中国炮兵,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表现甚至可以用出色来形容。很明显他们的大炮射击技能必然是经过某些欧洲教官的指导,因为中国炮兵对于射击精度的把握带有深深的欧洲烙印”。[16]从战斗中联军所受到的压力可见一斑,“当联军围攻天津时,要想为他们的山炮寻找到一个理想的炮位实非易事,因为天津城防的中国炮兵会迅速发现他们并予以打击,所以联军必须不断地调整炮位”,[17]还有“他们守卫天津外国租界时,中国炮兵往往会突袭租界办公楼、电报局、中国学校等租界内的任何他们认为可能藏匿着我们炮兵的建筑物,所以当首轮炮击之后,我们士兵必须紧急撤离防守阵地,因为中国炮兵会迅速做出调整,如果不能及时地找到其他掩体,我们将完全暴露在中国炮兵的炮口之下”[18]。

相比之下,中国参战骑兵则乏善可陈,他认为,尽管“在历史上,尤其是冷兵器时代,无论汉人骑兵还是满族骑兵,都曾有过辉煌的战绩”[19],中国的蒙古地区“不仅可提供上百万匹战马,而且一旦朝廷召唤,可以派出成千上万的出色骑兵”,然而拥有如此雄厚骑兵资源储备的中国骑兵,“当与联军骑兵或者联军步兵遭遇时,往往有感于后者的巨大压力就立即地选择撤退或逃跑”,对此,弗赖颇有不解,因为在他看来“彼此武器相当,虽然中国战马的体形不及联军的战马,但它们却更为强壮而且耐力好,非常适合平原地带的作战需要”[20],可即便如此,中国参战骑兵依然是避之不及。

他的这些评述无疑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陆军的近代化转型时的表现。

(三)

晚清“新式”陆军大多始建于甲午后,但在短短的几年里,近代战争条件下的战力确有一定程度上的提高,这从弗赖将军的上述报告,以及英、日两国军队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对于袁世凯新式陆军的忌惮,[21]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然而晚清“新式”陆军在1900-1901年战争中惨败的结果,其实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晚清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客观地说,八国联军侵华前真正意义上的新式陆军也只有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军队,而余下的大部分所谓新式陆军充其量不过是配备了西式武器,军官中有一小部分接受过一些西方军事训练而已,所以一旦将“这些所谓的‘新式’陆军作为中国参战军主力投入到抗击八国联军的战场,当他们遭遇到真正的新式陆军时,惨败自然已在预料之中”[22]。

19世纪末期以“新式”陆军建设为重点的中国陆军变革是晚清中国走向军事近代化的一次实践,其间所暴露的诸多问题其实也恰好是晚清中国社会有关近代化理解的真实写照。以新式陆军的建设为例,要成为真正的近代陆军,光是人手一杆洋枪、少数军官学过点西式步兵科目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军事训练、军官培养、战场指挥、多兵种协同、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加以完善,特别是要培养具有近代战争思维的新型军事人才。看似单一的军事改革牵涉了方方面面,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晚清政府对于近代化的认识尚处于懵懂之时,也正是抗击八国联军的这块试金石,终于让清政府对于何为军事近代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由此可见,19世纪末期的新式陆军建设仍不失为整个中国陆军变革中的重要一环,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贵州文史丛刊》2012.8，作者：庄和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