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口述：（29）入陕之役

直皖战争造成了直系军阀炙手可热的权势，属于皖系的官儿们，都不得不随着他们首领段芝泉先生的失败而一一下台。

陕西督军陈树藩虽为陕南人，但系段的学生，也算是段系人物，此时，亦被撤职，改任二十师师长阎焕璋先生继任。

但是，陈树藩拥兵自卫，抗不交代，中央即授命于阎，令带他自己的第二十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人陕，（另有第四混成旅原驻潼关）预备武力接收。

命令下来后，我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由渑池、陕州迁入潼关（第七师走荆紫关经鄂人陕，二十师在最后）。

这条路，在1914年围剿白狼时，我们曾经走过，路熟，人情也熟，百姓都知道我们军纪好，住帐篷或庙宇，绝不住用民房。所以，沿途鸡犬不惊，很得人民的欢喜，我曾作“青山”一诗，纪念这次的行军。

在路上，接到驻邠州陕军郭金榜送给我的秘密文件。

郭金榜原是陕北的一个富农，有一天，大股土匪打他庄子上经过，他迫于威势，特预备酒饭招待他们。

官府抓住这事，说他通匪，以为讹诈他的借口，一次讹诈刚了，又来第二次官司，这样接连不断地闹了几年，他的几顷地倾荡无余，遂愤而真地入伙当了土匪。

日长年久，他慢慢混作首领，由数百人扩充到数千人，到陈树藩为陕督时，他已声名赫赫，成为大股。陈没法收拾他，只得把他收编，令驻邠州。

郭金榜有一朋友与我相识，因这朋友的关系，他对我很表好感，此次知道我入陕，派专人给我送了这个秘密文件，把陈树藩部队的驻在地和人数虚实，一一向我说明，并表示愿听我的命令，决不受陈树藩的指使。

那个秘密文件是一卷毛头纸，里面夹藏一张白纸。那白纸看去并无字迹。代表告诉我说，这是用黑矾写的，须以五倍子泡水浸洗，始显字迹。我如法炮制，果然清清楚楚地显出字迹来。我也用黑矾写成一信，打发这个代表回了邠州。

此时，潼关以内的军队很是庞杂。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都貌合神离，像和我暗通消息的郭金榜，就是不能心服他的一个，真正肯为他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罢了。

还有一部分队伍，就是刘镇华的镇嵩军。刘是河南巩县人，此时任陕西省长，他所统带的这队伍，本是盘踞嵩山的匪首王天纵的部下，民元时由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人，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已。

刘镇华此时态度首鼠两端，对陈树藩说必相助到底，对中央则说绝对服从，欲借此以从中取巧。而在渭河北岸，尚有于右任和胡笠僧的部队。

胡部驻三原一带，部属有邓宝珊、李纪才、岳维峻等，都是慷慨义气，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朋友，时与吴佩孚接洽，其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

于先生为国民党员，直系拟给予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于说钱我见过的，什么文虎章，我看得不值半文钱，全都拒绝不受。

但同时，也引起章太炎先生的误会，使于先生对陕局态度消极，什么事也不肯干了。

潼关内的情形是这样，我的部队遂无阻拦地进了潼关。

我们既入潼关，即倚山搭盖帐篷暂住。我由豫出发时，以刘郁芬留守为后队，令补充连长杨治清在观音堂负看守笨重器械之责。

杨平日很守规矩，但离了大队，忽有跳墙诱奸民女之事，被那女子家长告发。刘郁芬即予逮捕，并录口供，报告前来，请示惩处办法。

我因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能宽容庇护，审问时召集全体官兵讲话，即予枪决。

当时，有人劝我不要如此办，说怕外面人知道，坏了我们军队的名誉。我说不然，公过和私过不同，私过只及己身，可纠正了事；公过则妨及团体、社会和国家，若姑息，则养奸，以后再也不能讲究什么纪律和军法了。

所以，我正要人家知道知道我们部队中出的丑事，且让人民知道我对这丑事是怎么办的。杨临刑时，我问他有什么心愿，尽可交代给我，杨说：“我有两个兄弟。”

他的二弟名治贵，本在我军中，即升为营长，后来升为团长：他的三弟名治全，时年尚幼，我把他找来，供给入校读书，直至南京中央大学毕业。

不久，阎相文先生亦到了潼关。一天，陈树藩和刘镇华派了代表来陈说利害，阻止他前进。阎回答说：“我是奉命而来，不能擅自后退。”于是，详定进攻的计划。

当时分兵三路：第二十师走潼关至长安的大路，为中路；第四混成旅走大路以北渭河南岸为右路，我们十六混成旅则走大路，以秦岭南山山脉，为左路——三路向西挺进。

我们全旅编为三纵队：李鸣钟为右翼纵队，与第四混成旅取联络：张之江为左翼纵队，所走的路多是森林山路，最为困难；张维玺为中央纵队，我自己亲统此队，重兵器亦随同行进。

走了三天，第一队到达临潼，先败陈树藩部姜宏谟于杨猇镇，第二队败陈军于灞桥，第三队败陈部姚振乾于蒲杨镇。

右翼纵队在韩信冢以东即与陈军开火，激战之后，陈军被迫退入西安城内，我们即架炮向城内督军署轰击。数炮之后，城内便送来信，说陈树藩已退咸阳。同时，刘镇华亦出来，欢迎阎督军入长安城。

陈树藩部西退后，复被追击，溃不成军，除一部分归胡笠僧收编外，其余都退逃秦岭南山山中。几天后，吴新田来到，以其第七师驻蓝田，我们部队驻屯咸阳。

陕西督军陈树藩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阎督军电致曹，说十六混成旅训练如何好，纪律如何好，战斗力如何强，在此次战役中功勋又如何，请将我们部队改编为师。

连打两次电报，均未复，三次四次无回话。阎督不肯罢休，直打了八九次电报，才接奉命令，改十六混成旅为第十一师（抵作李星阁师），但附有不加饷不加枪的两个条件，仅给一个空名。——这便是我们在此次战役中所得的奖励。

当时，我将部队编两个旅、四个步兵团。以张之江、李鸣钟充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为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营长。

原任参谋长刘骥被阎督军要去任为督军署军务科长，乃改任门致中为参谋长。

此次入陕战役中，有几点经验很值得提出来说说：

一、只有真正作战始是将领精神与修养的试金石。那种修养不到，精神不及的将领，每至疲乏困苦之时，往往勉强服从，不能以勇猛向前的锐气执行命令，完成任务。

此次，第一队将领即有不能任劳苦忍缺乏之嫌。部属仍持锐气，将领却先垂头丧气起来，使部属生轻视之心，而与之大闹意见（三营营长谷良友不服从李鸣钟调度），不作一声的要数张之江。

二、将领不可徒恃勇猛，必须明白战略战术。李鸣钟以其第三营谷良友殿后为预备队，谷因对李无信心，不肯服从，即擅自冲至前方，击退敌人（这是很信险的，若等到调预备队上来时，预备队已打了，那如何办）。

事后，团长责营长不服从命令，而营长则恃功与之争吵，我派参谋调查真相后，即将营长暂时撤差。

三、埋伏抄袭当机动神速，一分钟也不可错过。负此任务的队伍，又必须有独立作战的性能（既要勇猛沉着，又要随机应变），否则难以奏功。

当陈军退人西安城后，我料定他必由城西溃退，乃派陈毓耀带手枪队一百名赴城西山沟中埋伏截击。不想，陈毓耀到迟了十分钟，陈部大队已过，仅与其卫兵遭遇，打了一阵，只缴下五六十支枪。

其实，陈部犹未过完，而陈毓耀就不知再埋伏着等一等，即连忙率队转回，使战果大减。

陈毓耀回头到小雁塔去驻（民三时我们曾住此），不料，那时敌军骑兵团团长姜宏谟方由韩信冢败退，率残部已驻此。

门上设着岗兵，见陈毓耀至，问是何人，陈问他是何人，陈时只带两人，幸能急中生智，大呼：“后面全队都上来！”姜兵闻而大恐，越墙而逃，苟不然者，陈毓耀必吃大亏，此亦鲁莽失着之处。

四、作战必须处处周到，尤须有科学知识，常以一个小漏洞，而受极大影响。我们既已入城，派人偷听电话，陈军未将城中电话线割断，他们在电话中说的话，都被我们听见。

一边说：“你是哪里呀？”“我是咸阳！”“你知道督军来了吗？”“知道了。”“你知道敌人追上来了吗？”“知道了。”“你们快派刘旅长抵一抵！”“刘旅长没了人，不能干了。”“那就派马旅长。”“马旅长刚刚过河，人也没吃饭，疲倦死了，实在没办法了！”

我以此详悉敌情，派人尾随猛击，陈军多被缴械（有刘旅长志愿投诚），获三八式步枪数百支，日本造新式陆炮四门（以往皆沪造山炮）。

五、将领当勇猛与谨慎兼备，拿住分寸，若过于谨慎，必难成大功。此次，第一团第一营追击敌兵，即以过于谨慎，而所获不多。盖那时陈军溃乱，士无斗志，若果大胆地追击前去，决不止缴获那数百支枪的。

六、《孙子兵法·行军篇》云：“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这是经验之谈，行军时必当提防。

我率第三队行至中途，见河水中有泡沫，心知上流必发大水，乃急忙渡河。队伍刚过完，洪水已泛滥而至。若是稍有耽搁，不是不得渡过河去，就会全团人葬身鱼腹矣。

七、从外国买来的弹药不可深恃。我们炮兵此次攻城，炮弹多有未爆炸者。我入城后，一友请我吃饭，我亲眼看见他陈列着两个未爆炸的炮弹在客厅里，就是我们在入城前射进来的炮弹。

八、料敌须果决，不可犹豫轻听。当陈树藩退却时，有一服装阔绰，自称青海代表的人谓有秘密要事面告阎督军。

阎召见，他报告陈树藩已亲率三旅人由左翼包抄过来，阎督军甚惊慌，谓我曰：“焕章！你看怎么办？”我看明白陈军的颓势，料他已无力再举，我即说：“这是陈要退兵，怕我们追击的诡计，请将报信者扣押起来。”后来一探听，陈军果已退却了。

九、用人不可徒观外貌，徒听言语，惟真正做事始可验其为人。我们入潼关时，派参谋处副官刘明山经由西安到凤翔给第十五混成旅管宝斋送信。

他先自告奋勇，满口答允，到动身时，他又磕头央求，不敢前去。刘平时最会说好听的话，因此，颇得人信任，不想遇事如此懦怯！我即将他开缺。

这一次的战事，推原祸始，刘氏实不能辞其咎，当阎相文先生督陕的命令发表后，刘一面佯为服从中央，一面却挑拨陈树藩拥兵抗命，陈树藩不知道他两面取巧的诡计，见刘为他撑腰，即有恃无恐，真的干了起来。

其实，若是刘向他说明自己服从中央的态度，陈树藩是绝对不敢抗命的，及至陈树藩兵败南退，刘知将陈之手枪队和重炮全部缴收，开城欢迎阎督，他依然做了省长。

刘镇华为人就是如此，此时阎督到任，他一面对洛吴尽力巴结，一面即以种种手段与阎督刁难。

阎虽担着陕督的虚名，然渭河北岸皆胡笠僧势力范围，秦岭以内为陈树藩残部所盘踞，尚有其他杂牌军队则盘踞秦岭以西。

陕督所辖者实际只有北起渭河，南至秦岭之间，宽阔不过六十里的一块狭长地区。在这样一块小小的辖境内，却要给养几师的驻军：即第二十师、第六师、第四混成旅、镇嵩军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外加胡笠僧还不时向阎督要械弹要给养。

此外，当阎督未入陕时，曹仲三、吴佩孚将所谓顾问、参议、谘议八百多人一股脑儿塞给了他，要他带在任上，予以相当安插。

阎到任后，这八百“顾”“参”“谘”，就每天跑到督署向阎要官要钱。那时，督署中每天要开五十桌酒席，以应酬他们，若以每桌十元计，仅此一项，每天就需五百元。

若是取消此项应酬，势必得罪这八百大人先生，亦即得罪了曹吴；若不取消，则数万人的军食尚且不能维持，哪有力量供应他们？

此时，陕西下了两个多月的淫雨，甚至西安到潼关的大道也阻隔不通，运输既断绝，什么也办不来。而刘袖手旁观，不肯出一点力，拿一文钱。

当阎督刚到任时，刘不知阎是怎样的人，很有些畏惧之心，曾百般地向阎督买好。那时，告诉阎督，说他留有数百万两的烟土，以此供应军食，可保无虞。

哪知，相处日久，摸清了阎督的性情，看着阎督不大说话，是个厚道省事的人，刘即渐渐改变态度。第二次问他烟土的事时，他就说只有五十万两，到后，又说只有十万两了。

阎连忙派人查数，刘又说：“烟土有是有一点，现在尚未收来。将来收齐。也不过二三万两罢了！”那时阎督处在那样的境地，而刘竟这样地刁难他，作弄他。

阎督军陷入无边的愁城之中，心里不能一刻舒展，又无法可以自拔。而那八百“顾”“参”“谘”，还对他种种不能满意，每天闲着没事，就捏造许多流言，向曹、吴报告，百般的捣鬼。

此时，吴佩孚已到了汉口，正要进攻宜昌，与川军起衅。时陕西有郭坚部队驻凤翔，打着靖国军的招牌，在地方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凤翔本不是贫瘠的地方，因为他的部队盘踞，弄得凋敝不堪，人民纷纷到省里告发，原先刘镇华和奉军等亦曾打过他，而无可如何。

阎到任后，吴佩孚想利用他去打四川，曾与他有过接洽。郭坚拿着这个借口亲自到省城来，向阎督军要东西，要子弹六十万发，要枪械五六百支。

他在省城住一张某家，成天恣情胡闹，阎督军因他过于荒唐，无可理喻，便召集吴新田、阎智堂和我商议，思乘此办掉他，为国家人民除一大害。阎督军当下给我一个手谕，决定第二天在西关军官学校设席，请他吃饭，就宴席上把他解决。

那天，郭坚到后，客人尚未到齐——只到张某和刘骥等——预先埋伏的一连人，以无经验，急着自墙上探头挤看，竟把一座砖墙挤倒。郭坚带卫士有二三十人，都带着枪，枪上插有刺刀，此时，看见情形不对，便实行卫护。

郭坚本人也掏出了手枪，在此紧急关头，我急忙上前一把将郭坚抓住，手枪队亦蜂拥上来，将郭之卫士缴械。刘骥和张某事先均不知情，张逃至门口，岗兵以为是郭坚，上前抓住，叫他光着背跪在地上，报告我说，外问又拿住一郭坚。

我跑去看明，他说：“我未做亏心事，你如何捕我？”我因他不过交友不慎，并无何罪恶，即一笑释放之。刘骥跳墙而窜，把腿摔伤，疼了多日方好。

郭坚被捕之后，先把阎督军命令拿出来向他诵读一遍，而后执行枪决。临刑时，百姓们人山人海地围着，无不称快，此事实为阎督建立了不少的威信。

郭坚办后不久，吴佩孚又不知听了谁的什么报告，忽从汉口致电阎督，责备他不负责任云云，措辞极为难听。

在这以前，阎曾听说有人在曹、吴跟前告发他滥用安福系人员等十五条罪状，本已非常难过，此时，又无缘无故受吴这样一顿横蛮的责骂，越发懊恼难言。

他接这电报时，我们都在旁边，我看见他流着眼泪，无言得只是叹气。我们劝解了一会，他也没什么话说。时已天晚，我即转返咸阳。哪知第二天黎明时候，忽接到电话，说阎督昨夜喝了大烟，命已垂危，不多时，又接到电话，说阎督已经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