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害忠良、专恣误国的奸邪黄潜善

北宋末年，政治黑暗，国力日衰。与此同时，金朝却崛起于北方，日益强盛起来。金先是联宋灭辽，然后便大举南侵攻宋。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逼近开封，宋徽宗急忙把帝位传给太子赵桓（钦宗），自己逃往南方。

靖康元年（1126年）秋，金兵又分东西两路南下，于十一月破开封。次年四月，撤兵而去，带走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物，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难"，北宋统治到此结束。

五月，康王赵构即皇帝位于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后来高宗又定都临安（杭州），偏安于南方，史称此后的宋朝为南宋。在北宋末和南宋初的朝廷中，形成了主战派和投降派的激烈斗争，黄潜善身居宰辅，同李纲、宗泽等人的抵抗主张相对抗，成为建炎期间投降派的主要代表。他为了推行其投降主张，排斥正直，嫉害忠良，竭尽卖国之能事，终使原来还有那么一点收复中原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了。

黄潜善（1068--1129年），字茂和，劭武（今福建劭武）人。擢进士第，宣和初，为左司郎。潜善为人狡诈，善以谎言邀功请赏。

北宋政和、宣和年间，今陕西、甘肃、山西等地频频地震，房屋倒塌，居民死伤不知其数，但地方官隐情不报。为此朝廷有时派人下去"按视"。

一次，"陕西、河东地大震，陵谷易处，徽宗命潜善察防陕西"。这位钦差大臣，到地方逛了一遭，不知接受了地方官多少贿赂，回到京城，"不以实闻，但言震而已"。昏昧的宋徽宗竟因此给予褒奖，擢潜善为户部侍郎。后来，因事谪毫州，以徽猷阁待制知河间府。

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赵构被拜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中山府（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后赵构自相州至东平（今山东东平）,黄潜善以高阳关路（治所在今河北河面）安抚使领数千入援，赵构大喜。

靖康二年三月，黄潜善得知金人以张邦昌为帝，马上"趋白于帅府"，告知康王，由此愈得赵构信任。不久，康王承制以汪伯彦为显谟阁待制，充元帅；以黄潜善为副元帅。从此，黄潜善、汪伯彦成为赵构的宠信近臣。

靖康二年五月赵构称帝改元之后，黄潜善、汪伯彦二人更是狼狈为奸，互为奥援，千方百计向赵构谄媚邀宠，因而迅速升迁。先是黄潜善自徽猷阁直学士、副元帅升为中大夫、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汪伯彦自显谟阁直学士、中大夫、元帅除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六月，黄潜善擢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汪伯彦擢知枢密院事。七月，黄潜善升为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中书侍郎，成为右相。为相第五天，即将其兄、户部侍郎黄潜厚升为尚书，"兄弟同居一省"。时李纲为左相，不久后，李纲被罢，黄潜善独执国政，成为当时权力最大的大臣。

黄潜善身居宰辅，时当国家丧乱之际，不思辅佐主上收复故国，重整山河，而唯一味媚主求荣。他总是以甜言蜜语对高宗进行毫无根据的吹捧，今日颂高宗"盛德所以通于神明"，明日誉高宗"大哉王言，此中兴之兆"，后天又赞"陛下武英大度"，直把高宗捧得飘飘然而忘乎所以，心里充满了对黄潜善的好感。

建炎二年（1128年）十二月，黄潜善又自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光禄大夫、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左相。汪伯彦则升为右相。邪恶无能的黄潜善在国难当头之时，毫无建树，却以攀附幸进而位极人臣。

李纲是主战派的著名代表。"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虽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诚意气凛然动乎远迩。每宋使至燕山，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

以李纲这样的人才和威望，当国土沦丧、强敌压境之际，无疑乃国之栋梁，堪可宝贵。但黄潜善妒贤嫉能，为推行其投降卖国主张，百般排挤倾陷李纲，使李纲根本无法贯彻实施其抗战措施，难以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重大作用。

早在靖康年间，李纲就曾力挽狂澜，阻止了避敌南逃之议，提出了"整饰军马，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的战略，曾一度鼓舞了士气，一时颇有匡复振作之象。但宋钦宗后来又听信了"浪子宰相"李邦彦之谗言，罢李纲尚书右丞之职以媚金人；甚至为了与金达成和议，竟以"纲主战议，丧师费财"为由，将李纲再谪宁江。

不久，金兵再度攻入，宋钦宗看到议和并不能起到阻止金兵南侵的作用，于是再次起用李纲。李纲率勤王之师行至中途，都城失守，徽、钦二帝被金人虏去。赵构开大元帅府于河北，复李纲旧职；即位之初，因李纲最孚众望，乃拜其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李纲颇思竭尽匡扶之责，为国效力，实施其抗战主张，以保宋朝社稷。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纲主张抗战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其很多设想都是可行的。

但是，在奸佞当道的情况下，李纲再度受挫，他的满腔热血只能付诸东流。

李纲拜相，黄潜善等投降派立即群起而攻之。黄潜善、汪伯彦自认为有"攀附之劳，拟必为相"，对李纲为相非常嫉妒和不满，千方百计进行排斥和打击，对李纲的一系列正确建议极力进行阻挠和破坏。

李纲拜相后，首上十议，其大略为：一议国是，反对屈辱求和，主张战守；一议巡幸，认为皇帝驻地"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一议僭逆，主张处死国破僭位的张邦昌"以为乱臣贼子戒"；一议伪命，提出"国更大变，士大夫屈膝伪庭者，不可胜数，宜依唐肃宗六等定罪，以励士风"；一议战，认为"军政久废，宜一新纪纲，信赏必罚"；一议守，主张"沿河及江、淮、措置抗御以扼敌冲"；一议本政，反对政出多门及阉官、恩悻、女宠干预朝政；一议责成，主张"择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一议修德，主张"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以副天下之望"。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李纲所上十议，应该说是御敌安邦的宏猷良策，高宗如果真能切实贯彻实行，或许会有中兴之望，但黄潜善等人却大加阻挠。他们作贼心虚，对其中"僭逆"、"伪命"二议尤为讳忌。李纲进"十议"后，"帝与潜善等谋之"，黄潜善等人为高宗出谋划策，将李纲的"僭（jian四声）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李纲据理力争，但黄潜善坚持异议，"主邦昌甚力"。李纲对高宗说："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纲"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当以笏（hu四声）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

但当时李纲为举国军民希望所在，高宗还不能舍李纲而不用。后来，李纲虽然作了让步，提出"邦昌罪当诛，陛下以其自归，则贷死而窜之"，但黄潜善仍然百般庇护张邦昌，说什么"在远不如在近"，结果，仅贬张邦昌节度副使，潭州安置。

赵构称帝后，在皇帝应驻跸何处的问题上，朝廷内形成了两派的对立。李纲志在恢复中原，认为"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天子应该"示不忘故都，以系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天下之势遂倾不复振矣"。又认为，"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无其事，虽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

李纲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具有长远的战略预见，其主张是正确的。但是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迎合高宗避敌苟安的心理，力主"巡幸东南"，阻止李纲之议，将李纲的诸多论柬"留中不报"。

建炎元年七月，高宗"诏幸东南","李纲极论其不可"，并且详细论述了驻跸西北的好处，指出："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委而去之，岂唯金人乘间以扰关辅，盗贼且将蜂起，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且不可得，况治兵制敌以迎还二圣哉！为今之计，或当暂幸襄、邓以系天下之心。盖襄、邓西邻川、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进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东连江、淮，可以运谷粟，山川险固，民物淳厚。今冬计且驻哔，俟两河就绪，即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

在李纲的力争之下，高宗不得不收回手诏，"许兴南阳，以范致虚知邓州，修城池，治宫室"。但"既而潜善与汪伯彦力请幸东南"，使高宗既许之议复又动摇。

看到黄、汪等人的阻挠和破坏，李纲对人说："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争之。"于是李纲向高宗进言说："臣近者屡蒙宸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进机务，多未降出，此必有间臣者。"又"极论君子、小人不可并立，且言疑则当勿用，用则当勿疑"，但高宗惑于黄潜善等人之言，并不能真正倚信李纲，"后数日，遂有并相之命"，授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用以牵制李纲。

金兵虽灭掉了北宋，但北方人民出于民族感情，并不愿接受金人的统治。河北、河东两路军民奋起反抗，他们"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

李纲认识到了北方人民中间所蕴藏的巨大力量，认为"不早遣使慰谕，即为金有"，请求朝廷招抚。主张在河北、河东分别置招抚司和经制司，"择有才略者为之，使宣谕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张悫（que四声）也提出："河朔之民，愤于兵乱，自结巡社；请依唐人泽潞步兵、三河子弟遗意，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且从靖康诏旨，以人数借补官资，仍仿义勇增修条画，下之诸路"。

为更好地推行招抚计划，李纲还荐举张所为河北招抚使，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张所、傅亮等还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具体招抚措施，张所"请置司北京，招谕山寨民兵，俟就绪日渡河，先复怀、卫、浚州及真定，次解中山之围，给地养民为兵，如陕弓手法"。张所在靖康间割两河之时，即建言"以蜡书募河朔民兵入援"，已深得士民之心，"故所之声满河朔"。他去此地实施招抚之计，是大有希望的。傅亮，"西人，习古兵法，纲谓可为将"，他"请置司陕府"，建言："今经制司所得兵才万人，皆盗贼及溃散之卒，未经训练，难以取胜。陕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锐，旧以童贯赏罚不当，陷于民间；若厚资给以募之，不旬日可得二万人，与正兵相表里，度州县可复即复之。"李纲的招抚大计，受到人民群众拥护，"所、亮既行，两河响应"。

对于李纲等人这样至关重要而又唯一可行的光复大计，黄潜善等人也丧心病狂地加以百般阻挠和破坏。张所刚刚受命，黄潜善即指使其党羽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所置司北京不当，又言招抚司置后，河北盗贼愈炽，不若罢之"。李纲据理予以痛斥："所留京师招集将佐，今尚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骚扰！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今京东、西群盗公行，攻掠郡县，亦岂招抚司过邪！时方艰危，朝廷欲有经略，益谦小臣，乃敢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河东经制副使傅亮"军行才十余日"，本来反对招抚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竟一反常态，居心叵测地诬傅亮"逗留","使即日渡河"。傅亮说："今河外皆属金人，而遽使亮以乌合之众渡河，不知何地可为家计，何处可以得粮，恐误大事。"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渡河离开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占区作战的艰难，黄潜善等人不许作任何准备而催促其即刻启程，显然是蓄意破坏。为此，李纲不得不出面"为之请"，而"潜善等不以为然"。至此，李纲完全看透了黄潜善等人的险恶用心，意识到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针对自己的。为此，他在高宗面前愤然指出："招扰、经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张所、傅亮又臣所荐用。今黄潜善、汪伯彦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鉴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议而后行，而二人设心如此，愿陛下虚心观之。"这段话蕴含着李纲当时难以名状的内心痛苦：自己在为国事辛苦操劳、尽心谋划，而黄潜善等人却在为争权夺利而对他千方百计进行沮抑排挤，为此不惜误国；自己顾全大局，遇事主动与黄潜等人商议，而他们仍一味与自己作对，并不能和衷共济，共赴国难；自己竭诚报国，用心良苦，但高宗并不能倾心信赖。

在奸臣当道、自己壮志难酬的情况下，李纲仍然寄希望于高宗"虚心观之"，区分是非善恶，但是，此时昏庸的赵构已有成见在胸，他并不需要"观之"，而只听信黄潜善等人的奸言。"既而潜善有密启，翼日，帝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司，赴行在。'纲留御批再上，帝曰：'如亮人才，今岂难得？'纲曰：'亮谋略知勇，可为大将，今未尝用而遽罢之，古之用将恐不如此。'帝不语。纲退，亮竟罢职"。

至此，李纲已完全绝望，只能自求罢去了，他悲愤地向皇帝请求："圣意必欲罢亮，乞付黄潜善施行，臣得乞身归田里。"

此时，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合力攻击李纲，再加上侍御史张浚又附和黄、汪，亦弹劾李纲，最后终于使李纲被罢职。

李纲为相前后只有75天，便被黄潜善排挤出了政治舞台。李纲罢相后，"凡纲所规画军民之政，一切废罢"；张所以"罪"去职，傅亮以母病辞归，两河招抚司、经制司皆废。宋代所仅存的一点复兴之望终于破灭。后来，两河郡县相继沦陷，北方已无立足之望，宋高宗也不得不"东幸"了。

对于李纲之被黄潜善等人所排挤而不能为用，《宋史．李纲传》以极其痛惜的笔调论曰："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则安，用小人则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其谋数不见用，独于黄潜善、汪伯豢、秦桧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见与人殊哉？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嗷嗷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

此论虽带有英雄史观的色彩，但其怜李纲之孤忠、恨黄潜善等人之奸恶、叹宋代之不振的心情则是可以理解的。"

黄潜善等人的倒行逆施、嫉害忠良，激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不满和反对。先是岳飞"上书论黄潜善、汪伯彦不图恢复"，但"以越职夺官"。太学生陈东，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过去曾以伏阙上书"请诛六贼"著称于世。他拥护李纲等人的抗战主张，坚决反对黄潜善等人主和投降的卖国行径。

靖康元年，李纲被罢尚书右丞，陈东就曾率太学生数百人上书，要求恢复李纲之职。"书奏，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驱李邦彦，砾杀内侍数十人。宋钦宗被迫复李纲之职。事后，李邦彦军曾欲谋杀陈东及"士民杀内侍为首者"，只是迫于形势，没有杀成。

宋高宗即，"闻东名，召赴行在"，陈东到达行在后，又逢李纲被罢，于是再次"上疏言宰执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且请上还汴，治兵亲征，迎请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

黄潜善将陈东奏疏皆"留中不报"。陈东的仗义执言，表达了所有正直人士和广大军民的心愿，但却使黄潜善等恨之入骨，"潜善等思有以中之"，准备寻找机会杀掉陈东。

时恰有抚州崇仁人、布衣之士欧阳澈，激于义愤，亦徒步至行在上书"极诋"黄潜善等奸臣。在欧阳澈的上书中，其间有"言宫室燕乐事"者，黄潜善便借此大作文章，说欧阳澈蓄意攻击皇上，以此激怒高宗，"密启诛澈"，怂恿高宗说："若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于是，唯潜善之言是听的高宗将欧阳澈的上书"独下潜善所"，黄潜善马上指令府尹孟庾将陈东与欧阳澈同斩于市。

陈东作为一介书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肠，多次上书，揭露奸佞，辩护忠良，而不计个人安危，其志可嘉，其情感人。陈东这样做，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他甚至还未面见过李纲。"东始未识纲，特以国故，至为之死"。因而陈东的被害，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同情，"行路之人有为哭者"。陈东死时年仅42岁。在国家急需用人之际，陈东和欧阳澈作为难得的忠义之士欲为国出力而不得，而以言被诛，不能不激起人们对黄潜善等人的极度愤慨，如尚书右丞许翰等为此力求罢官，而不愿再与黄潜善等同朝为官。

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狡诈的黄潜善竭力掩饰自己的罪行，明明是他谋害了陈东、欧阳澈，但事后又假作不知，"潜善既杀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独诘其何以不先关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己意",而将府尹充了替罪羊。但欲盖弥彰，正直的人们不会相信他这一套，因此时人更知其奸诈。

黄潜善等人为了擅宠专权和主和投降，容不得任何主张抗战的忠义之士。他们在李纲罢相之后，便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到主战派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宗泽身上。

宗泽，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进士第。康王开大元帅府，以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曾屡败金兵，因而成为举国瞩目的抗战派中坚人物。加之他"质直好义"，为官"国尔忘家"，故威望益著。

宗泽先是被汪伯彦所沮抑。汪鼓动康王让宗泽率兵在外作战，使宗泽"自是不得预府中谋议"，将其变相排挤出帅府。

宗泽离开赵构后，率兵自大名转战开德、卫南，屡战屡捷，使金兵闻风丧胆。"泽威声日著，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就在宗泽在外力战之时，黄潜善被授副元帅之职，与汪伯彦共同排挤李纲、沮抑宗泽，从而使主战派更难申其志。

建炎元年五月，赵构即帝位于南京，宗泽入见，"涕泗交颐，陈兴复大计，时与李纲同入对，相见论国事，慷慨流涕，纲奇之"。

赵构深被宗泽之慷慨忠义所感动，想把他留在南京，但"潜善等沮之"。最后，高宗除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而未能使其在朝廷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时高宗刚即帝位，全国军民精神为之一振，巴望能重整河山，再图进取，因而全国义兵蜂起，纷纷抗金勤王。如果高宗能及时而有效地利用这种形势，当会大有希望。可是黄潜善、汪伯彦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迎合高宗苟且偷安的心理，力主议和，反对抗战。他们大力主张根据靖康时同金订立的屈辱和议，划河为界，割让蒲、解之地。他们甚至阻挠刑部把高宗即位的大赦文书下到河东、河北两路及河中府解州，以此讨金人好感，向其表示和议之诚意。在这种情况下，宗泽再次上疏，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希望高宗抓住时机出师抗战，以图恢复。他说：

"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当兢兢业业，思传之万世，奈何遽议割河之东、西，又议割陕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说以乞盟，终致二圣北迁，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闻有大号令，但见刑部指挥云'不得誊播赦文于河东、西，陕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其民也。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宗泽的满腔报国热情，再次打动了高宗，"上览其言，壮之"。

但由于黄潜善等从中作梗，仅是将时年已69岁的宗泽改知青州，仍然没有重用。

忠义识忠义，英雄惜英雄，李纲深知宗泽的德能，故大力向高宗推举。时开封府尹出缺，李纲对高宗说："绥复旧都，非泽不可。"朝廷因以宗泽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时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情恂恂"。宗泽既至，抚慰军民，惩治盗贼，修治楼橹，并屡出师挫敌，"民赖以安"。

由于宗泽秣兵厉马，竭诚抗战，加之威望素著，此时广大军民无不闻风响应，乐于效命。在这种形势下，宗泽上疏请高宗"亟归京师，以慰人心"，并向高宗尖锐指出："其唱为异议者，非为陛下忠谋，不过如张邦昌辈阴与金人为地耳！" "黄潜善等忌泽成功，从中沮之"，宗泽以极其焦灼的心情上奏20余次，恳请高宗早下回銮之诏，可是，"前后建议，经从三省枢密院，辄为黄潜善等所抑"。他们"每见泽奏疏，皆笑以为狂"。宗泽不得不哀叹："吾志不得伸矣！"

最后，宋高宗终于"用黄潜善计，决意幸东南"，从而失去了坐镇汴京、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

在宗泽留守东京、知开封府时，金曾遣人以使伪楚（张邦昌僧号楚）为名至开封府，宗泽洞察其意，指出："此名为使，而实规我也。"于是"拘其人，乞斩之"。可黄潜善等对金使竭尽保护之能事，他们"皆以泽拘金使为非"，说服高宗急诏宗泽将金使延置别馆，优加礼遇。其奴颜婢膝、认贼作父之态令人作呕。

宗泽同李纲一样，也力主招抚两河义军，而且这方面颇有成绩。当时有"河东寇"巨王善，"拥众七十万，车万乘，欲据京城。泽单骑驰至善营，泣谓之曰：'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时杨时号'没角牛'，兵三十万；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往来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为患，泽遣人谕以祸福，悉招降之"。

另外，宗泽还招抚了王彦的"八字军"，遣"八字军"渡河取怀、卫、浚、相等州。当时义军到处涌现，"山寨忠义之民相应者不啻百万"，他们"引领举踵，日望官兵之至"。宗泽认为，如果把这一巨大的力量组织起来，"中兴之业，必可立致"。

但黄潜善在国难当头之际，仍一味从最卑劣的私利出发，担心宗泽成功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因而又"从中沮之"。他不但诬义军是"以义师为名"的"盗贼"，禁止其勤王，而且还将招抚义军作为罪名，欲罢宗泽东京留守之职，幸有御史中丞许景衡为其出面说话，申明"得宗泽方能保东京，有东京，行在始安枕"，高宗从自身安全考虑，才没有遽罢宗泽之职。

黄潜善不仅完全阻挠破坏了宗泽诸多抗敌救亡的重大措施，还派自己的亲信为东京副留守，以监视掣肘宗泽。宗泽眼见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伸、已经出现的中兴有望的大好形势惨遭破坏，不禁"忧愤成疾，疽发于背"、最后终于在建炎二年七月含恨而死。

在其临终前，"诸将杨进等排闼入问，泽矍然起曰：吾固无恙，正以二帝蒙尘之久，忧愤成疾耳。尔等能为我歼灭强敌，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众皆流涕曰：'愿尽死。'诸将出，泽复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语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泽将殁，无一语及家，但连呼'过河'者三。遗表犹赞帝还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属臣之子，记臣之言，力请銮舆，亟还京阙，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谏！'"译死之际，犹愤愤以故国河山未复为恨，殷殷以赞帝还京、出民水火为念，这位英雄老将的满腔爱国忠忱直可动天地而泣鬼神！因而无怪乎泽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

事过八百余年，今天抚读这段荡气回肠的悲壮史录，仍令人不能不为宗老将军的遭遇和精神而感泣之，由此对黄潜善等奸邪更增愤恨。

《宋史．宗泽传》论曰："夫谋国用兵之道，有及时乘锐而可以立功者；有养威持重而后能有为者，二者之设施不同，其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泽一呼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若响之赴声，实由泽之忠忱义气有以风动之。抑思民目睹君父之陷于涂淖，孰无愤激之心哉！使当其时泽得勇往直前，无或龉牵制之，则反二帝复旧都，特一指顾间耳。黄潜善、汪伯彦嫉能而居功，使泽不得信其志，发愤而薨，岂不悲哉！"又论曰："泽之易篑也，犹连呼'渡河'者三，而鼎（赵鼎）自题其铭旌有'气作山河壮本朝'之语，何二臣之爱君忧国，虽处死生祸变之际，而犹不渝若是？而高宗惑于奸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谓善善而不能用，千载而下，忠臣义士犹为之抚卷扼腕，国之不竟有以哉！"

《宋史》虽为官修史书，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观点，但上述见解和感慨则是发之有据的。

李纲被罢相，宗泽忧愤而死，军民寒心，将士意冷，恢复中原的希望完全被葬送。宗泽死后，代以杜充，杜充酷而无谋，悉反宗泽所为，"数日间将士去者十五"。在这种情势下，金人南侵更加有恃无恐，"金人闻宗泽死，决计用兵"。

建炎二年十月，宋高宗跑到扬州。十二月，以黄潜善、汪伯彦为左右相，朝廷大权完全被奸臣所掌握。此时形势危如累卵，朝不保夕，但宋高宗却得意地说："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这黄潜善、汪伯彦除了妨功害能、媚上固宠之外，实无一能，他们于御敌大计毫无谋画，只知专权自态。且高高在上，情况不明，所报皆道听途说之辞。他们毫不负责地将城池要地委之于地方官，至于战守之事则概不过问。他们堵塞言路，封锁消息，言事者不纳其说，请兵者不以上闻。

金兵连破州县，日益向南逼进，淮北累有警报，而黄潜善等却说这是寇贼李成余党，"无足虑者"。"北京破，议者以敌骑且来，而朝堂宴然不为备"，张浚率同列谒黄潜善等，"潜善、伯彦笑且不信"。

建炎三年正月，金兵入淮阳，取徐州，破泗州。二月，下楚州（今江苏淮安），陷天长，直逼扬州。当时高宗遣内侍邝询往天长军视事，邝询得知金兵已至，慌忙奔还，告知高宗。高宗得报，大惊失色，急忙披甲乘马，出门而逃，只有五六骑相随。"过市，市人指之曰"官家去也！"俄有宫人自大内一涌而出，城中大乱，高宗与行人并馨而驰。时黄潜善与汪伯彦方共食，"或有问边耗者，犹以不足提告之。堂吏大呼道："驾行矣！"黄潜善、汪伯彦一听，惊得魂飞魄散，相视仓惶，然后，"戎服鞭马南骛"，拼命奔逃。当时军民争门而死者，不可胜数，"人无不怨愤"。"时军民怨黄潜善刻骨"，司农卿黄锷至江上，军士听说其人姓黄，以为是黄潜善，"争数其罪，挥刃而前"，黄锷正要辩明自己不是黄潜善，"而首已断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继至，亦死。给事中黄哲方徒步奔走，一骑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死。左谏议大夫李处逐为乱兵所杀，太府少卿朱端友、监察御史张灏，皆不知存亡。军民们恨透了误国害民的腐败官僚。第二天，金游骑至瓜洲，民未渡者尚有十余万，奔迸堕江而死者近半。

宋高宗由瓜洲过江后，昼夜兼程，于第十一天，即2月13日驻践杭州。就是逃跑的路上，黄潜善、汪伯彦也仍然没有忘记售其奸，他们与高宗计议，下诏尊礼已经死去的万人唾骂的张邦昌，对张邦昌的儿子、兄长"悉令录用"，以向金人讨好。而对于李纲则欲进一步置于死地。高宗到杭州后，赦死罪以下，放还士大夫被窜斥者，但依黄潜善之言，却要"罪纲以谢金"，只有李纲不得赦免。

黄潜善等"狠持国柄，嫉害忠良。李纲既逐，张悫、宗泽、许景衡辈相继贬死，宪谏一言，随陷其罪，中外为之切齿"。早在过江南逃前，就有一些正直的官吏弹劾他们的卖国售宠之罪，但或被罢官，或遭斥逐，谁也奈何不得。宋室南渡，士民死伤无数，国库金帑尽为敌有，从此偷安东南一隅，恢复无望，人们对黄潜善、汪伯彦更加痛恨，上自御史谏官，下至布衣内侍，"皆劾奏之"。其中御史中丞张徵疏劾黄、汪大罪二十，集中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其大略谓："潜善等初无措置，但固留陛下，致万乘蒙尘，其罪一。

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过严，议者咸云：'天子六宫过江静处，我辈岂不是人，使一旦委敌！'归怨人主，其罪二。

自真、楚、通、泰以南州郡，皆碎于溃兵，其罪三。

祖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日车驾起，则仅一两座异致，倾摇暴露，行路酸鼻，其罪四。

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潜善等柄任以来，直至淮上，所存无几，其罪五。

士大夫既不预知渡江之期，一旦流离，多被屠杀，其罪六。

行在军兵，津渡不时，仓卒溃散，流毒东南，其罪七。

左帑金帛甚多，不令装载，尽为敌有，其罪八。

自澶、濮至扬州，咸被杀掠，生灵涂炭，其罪九。

谢克家、李擢，俱受伪命而反进用，其罪十。

潜善于王黼为相时，致位侍从，故今日侍从、卿监多王黼之客，伯彦则引用梁子美亲党，牢不可破，罪十一。

职事官言时病者，皆付御史台抄节申尚书省，壅塞言路，罪十二。

用朝廷名爵以胁士大夫，罪十三。

行在京师各置百司，设官重复，耗蠹国用，如以巡幸而置御营使司，则枢密院为虚设，置提举财用，则户部为备员，罪十四。

许景衡建渡江之议，挤之至死，罪十五。

身为御营使，多占兵卫，不避嫌疑，罪十六。

敌人相距，斥候全无，止据道涂之言为真，致此狼狈，罪十七。

敌骑已近，尚敢挽留车驾，罪十八。

卢益自散官中引为八座，遂进枢副；伯彦之客为起居郎，有罪补外，遂除集英修撰；二人朋比，专务欺君，罪十九。

国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

渡江伊始，局势不稳，人心未定，高宗看到人们群起反对黄潜善、汪伯彦，感到不对其有所处置，不足以安定人心，因而在张澂上疏之后被迫罢黄潜善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落职居衡州。朝臣认为处置太轻，不久，责授镇东军节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对黄潜善的偏袒庇护，引起很多大臣的不满，右司谏袁植上疏请求将黄潜善"斩之都市，以崇国体"，高宗不许，并罢袁植官。最后仅将黄潜善降为江州团练副使，秘书少监。建炎三年六月，黄潜善死于梅州，竟得善终。

提起宋代奸臣，人们首先会想到秦桧，而易于忽略黄潜善。秦桧投降卖国，谋害民族英雄岳飞父子，其罪固不容诛，理该遭到万世唾骂；黄潜善媚敌主和，排抑李纲、宗泽等忠义报国之士，亦实令人发指。秦桧，叛卖于宋室既渡之后，黄潜善行奸于南宋偏安临安之前，断送了匡复中原的最有希望的时机，其误国之罪，实不在秦桧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