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他让全国穿汉服！说汉化！改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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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98年，拓跋珪以杰出的军事功绩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他改元为天行，被后人称为北魏道武帝。 作为外来统治者，他采用了许多汉代制度，包括国名、年号、都城、宫殿、宗庙、社稷、帝位等，以表明自己的合法地位。 可以说，这次汉化就是他政权的确立。 基础。 次年设立五经博士，增收国子监学生三千人。 同时，命各郡县征集书籍，运至平城。

北魏建国之初，不仅设立了王、公、侯、叔四级爵位，还设立了五级散官，共九个官衔。 随后，他们又在中央和地方安排人员，查明宗族派系，选拔人才。 显然，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面临着农牧混杂、胡汉混居的现实。 如果仅仅依靠部落集体统治，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因此，北魏初期就开始出现汉化的趋势。

冯太后在位期间，这种趋势进一步强化。 冯太后是文成帝拓跋浚的皇后，在丈夫死后，她采取强硬措施，消灭了权臣太原王和骑将仪浑，开始亲自执掌政政。 黄兴五年（471年），因母子矛盾，她强迫年仅18岁的儿子将皇位让给不足5岁的孙子拓跋弘，独掌大权。一直持续到490年太和去世。可以说，冯氏在推动从燕兴到太和的变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冯氏颁布“禁俸”诏书，确定官员俸禄。 根据这项规定，每户除原有工资外，还可额外获得三匹布、两块九斤粮食作为工资来源。 加薪是为了培养诚信。 北魏初年，各级官员没有固定收入，经常剥削人民财产。 现在，由于工资增加，任何贪婪侵占公共财产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

所建立的是税收制度。 冯太后颁布“均田令”，意味着以国家的名义，将无主、废弃的田地，按人口定期分配给农民。 获得土地的个人成为该国的公民。 这其中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原因：由于战争，华北地区大量农田被荒废，农业人口要么流离失所，要么沦为佃农，依附于强权。 国家要想扩大生产、扩大税收，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安置问题。 土地均等制度为难民和佃户带来了希望，使他们能够依靠政府获得自己的土地。

指的是三长制。 其实，早在秦朝就设立了“三老”（有知、吝夫、有酉）来管理基层社会。 但永嘉以来，战乱频繁，基层秩序混乱。 要恢复秩序，必须将政权下放到农村，必须重新建立基层组织。 《魏书》记载，太和十年（486年），冯太后下旨：“立三司，使赋税有定标准，庇护家庭能出人才，吉利者能停止。” ”。 按照制度规定，五户为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 每个街坊、里、党各设一名长官，统称“三长官”。 担任“长”职的，可免除家属劳役，但必须有能力和信誉，负责核户籍、收税、管理生产、维护治安等工作。

这三项政策就像一系列套路，但都是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解放人口、恢复生产。 它们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那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表面矛盾。 北魏建立初期，主要依靠鲜卑贵族。 他们的贪婪和土地占领是军事征服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 既然变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缺点，自然就不能再依赖他们了，于是大量的汉族人才被选拔和吸纳，成为朝廷中新的政治力量。 这无疑会引起鲜卑贵族的不满、攻击甚至仇杀。 孝文帝拓跋宏继位后，矛盾已无法调和，弓弦一拉，箭就无法回头。 他按照冯太后的想法，继续前行。

太和十四年（490年），他在东郊迎春，亲自耕田。 他还举行祭祀舜、禹、周公、孔子的仪式，并允许官员守丧三年。 次年冬，设立太岳官，讨论确定耶勒制。 通过礼乐活动的制定，明显采用了儒家经典的结合方法。 当然，这一切鲜卑贵族都反对，但拓跋宏却懒得理会他们，采取了两个致命措施：一是他颁布了《五品诏书》，规定一切远亲，除非是后裔。太祖拓跋珪，皆贬一级； 二是下令将都城从寒冷的平城迁回汉人居住的洛阳。

可见，拓跋洪的策略是在改革遇到阻力时，采取更加严厉的改革措施进行镇压。 因此，迁都后，贵族们表示不满，他下令改变习俗和服饰，比如禁止穿胡人服装，要求穿汉服； 法庭上禁止使用鲜卑语，改用汉语； 并将鲜卑姓改为汉。 这种高压政策带来了明显的效果，但阻力也很激烈。 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巡视时，太子元勋不满变法，起兵造反。 虽然失败了，但也显示了改革背后的惨重代价。

北魏的汉化改革可以说是一个从道武帝开始，到孝文帝达到顶峰的历史进程。 这次改革使北魏政权更加接近农业经济、士绅官僚制度和汉族文化。 这也为河阴事件等胡化浪潮之后的事件埋下了伏笔。 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虽然通向未来，但也难免会留下许多伤痕。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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