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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被俘虏后，在押解途中屡与被掳的太平军眷属相遇。众人大多道路以目，暗自垂泪，间有低声劝他改装者，也有失口称他为“千岁”者。

洪仁玕自忖难以隐瞒身份，“转念一经直认，必不能生存保主，何以仰副老天王重托、幼主圣意？辗转之间，不胜悲泪”。

1、刚被俘虏的日子

押到陈营官处后，适有两名降卒指证他便是干王，洪仁玕见事已至此，便自认不讳，并表示“求速杀”。

陈营官在录下百余字的口供后，即令手下用绳索将洪仁玕捆绑起来，给言倘若洪仁玕能捉到幼天王，便将他即行释放，并赏银1000两，保以红顶云云。

洪仁玕正颜厉色道：

“劝主投诚，非人臣事君之道，况言捉乎？况吾身为天潢王弟，当今幼主王叔，开朝精忠军师，总掌内外军国大政，何能如此受辱？事到如今，要杀即杀，毋能辱也。”

陈营官见洪仁玕不为所动，便虚礼欢容，请他上坐。洪仁玕用鄙夷的口吻质问对方：

“既以束缚待君子，又以虚礼请坐，何诈伪乎?”

同日(10月10日)，陈营官奉命将洪仁玕解到席宝田大营。

席宝田立予松绑，以礼相待，试图软化洪仁玕。

洪仁玕断然表示:

“非欲沽名，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而已。……吾今直认为天朝王爵大臣，止知为臣本分，不知他人如何自处也。况前岁面受老天王遗诏赞襄内外，今忆前诏，言犹在耳，忽负遗命，致失幼主所在，不能追随保护，抚心自问，无以对我老天王，实为罪耳，何敢卖主求荣乎！即解我到北京，或杀我以全我臣节，无遗憾也。”

在席营，洪仁玕另写下一份近 3000 字的亲笔自述。该自述着重回顾了来京总理朝政后数年间所发生的军政大事，对早年经历和兵败被俘经过着墨不多。

以阶下囚的身份回首这段令他刻骨铭心的往事，洪仁玕不禁有浮生若梦恍如隔世之感。

在文末，他怀着无限自责的心情写道:

“吾思人生天地间，忠孝二字必尽其一，方可成人。吾既不能尽孝，今又不能尽忠，上负老天王之托，又致幼天王存亡未卜，下不能节制众王，有何颜面偷生片刻乎!”

在同一天里，洪仁玕多次流露出求死的念头。这说明从被俘的那一刻起，洪仁玕就已抱定杀身成仁的信念。

2、大义凛然的洪仁玕

约在10月26日，席宝田派人将干王洪仁玕、恤王洪仁政、昭王黄文英押解到省会南昌，并抄呈在营讯取各供。江西巡抚沈葆桢(林则徐之婿)将三人交由南昌府许本墉复讯。

27日，洪仁玕在南昌府留下一件百余字的“问供”，另写下一份约5000多字的亲笔自述。次日，又有两件“问供”，共计千余字。

这两件“问供”的内容在时间上前后衔接，从个人身世一直讲到被俘经过，显系提讯中途因故被打断，以致清方书吏在录供时将之一分为二。

需要说明的是，清吏在笔录时改易了语气，如将干王自称改成“小的”，在天朝爵职之前一律加上“伪”字，等等。许本墉复讯后，沈葆桢随即又亲自提讯洪仁玕，遂另有一件千字左右的“问供”。

在写于南昌府的亲笔供词中，洪仁玕再次为与幼天王走散一事深深地自责，并表示欲效法文天祥。

在江西抚衙受讯时，洪仁玕依旧大义凛然地表示：“我鞠躬尽瘁，只求速死。”

由此可见，洪仁玕从未动摇过舍生取义的信念，一直坦然面对死亡，毫无苛且偷生的念头。

洪仁玕的上述七篇供词作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所述之事有重复之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总的说来，它们披露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内幕情况，诸如他本人自香港投奔天京的经过，因骤封王爵而引发的朝内风波，总理朝纲后的军政大事，护侍幼天王自浙来赣直至被俘的始末，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在供词中多次谈到后期朝内的权力摩擦，以及统兵诸王如何拥兵自重不顾大局，部队如何士气低落军无斗志。

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洪仁玕对太平天国败亡原因的总结和检讨。

在谈到朝内纷争时，洪仁玕公开点名批评了忠王李秀成和章王林绍璋，指责前者先是贸然攻打上海，以致与洋人失和，后又贪乐苏杭，不顾江北；指责后者内外阴结，为人柔猾，凡事瞒上自专。

洪仁玕与李秀成关系不融洽已非一日，上述批评虽然多少带有一些感情色彩，但基本上还是就事论事，而且，洪仁玕对李秀成在军事上的才能和功绩仍然予以了肯定，可谓不失公允。

看来，洪仁玕在谈到李秀成时心态较为平和，并没有过多地纠缠于自己的个人恩怨。当然，他这么做可能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避免因对自己人指责太多而引起清方的讪笑。

3、李秀成的供词

但是，在看了李秀成的供词后，洪仁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李秀成从被俘到被杀，前后还不到20天。在此期间，他曾历时9天，在囚笼中写下几万字的供词。李秀成被处死后不久，曾国藩便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将之删改刊刻，很快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备查和各地方大吏披阅。

与洪仁玕的自述相比，李秀成的自述文理欠通，但历述太平天国兴亡始末，所记甚详。让人感到诧异的是，李秀成在言语中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对曾国藩和清王朝大加谀颂，谓：

“久悉中堂(指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表示“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未及”，并将京城沦陷喻作“我主无谋，清朝有福”，声称“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云云；相反，却对洪秀全颇多抱怨和批评，对洪仁玕表示不服和不屑，对洪氏宗室其他成员尤其是王长次兄更是严加指斥。

因此，在若干重大问题上，诸如太平天国后期政治、军事的演变，有关太平天国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对太平天国覆亡原因的看法，等等。洪仁玕与李秀成几乎是各执一词，歧异互见。

可能是基于这一层原因，在结束对洪仁玕的提讯后，10月末或11月初，沈葆桢又有意识地将曾国藩送给他的《李秀成供》交给洪仁玕看，以试探他的反应，从而印证自己的某些猜想。

《李秀成供》的内容果然深深刺痛了洪仁玕。他就其相关段落签附反驳意见，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和真相。

洪仁玕表示，他“原存厚道，不肯自毁”，但是，忠王在其自述中“屡多非上推罪之言”，“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驸马等”,这使得他如鲠在喉，不得不吐。

洪仁玕强调，当时的兵粮之权归忠王总握，而忠王竟与侍王、辅王、章王等各坐一方，“各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任朝内诏谕催征，毫未见各省郡县多进粮饷以固根本”，天京被困后又“诏谕屡催不动”。

因此，对于太平天国的败亡，忠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朝内纷争，洪仁玕批评忠王信任“佞人”，“专靠章王柔猾之言为之耳目，不认王长次兄为忠正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

洪仁玕将这一切都归结为忠王品性上的缺陷，认为“忠王品性之毛病，原在变更不一，多有贻误”。

4、隔空交锋

洪、李之争由来已久，而这一次却已物是人非，两名当事者一起沦为阶下囚，使人不禁陡生一丝历史的苍凉感。

与此前在供词中对李秀成的批评相比，洪仁玕此处的批评显然要尖锐得多，措辞也更为严厉，故而言语之中不无偏颇之处。

从表面上看，这一论争似乎是太平天国朝内纷争的余绪，但稍加分析不难看出，洪仁玕此举并非拘泥于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是基于维护太平天国和洪秀全尊严的立场。

洪仁玕这份签驳文书的价值不单在于披露了前之供词中未曾涉及的一些内情，它对我们如何评价李秀成及其供词也不无启示。

由于李秀成在其供词中乞降求抚，如何评价李秀成遂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一桩聚讼已久迄无定论的公案。

有人认为忠王不“忠”，晚节不保，是其一生中的一个污点；也有人断言忠王此举是仿效姜维之“苦肉缓兵计”，是伪降。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内部惟一一位读过《李秀成供》并对之加以评述的人。

他在签驳时反复提到李秀成“变更不一”、“已多更张”、“变迁不常”、“变迁不一”，并提及苏州叛将向李鸿章献城一事，认为“即忠王亦几几不免”。这实际上是洪仁玕对李秀成变节行为的一种含蓄的谴责。

5、死前的气节

同年 11 月 8 日，洪仁玕自忖死期将近，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遂在狱中一气写下数首七言诗，以明心志。由于洪仁玕从被俘之日起就已决意以身殉国，因此，这些诗也可以看作是他的绝命诗。

全诗如下:

春秋大义别华夷，时至于今昧不知。北狄迷伊真本性，纲常文物倒颠之。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足根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

英雄吞吐气如虹，慨古悲今怒满胸。猃狁侵周屡代恨，五胡乱晋苦予衷。

汉唐突厥单于犯，明宋辽元鞑靼凶。中国世仇难并立，免教流毒秽苍穹。

北狄原非我一家，钱粮兵勇尽中华。诳吾兄弟相残杀，豪士常兴万古嗟。

在上述诗句中，洪仁玕以激越悲怆、一泻无遗的笔墨，剖白了自己的志趣抱负和此时此地的心境意表。

上述诗句对我们认识洪仁玕临终前的思想很有帮助。洪仁玕曾是一名较为纯正的基督徒，并且深受西学浸润，对中国日后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充满了憧憬。但在临终前所写的绝命诗中，洪仁玕并无一字谈及宗教和近代化方案，而只是对未能完成反清大业抱恨终天。

在先后被俘的太平天国诸王中，洪仁玕是惟一一位从满汉之别的角度为太平天国的败亡浩叹不已的人。

从以文天祥自况的气节，到严华夷之别的思想，都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位基督徒的影响之深。

11月11日，即洪仁玕写下上述诗句的三天后，沈葆桢上奏清廷，请示对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三人“应如何办理”，并将“各该逆节次供词暨洪仁玕亲笔供单同所作之诗句并签驳李秀成口供原本咨送军机处备核”。

在该奏折中，沈葆桢还谈到对洪仁玕等三人各自的印象，内云：

洪仁政蠢然一物，于贼中情形不甚了了。黄文英貌甚英鸷…其言洪逆内政之昏乱、各酋拥兵自卫之情形，颜有条理。洪仁玕则老奸巨猾，真群凶渠魁。洪秀全谋叛之萌，该逆实怂恿之。己未而后，伪政归其掌握，流毒江浙，几无孑遗。虽核其所言，一味夸张悖诞，而贼中事迹，则颠末甚详。

沈葆桢认为洪仁玕是“真群凶渠魁”，诬称他“老奸巨猾”、“一味夸张悖诞”，这正道出了洪仁玕在清方眼中的地位和分量，反衬出洪仁玕的气节。

11月18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南昌被凌迟处死。太平天国世系至此正式宣告终结。

11月23日，即洪仁玕被俘的 44 天后，沈葆桢遵照清廷上谕，委令按察使文辉会同署抚标中军参将荣翰，将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三人“绑赴市曹，凌迟处死”。

在就义前，洪仁玕慷慨悲歌，吟有一诗:

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我国虽消逝，他日必复生。

从文意上看，这四句无疑是洪仁玕真正意义上的绝命诗。

于是，在这个寒风萧瑟的冬日，洪仁玕带着未尽的心愿，抱着无穷的遗憾，被刽子手活剐至死，时年 42 岁。他以正值英年的生命，实践了自己“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誓言。

6、劫后余生的洪葵元

最后我们再看看洪仁玕家人的命运。

洪仁玕原配胡氏早卒，续娶张氏，生有三子：葵元、兰元、芝元。

长子洪葵元年龄比幼天王洪天贵福稍长，后期也参与朝政。天京陷落前夕，他曾与诸王一同在忠王府会商粮务。

湘军攻破天京后，洪仁玕家眷俱陷城中，仅洪葵元一人随幼天王逃到广德，后又一同赴赣。在石城杨家牌遭到清军夜袭之前，幼天王曾亲见洪葵元骑着一头骡子。

至于洪葵元后来的下落，据云：

洪葵元脱逃后，先在广东某村为佣，后来遭到清吏缉捕，幸而得到德国巴色会黎力基牧师的庇护，先在其家中暂充侍役，后来转入教会附设的李朗书院读书。

其后，洪葵元娶妻江氏，并生有一子，终因官府仍事缉捕而被迫携家眷亡命美洲。施其乐先生则利用巴色会档案，对洪葵元的流亡经历考订甚详，与前说可互为参证。

据载，洪葵元自江西逃回广东后，步其父当年的足迹，来到香港寻求巴色会的庇护，结果被雇为教会的教师，在新安县樟坑迳任教。1873年，在黎力基牧师的撮合下，洪葵元与一20岁的女子成亲。

新娘原名秋菊，自幼从上海被拐卖到香港妓院当雏妓，后来为教会人士所收留，入教后改名阿怜，其时正就读于巴色会设在香港的一所寄宿学校。

出于安全的考虑，洪葵元后来也从内地来到香港，改在位于西营盘的教会女子学校任教。

1878年，香港筲箕湾的大批巴色会华人教徒移居英属圭亚那，洪葵元便携眷一同前往。

在1885年的年度报告中，黎力基牧师写道：

乔治敦有一所中国人的教堂，我们的一位移民被委任为该教堂的牧师。他是前叛军领袖洪秀全的亲戚，他本人在当时的太平天国南京政府中是个王。

后来他设法逃到香港，被我们教会接纳。我随后派他到李朗，让他在贝隆兄弟手下服务于男童学校。由于与叛军领袖的这一层关系，他在内地难以立足，遂又回到香港，直至1878年与筲箕湾居民一同移居圭亚那。

于是，作为洪仁玕仅存的血脉，锋镝余生的洪葵元最终移居到南美洲北部，在异国他乡繁衍生息，从而幸免于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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