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曾经提出的三个问题：不是问题的问题

#时事热点头条说#

　　厉以宁先生已经离世了。

　　我愿意多给这位前辈一些尊重。他的名字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紧紧地绑定了，在那个激荡人心的时代，总感觉厉老推动了什么，又感觉有太多太多的未尽人意。

　　就说股市。

　　中国Ａ股市场是二亿股民的痛点，很多人赔了钱骂厉以宁，因为他起草了《证券法》，这当然是非理主义的表达；作为一名学者，没什么权限，也不是直接的管理者，厉先生担不起这么大的恶名。

　　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不是《证券法》，一个以融资为价值取向的市场，又叠加上了Ｔ＋１与涨跌板的组合交易模式，决定了大资金主导的投机，远比价值投资更具诱惑力。因此，它不会是一个有效的投资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官方方式，又助长了根深蒂固的腐败；中国的Ａ股没有做空机制，也就不存在股评家每天扯来扯去的“趋势”，它只能是一个不断重复着Ｋ线震荡属性的太极轮回，也就是来回割韭菜的走势模式。

　　因为单向的上涨获利必须消化掉，不砸你个谈股色变，也难以获利，诚如缠师所言：跌是爹。老胡不算贪婪，因而也不用太恐惧，继续玩他的无限加仓大法。

　　厉老真正得罪的不是股民，而是下岗工人。

　　我的一位老朋友愤怒了一辈子。

　　那时国企改制，以极低的代价将以数千万计的工人抛向了社会；年青人尚可去弄潮，老职工又不到退休年龄的，难免要经历一场人生磨难；并且政策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具体纠葛，我那位朋友因手续上的种种原因，一直拿不到补发的工资，整整折磨了大半辈子，直到去年才正式解决了。我跟他谈厉老，简直是找死。

　　其实，下岗待遇以及方式，厉老后来谈起来，也非常纠结，表示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这没有用，因为他的名字已经与国企改制紧紧连在一起了。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厉老是奔流的江水上翻飞的浪花，浪花很夺目，而江水却有它自身的归程。就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历程而言，我们如黄河的九道湾，曲折前行，时至今日，已经越发地看不清方向了。

　　厉老也有自己反思，他认为改革并不彻底，至少还有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进一步明确产权保护。

　　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大问题，因为中国的宪法已经很明确：“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法都有了，不能说没有明确产权保护，它还算是问题吗。

　　这就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它的确是一个问题，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产权保护，而是行政权是否是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如果行政权不受法治的约束，甚至可以重新定义法，那厉先生提出的问题就太肤浅了。

　　中国需要做的不是增加产权保护的条款，而是回到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再平衡。

　　人们常会争议，美国不也一样有干预吗？哪有绝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这是知识点的问题，同样有行政干预，一种要述诸市场化行为，另一种是非市场化行为，这完全是两回事。非市场化行为是超越法治的，是所有制的属性，其它国家没这种问题。

　　以教培为例，是不是应该取消教培是一回事，以什么方式取消是另一回事。教培是工商颁发的执照，拥有合法的经营权，没有违规触法，它也不存在对市场经济有什么破坏力，如果说什么问题，根本上是要弱化教育的私权。这是制度安全性的定位，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于是，一纸文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这就是非市场化行为。

　　这不是一个错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这就是厉老提出来的问题。

　　教培可以取消，在处理过程中，要符合法治精神，要向投资者解释清楚，合法的经营为什么要取消？损失谁来担？又是谁有这种权力取消，是人大提案通过并制订妥善处理的细则，还是行政口一道命令强制执行？这个差异，对旁观者来说，可能无感，对投资人来说却是一道霹雳。这意味着，在投资人的心理感受上，会有一种不确定：任何合法的行业，行政管理者都可以重新定义你的合法性，那么，宪法中：“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否还具有公信力？今天允许你发展壮大了，以后呢？会不会如卢麒元所暗示的，如果你的发展跨越了“边际”，不是犯罪，也要遭天谴，这个“边际”又是谁来定义？这当然是个问题，这种问题都没解决，还谈什么进一步明确产权保护？　

　　这不是经济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立法的问题。

　　最近主流媒体强调不能搞三权分立，那么，政策对市场规则的干预，就唯有靠执行人的智慧了。因为，法不独立，没有任何机制能约束有形之手的雷霆一击。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妥善处理民营经济产权的纠纷。

　　这可以说是上一个问题的伸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公有经济，还是私有经济，法院的朋友甚至会告诉我们说，地方的官司也可以打呀？

　　与上面问题一样，产权纠纷在中国也是超越的，它不能用法律完全解释，甚至也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

　　比如，一些项目的拖欠款，国企往往是政府的代执行机构，它没钱，你起诉它也没用，钱是地方拖欠的。同样的经济问题，同样的拖欠款，民营不太可能与国营执行同一个规则。

　　房地产就是典型的例子。

　　城投负债可以展期，这是经济行为，也是政治行为；民企不但没有可能展期，而且部分土地将被无条件地收回，而当初支付的巨大的土地出让金已经被当地财政花光了。

　　单纯用经济学原理去解释，永远也弄不懂中国经济。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这句话的定位本身就是一个隐语，充满了求生欲。这精神怎么保护？张维迎也说，中国经济未来的突围唯有创新，而创新要靠企业家精神，这只是一种语境，实际的潜台词是在要求取消对民营企业家的歧视性批判。

　　用老胡的话来说，不要给企业家贴上“资本家”的敌对性的标签。老百姓宣泄一下贫穷，大骂资本家没问题，然而，管理者的意识形态中不能将企业家置于对立的、管控的、反复敲打的一方。

　　当企业家精神也需要保护时，那就是不保护不保护的问题，而是我们从根本上，无论是理论的角度同，还是政治的角度，都没有给予私有经营一个“自己人”的体制上的定位，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自己人？是统战的对象，还是经济的中坚，而网络上的情绪，几乎是一边倒，私人经济就是剥削与压迫，这不是阶级斗争吗，那还谈什么信心，谈什么企业家精神？

　　再折腾几个轮回，什么家的精神也精神不了了。

　　现实中，厉老的这一条能解决吗？

　　这是植根于我们百年文化意识中的东西，我们文化意识中一向有奸商的概念，哪有什么企业家精神？对大多数人来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听话的精神，把利润拿出来捐款、与大家共享的精神。

　　没有对理论的清道，资本家这个封印永远也去不掉，民营经济没有所有制意义上的定位，行政权不能在法的框架内发挥调节作用，基本理论还是二百年前的，所有这些ＡＢＣ的问题没有解决，厉老问题就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

　　所以，厉老提出的三个问题，是提了三个寂寞，我的文章也只是写了一个寂寞。

　　简简单单的三个问题，我们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也没有能真正解决，且路漫漫以修远兮，如黄河的九道弯……。